五國故事
（宋）佚名
卷上
偽吳楊氏
先主行密。
渥。
渭。
溥。
偽唐李氏
先主升。
嗣主景。
後主煜。
前蜀王氏
先主建。
後主衍。
後蜀孟氏
先主知詳。
後主昶。
偽吳先主吳王行密，廬州合淝人。力舉三百斤。微時，居常獨處，必見黑衣人侍其側。後既有眾，遂令部兵悉以黑繒冪其首，號曰「黑雲都」。行密之妻兄朱延壽，始為行密稱薦，旋至壽州節帥。而延壽潛以宗姓通於梁祖，將規淮甸。行密乃謀去之，且慮召之不至，遂詐為目疾，凡三年。其妻旦夕視其動靜，以為信。至於私於隸僕，悉避餘人，唯不避行密。密一日謂其妻曰：「吾目疾不瘳矣。諸兒且不克省軍府之事，當屬於舅。汝宜召之。」其妻自以書召延壽。既至，行密處正廳，潛兵以見之，俄而開目，曰：「數年不見舅，今旦果相睹。」延壽惶駭。遂叱勇士執而殺之，仍廢其妻焉。行密雄豪而頗有度量。蘇州刺史成及為部所叛，執送行密。密以其厚重伉直，頗重之，捨於正廳之後。房室間亦有劍甲之類。而行密盛暑中，日以單衣而至，與及飲膳，了無疑忌之色。及又嘗抵行密內室，見行密方起盥漱，而右手擎一沙羅，可百餘兩水，滿其中而洗項，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。
渥，密長子。既襲父位，遂舉兵克江西，虜鍾氏而歸。先是，謠言云：「楊老抽嫩鬢，堪作打鐘槌。」聲猶未率，不堪嗣父事。乃同謀害之而立其弟渭，槌折之言蓋冥符也。
初，溫之與顥同謀害渥，實戊辰歲夏六月也。議既定，其夕將暝，顥已先入。而溫使告顥曰：「今非番直，不欲俱入，慮其謀漏洩。」請顥獨訖其事，然後見報。顥諾之。其夕，既殺渥，遂召溫。溫乃詣城門，大哭，曰：「張顥弒逆，殺害老令公郎君矣。」軍眾皆為之哭。其夕，遂殺顥，立楊渭。渭以溫兼左右軍政焉。渭既為主，至己卯歲，建偽號。先是，梁受唐禪，楊氏遂不復朝貢，因稱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。間一年，渭卒。乃以其弟丹陽王溥襲位，偽謚渭為宣皇帝焉。
朱瑾者，楊氏之名將也。徐溫既出鎮潤州，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，謂之政事僕射。瑾與知訓有通家之好，嘗使知客詣知訓之第。知訓才二十餘，頗以聲色為務，而潛與知客通，取其所佩綃巾。知客懼，歸以告瑾。瑾頗銜之。一日，楊氏會鞠於廣場。知訓與瑾立馬觀之，馬首相接。瑾因揖知訓曰：「那日綃巾希以見還。」知訓知事洩，且慮瑾為變。翌日，遂諷楊氏出瑾為歷陽。瑾知為知訓所排，將整行計，密有圖知訓之意。及知訓指瑾告別時，盛暑，瑾以水遍灑廳事，皆汪洋不可駐足，乃直抵其內。瑾大設宴以待之，出愛姬姚氏薦酒，乃獻名馬。知訓納拜於瑾。瑾以手板擊殺之，截其首，提入以見。楊氏聞變，乃閉諸門，且曰：「伊自有阿爺處置是事。」瑾以楊氏不見納，遂逾城而出，因墮城下，折足，乃自剄。吳人暴其屍於市，蟲蛆不犯。即日，其事聞於升州知誥。誥謀於宋齊丘。丘曰：「請明公即今渡江定其事。仍馳聞令公，則政事之任歸公矣。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，明公無望矣。」知誥立從之。溫聞知誥已入，遂因而許之。
知誥既代知訓，以厚重清儉鎮撫時俗，頗革知訓之道矣。徐溫嘗入覲，知誥密聞於楊氏曰：「溫雖臣之父，忠孝有素，而節鎮入覲，無以兵仗自從之例。請以臣父為始。」乃命溫悉去兵仗而入。既洎知誥之第，侍奉彌謹。初更睡覺，見有侍於床前者，問之。曰：「知誥。」溫因遣其休息，知誥不退。及再寤，又見之，乃曰：「汝自有政事，不當如此以廢公家之務。」知誥乃退。及溫中夕而興，又見一女子侍立，問之。曰：「知誥新婦。」亦勞而遣之。他日，溫謂諸子曰：「事在二哥矣。汝輩當善事之。」溫好被白袍。知誥每遇溫生日必獻。一日既獻，而座客有諂溫者曰：「白袍不如黃袍好。」知誥遂斥之，而謂溫曰：「令公忠孝之德，朝野所仰。一旦惑諂佞之說，聞於中外，無乃玷亙赫之名願令公無聽其邪言。」溫亦然之。知誥慮溫急於取國，而己非其嫡，不得以嗣，故以是言之。然內謀其家，外謀其國，勞心役慮，數倍於曹馬矣。
宋齊丘既在知誥賓席，溫甚疑之。有石頭大師者，溫頗加待遇。而齊丘亦寓於石頭之精舍。一日，溫謂石頭曰：「宋措大在吾兒子門下，甚非純信之士。慮其近習，不以忠孝為務。師其察之。」石頭乃伺其所為。而齊丘已察其意，自是，晨出暮返，歸必大醉，或以花間柳曲謳歌之辭以示之。石頭乃謂溫曰：「宋措大蓋狂漢耳，不足為慮。」溫由是不介意。
知誥之兄知詢，以徐溫既卒，乃代為金陵節制，為政暴急，仍與知誥爭權。知誥患之，乃紿以楊氏將申輔相之命，使知詢入朝。知詢信之，亟請入覲。及至江都，捨於知誥之第，且不得見。知詢詰之，知誥曰：「吾兄為政暴急，上知之，將加譴責。希待罪於私第，尚恐未暇，況欲見乎」知詢由是始悔入覲，尋處環衛之列焉。
行密四子：渥、渭悉襲偽位，唯濛為溥之長，而長於弓馬。徐氏忌之，故不立而終構其罪，自臨川王廢為歷陽公，幽於歷陽。濛聞將有禪讓，遂殺監守者，與其下二馳赴廬江，指周本。本之子祚閉門不納。本聞之，曰：「我家郎何以不見」祚不答，因執濛官之於外。濛因殺數人而卒。徐氏使溺其家於江中。
知誥在相府，嘗一日不悅。其夫人問之。知誥乃告曰：「夜夢不吉，以是為憂耳。」夫人曰：「夢無吉凶，在人諼之耳。有善諼者，請召之，庶解憂慮。」知誥因出廳事，俄見周宗於庭下，乃謂曰：「我昨夢過順天門，俄而仆地，非凶邪」宗亟拜，賀曰：「此明公宜令人策立也。」知誥大悅，及宗入內室，與夫人同席而飲。後使宗知鹽鐵職務，家遂大富，官至侍中焉。
徐氏將移楊氏之祚，乃以升州為大吳西都，揚州為東都，聲言將遷楊氏於江南，改白沙為迎鑾鎮。俄而逼禪，稱楊氏欲入道，乃營室於茅山，遷溥居之，冊曰：「受禪老臣臣知誥謹上尊號曰『高尚思元崇古讓皇帝』。」溥既渡江，賦詩，略曰：「煙凝楚岫愁千點，雨滴吳江淚萬行。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端坐細思量。」及將遇弒，方誦佛書於樓上。使者前趨，溥以香爐擲之，俄而見害。
李氏以海陵為泰州，置永寧宮於州之門右，遷其族以處，使親信褚仁規為刺史，以專防護。後周世宗渡淮，李氏急使人赴海陵，盡害之。
知誥自以取國艱難，乃志勤儉，金陵雖升都邑，但以舊衙署為之，唯加鴟尾、欄檻而已。其餘女伎、音樂、園苑、器玩之屬，一無增加。故宋齊丘為其挽辭曰：「宮砌無新樹，宮衣無組繡，宮樂盡塵埃。」皆其實也。宋齊丘既以徐氏啟慶開國之宴，遂乘醉大詬於筵上，百僚悚然，知誥隱忍而已。吁，開國祚，首啟宴樂，台臣為之酗酒，《晉史》所謂「我使庾純罵爾於席上，爾又不改」，此之類也。由是言之，蓋非國祚延遠之兆耳。
知誥疾革，以其子景達類己，欲立之。時景達為成王，居守東都。知誥乃密為書，以召景達，使入，將付後事。醫官吳庭紹與知誥診侯，知其將終，且召景達之事，遂密告李景，使人追回其書。俄而，知誥殂。景乃即位。其後吳庭紹迭內職。人罕知其由。
景在位嘗構一小殿，謂之「龜頭」，居常處之以視事。人有偵其所在，必問曰：「大家何在。」「在龜頭裡。」及後有內附之事，人始悟焉。景即位，改元保大。壬子癸丑間，有狂人遍揚州市詬罵市人：「待顯德三年總殺之。」又曰：「不得韓白二人，殺之無噍類。」時朝廷廣順年也，人皆莫測顯德之號。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，世宗襲位，因仍其號，至三年丙辰，王師遂入淮南。時韓侍衛令坤、白太師重遇，並為戒帥。王師既入，將屠其城，而二公戢兵。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眾，悉如狂人之言。周師未南征，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：「檀來也。」眾頗怪之。及揚州建春門有鼉出於水次，眾以為應矣。未幾，王師入，先鋒騎兵皆唱蕃歌。其首句曰：「檀來也。」方明其兆。
偽侍中周宗既阜於家財，而販易，每自灘上通商，以市中國羊馬。及世宗將謀渡淮，乃使軍中人蒙一羊皮，人執一馬，偽為商旅，以渡浮橋而守，繼以兵甲，遂入臨淮。雖金陵弛於邊防，亦周宗務於貪黷，破國之釁有若此者，為臣之咎，不亦深乎？
煜，景之次子，本名從嘉，嗣偽位，乃更今名。有辭藻，善筆札，頗亦有惠性，而尚奢侈。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冪其壁，以白銀釘玳瑁而押之；又以綠鈿刷隔眼，糊以紅羅，種梅花於其外；又於花間設彩畫小木亭子，才容二座。煜與愛姬周氏對酌於其中。如是數處。煜善音律，造《念家山》及《振金鈴曲》。破言者，取要而言之《家山破》、《金鈴破》。又建康染肆之榜多題曰「天水碧」。尋而皇家蕩平之，悉前兆也。初，煜建隆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襲偽位於金陵，因登樓建金雞以肆赦。太祖聞之大怒，因問其進奏使陸昭符。符素辯給，上頗憐之。是日，對曰：「此非金雞，乃怪鳥耳。」上大笑，因而不問。昭符之對，雖涉滑稽，而能取悅上情，免其君僭上之責，亦其忠也。偽蜀先主建，許州舞陽人也，世為餅師。嘗葬其父，乃發地數尺而瘞，其棺躍出，有神人謂曰：「此天子之地。女小民何容卜葬」建不聽，但瘞之。棺復躍出，如是者三，乃得葬。其後為忠武軍部將，討尚君長於山東，力戰馬斃，剖之得蛇於馬腹，由是自負。建初以唐朝之命，析黎、雅、邛、蜀四州，為永平軍節度，旋領兩川，封蜀王。及梁太祖受禪，乃僭大號。梁祖以其俱為唐朝勳舊，不敢傲之。又以岐隴不附，欲假建為腹背之患，乃與之通和，使介交質，情好尤篤。建初復書於梁祖曰：「七十州自可指揮，八千里罕因開拓。」又曰：「俱非恃強逼禪，皆以行道濟時」雲。建在位，有漢州人郭迥，耕得古銅牌以獻，有「王建王元」，膺以下六十餘字。建乃改其長子名元膺，以應其事。識者曰：「膺者，胸也；胸者，凶也，皆非吉兆。」俄而，元膺以延巧之夕，將請建宴於東宮，遂謀作亂。事發，元膺伏誅。乃立其少子鄭王衍，是為後主。建在偽位十有二年，凡五改元：曰武成，曰永平，曰通正，曰天漢，曰光天，仍以其偽號易錢文而鑄之。建急於督責，雖倉廩充溢，而聚斂不已。蜀中每春三月為蠶市。至時貨易畢集，闤闠填委。蜀人稱其繁盛。而建嘗登樓望之，見其貨桑栽者不一，乃顧左右曰：「桑栽甚多，儻稅之，必獲厚利。」由是言出於外。民懼，盡伐其桑柘焉。建末年，若於痢疾，疼楚尤劇，但坐錦囊。而疾中顧左右曰：「我見百姓無數，列於床前，詬我曰：『重賦厚斂，以至我傷害而死。今已得訴於帝矣。』」建曰：「我實不知外間如此，今如之何。」未幾而殂。
衍即偽位，荒淫酒色，出入無度。嘗以繒彩數萬段，結為綵樓。山上立宮殿亭閣，一如居常棟宇之制。衍宴樂其中，或逾旬不下。又別立一彩亭於山前，列以金銀、錡釜之屬，取御廚食料，烹燀於其間。衍憑綵樓以視之，謂之「當面廚。」彩山之前，復穿一渠，以通其宮中。衍乘醉，夜下彩山，即泛小龍舟於渠中，使宮人乘短畫船，倒執炬蠟千餘條，逆照水面，以迎其船。歌樂之聲，沸於渠上。及抵宮中，復酣宴至曉。綵樓山遇風雨霜雪所損，及重易之，無所愛惜。又好擊鞠，常引二錦障以翼之，往往至於街市，衍為步障所蔽而亦不知，乃齊東昏高障之類也。好戴大裁帽，蓋欲混己，而人以為泥首包羞之兆耳。衍好燒香，沈檀蘭麝之類，芬馥氤氳，晝夜不息。既而厭之，乃取皂角燒之。其奢縱皆此類也。
初，建立衍為嗣，鑄銅鐘於佛寺，虛懸之，其聲洪遠，建乃謂其下曰：「吾立此鐘，為立太子故也。今聲洪遠，是必東宮將來之慶。」俄而才及八日，其鍾殞地，龍首摧落。建聞之不懌。衍襲偽號，果八年而亡國。衍之末年，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，至成都山上清宮。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，道服。衍自製《甘州曲辭》，親與宮人唱之曰：「畫羅裙，能結束，稱腰身，柳眉桃臉不勝春，薄媚足精神。可惜許淪落在風塵。」宮人皆應聲而和之。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。後衍降中原，宮妓多淪落人間，始驗其語。初，莊宗即位，與通好，命客省使李嚴使於蜀。衍建上清道宮，塑玄元及唐朝列帝宮中，偽尊王子晉為「聖祖至道玉宸皇帝」，塑其形，仍塑建與愆侍立其側，召嚴以觀之。衍因備法駕行朝謁獻享之禮，而亦享唐之列聖。羅人以為朝唐之列聖，蓋歸中原之兆也。謁享之曰，蜀中士女夾道觀之，珠翠簾幕為之照耀。及嚴回，乃言可取之狀。
嘉王宗壽者，王氏宗室中最為賢王。嘗因重陽，衍召宗室及近臣宴於宣華苑，自旦至於繼火，沉湎尤甚。宗壽因以社稷之事言之，涕淚交落。而佞臣藩在迎、顧在珣韓昭等數輩以為嘉王酒悲，因為諧謔，笑玩而罷。及蜀亡，宗壽至洛，表請以公禮葬衍。朝廷因追封衍為順正公。出葬之日，宗壽步從之。尋為淄州刺史，復為青州節度使，以壽終。蜀之王公，亡國之後多所淪喪。而宗壽獨保其終，以見上天福善之道。後唐既平蜀土，乃以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之。及明宗時，安重誨用事。知祥及絕朝貢，尋以長興五年，遂僭大號。初，王氏在蜀建創宮殿，皆紀大匠孟德名氏於梁。俄而終為孟氏所處。
知祥僭號才七月而終，其子昶嗣偽位。昶尚年少，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，遂遷新宮而居。以其宮宇稍廣，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。及有司引至後苑，昶親選擇佳者，亦賜諸王。余則縱去，而民間懼其搜選，皆立求媒伐而嫁之，謂之「驚婚」焉。昶之幼年，有日者周元豹視之，謂知祥曰：「此兒骨法非常，宜愛之。」知祥不聽，後又遣元豹同昶於戲劇之處熟視之。既而告曰：「此四十年偏霸之主，非等閒也。」知祥始喜，由是特加愛念。昶之母后即後唐積慶公主之從車也，嘗在并州，累從征伐，備歷艱難，由是頗務慈儉，常戒昶以固福壽為懷。而昶亦能稟之，寢處惟紫羅帳、紫碧綾帷褥而已，無加錦繡之飾。至於盥漱之具，亦但用銀，兼以黑漆木器耳。每決死刑，多所矜減。而儉止一身，仁唯容惡，乃匹夫之小節耳。然仁道至大，元鑒孔昭，及歸皇朝，終吉天命。遠視李氏，近觀王衍，禍福之道，蓋相方焉。蜀之末年，百官競執長鞭，自馬至地。婦人競戴高冠，子皆謂之「朝天」。又制新曲，名之曰《萬里朝天》，意謂萬里皆朝於己。及歸降之後，崎嶇川陸；至於京師，乃「萬里朝天」之驗矣。昶性畏懦，在位唯每年春一拜知祥之陵，及十一月誕日幸佛寺燒香而已。他無所適。每出則乘步輦，垂以重簾，環結珠香囊，至於四角，香聞數里。人亦不能見其面。故三十年不南郊，不放燈，率由懼非常也。昶後體重，遂不乘馬。內廄惟飼一打球馬，而久不按習，亦不堪乘跨。其餘名馬，多屬之親王近臣耳。
卷下 偽漢彭城氏
先主巖。
第二主玢。
第三主晟。
後主鋹。
偽閩王氏
忠懿王審知。
延翰。
延鈞。
延羲。
延政。
宗屬王延稟、王延彬。
朱文進、卓儼明、李孺贇、婁從效。
張漢思、陳洪進。
偽漢先主名巖，後名，其先上蔡人，徙閩之仙遊，復遷番禺，因家焉。父謙，為賀水鎮將。既卒，以其子隱嗣。隱即巖之兄也。先時，唐末天下藩鎮不受代。而薛王知柔以石門扈蹕，功授唐廣帥。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，隱皆迎納，朝論嘉之。尋自為廣帥。隱卒，巖代其任。初，巖之正母韋氏頗妒，聞其生，乃仗劍於中門，使取其兒至，將殺之。家人不敢匿，乃持去。既見之後，劍輒墜地，乃跪而抱之，曰：「此我家之寶。」遂取為己子。梁朝命冊南平王，以中原多事，乃僭號，改元乾亨，封其子十有八人為王。九年八月，白虹入其偽三清殿中，頗憂畏，中外震懼。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巖，乃以白虹為白友見上，賦以賀之。巖大悅，乃改元白龍，更名謙初為封州刺史，而其母段氏生巖。有日者視之，謂謙曰：「公之諸子，唯少者貴耳。」
又巖性嚴酷，果於殺戮。每視事，則垂簾於便殿，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，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膾之，故有湯鑊、鐵床之獄。又有投湯鑊之後，更加日曝，沃以鹽醋，肌體腐爛，尚能行立，久之乃死。其餘則錘鋸互作，血肉交飛，腥穢之氣、冤痛之聲，充沸庭廡。而巖之唇吻必垂涎及熙頷，若噏膏血之氣者。久之方復常態。有司俟其復常，乃引罪人而退。蓋妖蜃毒龍之類，非可待以人倫也。巖暴政之外，惟以治官殿為務，故作昭陽諸殿、秀華諸官，皆極槐麗。昭陽殿以金為仰陽，銀為地面。簷楹榱桷，亦皆飾之以銀。殿下設水渠，浸以真珠。又琢水晶、琥珀為日月，列於東西二樓之上。巖親書其榜，其餘宮室、殿宇悉同之。每引嶺行商以示奢。亦由之而稱強盛，涼台之寶不亦疏乎巖末年，乃天福壬寅歲。是歲夏四月，避署於甘泉宮。時長星見，乃誦宋孝武萬歲之說，未幾而殂焉。
巖既卒，子玢嗣位，是為殤帝，昏暴益甚，為長夜之飲。二年春三月，其弟晟因人之情，乃使壯士夜以角牴進，因而弒之於長春宮。
玢卒，晟乃襲偽位，改元應乾。江南李氏因湖湘之勢，遂以兵侵其境，為晟所敗。獲其敗卒，盡減去一臂，以歸之江南，由是絕南顧之意。晟僻在一隅，自為強大，以中國帝王為洛州刺史。每宴會，則獨處殿庭之間，侍宴臣僚皆結綵亭，列坐於殿之兩隅。宴酣則有司以檻獸而進。兩傍翼以戈戟。晟親持弓矢下殿。有司引獸檻而前，逡巡，獸出，移庭而上。晟引弓射之，兩旁戈戟競進，獸乃斃。其為樂皆類此耳。晟晚年猜忌，功臣、宗室，誅戮相繼。陳道庠者，嘗為角牴以弒殤玢者。晟既忌之，欲其自退，乃賜之《漢紀》一部。庠受賜，莫知其由，因以問內侍鄧申。申曰：「殺韓信、醢彭越之謂也。」庠因稱疾。晟聞之，反怒申以漏洩，乃兼誅之。晟每誅親族，其子皆鴆死，女有色，遂置嬪御之列。晟之所為雖蠻夷不足以論理，而人倫之內，聞所忍聞焉。
鋹，晟之長子也。年十七，襲偽位，改元大寶。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。又引巫樊鬍子，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，服遠遊冠，妖言以陳禍福。鋹於內殿設帷幄、陳物玩以奉之。鬍子為大帝言謂鋹曰：「盧瓊仙等皆我命之以為爾輔，爾當盡心委之，無得妄有疑慮。」鋹再拜而聽。由是內外淫亂。鋹踵父之奢縱，立萬政殿，飾一柱，凡用銀三千兩。又以銀為殿衣，間以雲母。無名之費，日有萬千。末年，野蕈生於宮殿、御井，石自行百餘步，狐鳴鬼哭，妖怪日作，至於亡國焉。鋹既為天兵所敗，其下乃燔爇府庫。寶貨之外，其真珠至美者，凡四十有六甕焉。及至京師，鋹乃自結真珠龍鳳鞍靶以獻。太祖謂群臣曰：「聞鋹所貢，悉皆手制。其所善止如此。不亡何待邪」鋹在南越，偽封衛王。及歸朝，封恩赦侯，旋改彭城郡公。又進封衛國公。及薨，追封南越王焉。吁，彭城氏非積善之家， 以淫刑為政，加之內理無復禮度，雖滅亡也，而猶獲其令終者，不亦幸乎」
閩忠懿王，諱審知，光州固始人也。長兄潮，次兄圭及審知，軍中號為「三龍」。皆以唐末起兵，為黃巢部伍。巢敗，乃領其眾入泉州，旋自泉州復入福州。初，碎石僧為讖辭曰：「巖高潮水沒，潮退矢口出。」蓋言潮破福州陳巖，而審知終嗣其地也。潮當使日者視己兄弟，曰：「一個勝一個。」審知方侍其側，沾汗而退。審知性儉約，嘗衣紬.一日，褲敗，乃取酒庫官袋而補之。又嘗使南方回者以玻璃瓶獻之。審知看玩久之，因擲於地，謂左右曰：「好奇尚異，乃奢侈之本。今沮之貴，後代無為漸也。」或雲延鈞僭立，以御服被於審知之廟。審知寓夢於延鈞，責之，不肯服。
延翰，審知子也，襲父位，逾年而終。翰妻，博陵氏之女，性悍妒而殘忍。嘗以練縛姬侍而鞭之，練染血赤乃止。又置木掌摑人。一日盛署，天無纖雲，而霆電擊博陵，斃於中庭。或曰，忠懿暴終，博陵之鴆故也。
延鈞，審知次子。延翰殂，遂襲其位，無奇能。故其初數年，頗亦善守，比及季運，乃僭稱大號。號國曰大閩，改元龍啟。即位日，既被袞冕，遂恍惚不能自知。久之，方蘇。乃心許飯僧三百萬、繕經三百藏，尋而稍安，乃托其禮，復於諸寺賽，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。聞者哂之曰：「大閩之應天順人有如此者。」延鈞既僭位，改名鏻.鏻將死，有赤虹入其室，飲以金盆水，吸之俄盡。又芝生殿門。俄而遇弒。鏻死，金陵以閩人語訛戲之，因送綾遂以為花絹，意以鏻為綾，避其諱也。鈞初議僭號，不欲盡兼尊，欲為閩國皇。偽翰林學士周維岳進曰：「陛下俗稱國皇，臣亦止稱翰林學。」又為赦書，有日行五十里之說，聞者哂之。
延稟者，審知之養子，眇一目。人亦謂之獨眼龍，延鈞之兄也。翰既死，稟自泉州率兵而至。因延鈞為主，自還泉州，將行，謂鈞曰：「善守之，無煩老兄再至。」鈞憾其言，後因詐疾，以死訃於稟。稟覆來，遂以兵迎於南台江，斃之舟中。取其首至，而責之曰：「果煩老兄再至矣。」因梟之無諸市。稟之子繼升、繼倫皆奔浙中。初，延稟自光山赴建州，入一山寺劫掠，有僧但誦《法華經》，見稟不起。稟怒，殺之。後常見僧現其形，細視之，乃延鈞耳。稟由是心疑，至是果驗其冤。
昶，本名繼鵬，偽封福王，即鈞之長子也。鈞既為皇城使李仿所弒，而立昶。昶遂改元通文。性狂狷，嘗欲練兵襲金陵。乃於殿庭設大砂羅，於射堋示眾曰：「一發中之，當平定江南。」射堋去庭階才五六十步，砂羅復甚大，果一發中之。其下皆賀，曰：「此一箭定天下矣」。遂發兵至於境上。金陵聞之無所詬責，但曰：「愍其有此大志耳。」昶立，而忠懿王之勳舊悉屏去之，衙兵先號威武軍者，亦棄不用。威武軍，忠懿王之親兵也，以軍額而名之。因召市井屠沽輩，別立宸衛軍名，衣以羅襦銀帶，飲食之器悉皆中金所給，俸賜覆數倍於威武。威武頗怒。一日，潛匣劍，遂取延義於私第而立之。延羲，審知第二十八子也。先時得罪於昶，昶囚之私第。有庭石一根。一日，有白煙一穗起於石上，久之方散。延羲懼，乃密召道士陳守元，即偽號陳天師者也，使禳克之。守元曰：「未必不為嘉兆也。」是夕，兵至其門而迎之。延羲謂昶使人收之，乃逃於廁中，久方出。
延羲即位，改元永隆，移書於鄰國曰「六軍踴躍於門前，群臣歡呼於日下」是也。延羲在位，為長夜之飲，煉銀葉為酒杯，以賜飲群下。銀葉即柔弱，因目之為冬瓜片，又名之曰醉如泥。酒既盈，即不許復置他所，惟飲盡乃可捨。自宗室洎宰臣而下，多以拒命見誅。嘗一夕醉甚，命其偽宰相李准棄市。而准方大醉，臥於市中，唯呼其婢春鶯而已。行刑者不敢殺，因致之他所。明日，延羲視朝，使召准。左右以夜來之命對之。延羲都不能知，乃急召，仍復其位。是日，又宴翰林學士周維岳，復被怒下獄。獄吏拂榻而迎之曰：「尚書無苦憂。昨夕相公方宿此。今亦無恙。」既醒，果然。又嘗會飲極酣。侍者皆退，惟羲與維岳在坐，因顧左右曰：「維岳身軀甚小，而能飲如許酒。」左右對曰：「臣聞酒有別腸，非可以肌體而論之。」延羲欣然曰：「果有別腸。」即使拽維岳下殿，將取別腸視之。左右善對曰：「今侍奉飲樂，唯維岳最有殊量，取其別腸，是無可陪奉者。」延羲然之，遂獲免。其荒淫暴虐率皆此類。延羲末年，為偽客省使朱文進所弒。遇弒之日，延羲將與其偽妃上官，出上官之私第，首篸數花，自九龍殿褰簾而出。三為簾所拂，花墜於地。延羲復整花上馬，馬驚躍不能上者數四。既而不逾數步，為衛士以金槍而害之。閩人每出，衙仗必木為刃，以四金槍衛於馬前，至是乃以此為亂。王氏遂滅。
忠懿嘗問懿山僧國祚修短。僧曰：「大王騎馬來，騎馬去。」忠懿以丙午得閩，至開運丙午歲而國亡。其言驗矣。
延政，延羲弟也。延羲即位，乃請以建州為威武軍。延羲不許，因授延政為建州鎮安軍節使。延政乃自更為鎮武，後復僭號稱大商皇帝，改元天德。以其廳為太和殿。雖服赭袍，而早晚參衙及見四方使介，如藩郡之禮。延羲遇害，閩人有迎延政於建州者。會延政為淮兵所攻，不能下，使其子繼雄至，復為文進拒而殺之。延政終歸於江南，封自在王，尋改光山王，終鄱陽焉。
延彬，圭之子，忠懿之猶子也。圭死。襲其父，封於泉州。頗與延鈞篤，兄弟之分，性多藝而奢縱。日服一巾櫛，日易一汗衫。既醉，必以龍腦數器覆之。無病則亭午方起，能為詩，亦好說佛理。詩人、禪客謁見，多為所沮。宅中聲妓，皆北人。將求妓，必圖己形而書其歌詩於圖側，曰：「才如此，貌如此。」以是冀其見慕。初，圭領兵至泉州，捨於開□寺，始生延彬於寺之堂。既生，而有白雀一，棲於堂中。迄延彬之終，方失其所在。凡三十年，仍歲豐稔。每發蠻舶，無失墜者，人因謂之招寶，侍郎進士徐寅，嘗為《人生幾何賦》云：「任是三皇五帝，不死何歸」後因修合，求藥於延彬。延彬即書其賦辭於紙尾而報之，其風味又類此也。朝廷授延彬雲州節度使。及卒，復贈侍中，葬雲台山。迄今閩人謂之雲台侍中。其詩有尤者曰：「兩衙前後訟堂清，軟錦披袍擁鼻行。雨後綠苔侵履跡，春深紅杏鎖鶯聲。因攜久醞松醪酒，自煮新抽竹筍羹。也解為詩也為政，儂家何似謝宣城。」人多誦之。
偽朱文進者，王氏時為客省使，既弒其君延羲，乃稱藩於朝廷，行天福年號。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封閩國王。泉州指揮使婁從效殺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，以王繼勳代之，遙應建州。文進發兵攻之，為泉人所敗。連重遇乃殺文進，傳首建州，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，為淮兵所阻，不得進。指揮使李儒贇乃推僧卓儼明為主。卓儼明本神光寺僧，住上方。達將自立，懼人情不附，乃假立之示眾，曰：「儼明在神光寺上方，嘗睡庵中，有赤蛇出入其鼻中。此異人也，當迎立之。」眾從其議，未幾殺之。遂自立。既自立，乃表朝廷，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，充福建節度使，知閩國事。後求爵於朝廷，不允，遂歸江南，編入屬籍，賜名「義」，預其偽皇子之列。既而召之，使入覲。孺贇復不聽命，遂為江南所攻，告急於浙兵，救之圍解，乃覲於浙，改「孺贇」。未幾，還本任。復謀叛，為浙兵所戮。其弟孺賓亦誅焉。
婁從效，泉州桃林人也，父諱璋，初與董思安、張漢思、陳洪進等俱為本州偏將。及朱文進篡滅王氏，以其將黃紹頗守泉州。從效等因殺紹頗，而立王繼勳，以應建州。文進舉兵攻之，不克。及江南克建州。從效首請江南之命，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、泉州清源軍節度使、鄂國公。十數年間，頗亦強盛。建隆壬戌歲，從效自五月發疽，至於七月不愈，中外音問不通。群校頗有異議。一日，先鋒指揮使王請入省疾，而從效危篤，乃以關踣之。從效死，眾立張漢思為帥，以洪進副之，使王出守漳州，不聽，又遣戍蒲田，亦不聽，因使眾擊之，垂困，送同安縣羈縻之。未幾而斃。
初，從效有泉南之地。洪進為其大將，與張漢思同列。從效死，漢思有其郡。且請節制於江南，以洪進為節度副使，而頗忌洪進。一日，設筵將害洪進，俄而地震，漢思惶惑。洪進遂起出。他日，洪進率子弟徑入衙署，取其符印而廢之，送家莊。洪進因請命於朝廷，授以平海軍節度使。太宗即位，乃修朝覲，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，封岐國公，終贈中書令，謚曰「忠順」。
論治史方法
論治史方法
一
歷史本系複雜人事之記錄，尤以中國史綿歷之久，包涵之廣，記載之詳備，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，更何論於今日。近人治史好言系統，然系統亦未易求，晚近學人言國史系統，不越兩途。一謂自秦以來，莫非專制政體之演進。無論歷史上任何事情，莫不以帝王專制一語為說。秦始皇焚書坑儒，漢武帝表彰五經，排斥百家，盡屬專制。乃至隋唐科舉，明代八股，莫不謂其便於專制，其他一切率類此。
此等說法，起於晚清革命變法潮流之下，不過為當時一種黨人之宣傳。細按之，無當史實。待滿清傾覆，專制政體推翻，此等歷史觀，早應功成身退。而謬種流傳，綿延不絕。據此輩人之見解，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年之政治傳統，全屬不合理。直到最近民國建立，光明稍露，乃始謂驟然有長足之進步。而此等進步，明屬模仿西洋，則中國此下豈不只有西化之一途。此等見解，我故名之曰「近代中國人之維新觀」，實即是一種「崇洋媚外」觀。
又或根據西洋最近唯物史觀一派之論調，創為第二新史觀。其治史，乃以社會形態為軀殼，以階級鬥爭為靈魂。所論厥為自秦以來，中國社會形態之階段分別。若謂中國尚在封建社會之階段中，絕未走上商業資本社會之階段。自謂其對中國史已全部通透，而無奈其誤解。照彼等意見，歷史上種種事跡，總之為上層經濟搾取之一種手腕，與下層無產民眾之一種反抗，相互為消長起伏。如是則僅為彼等政治趨向之一種工具，一種說法，惜亦同樣無當於國史之實際真相。
中國以往歷史，究有何等意義？中國以往文化，究有何等價值？中國將來之前途，除卻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，究有何等生路？此則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。
治史而言系統，固非易事。然若謂歷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積疊，別無系統可求，則尤屬非是。或謂國史尚在逐步整理中，遽言系統，未免過早。今日急務，端當致力於新材料之搜羅，與舊材料之考訂，至於理論系統，暫可置為緩圖。此說亦可商。歷史範圍過廣，苟非先立一研尋之目標，以為探討之準繩，則史料盡如一堆流水賬，將見其搜之不勝搜，將終無系統可言。此如清儒治經，初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，其論亦非不是。而極其所至，訓詁小學日明，經學大義日晦。精熟《說文》、《爾雅》，豈遂通得語孟義理。
竊謂今日治史要端，厥當先從通史入門。中國今日尚無一部適合於時代需要之通史，但以研讀通史之方法治史，為又一事。此兩事雖屬相關，然無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。
竊謂治史者當先務大體，先注意於全時期之各方面，而不必為某一時期某些特項問題而耗盡全部之精力，以偏見概全史。當於全史之各方面，從大體上融會貫通，然後其所見之系統，乃為較近實際。其所持之見解，乃得較符真實。而其對於史料之搜羅與考訂，亦有規轍，不致如遊魂之無歸。治古史本求通今，苟能於史乘有通識，始能對當身時務有貢獻，如是乃為史學之真貢獻。不致將史學埋沒於故紙簏中，而亦不致僅為一時之政客名流宣傳意見之利用品。
二
治史者先橫亙一理論於胸中，其弊至於認空論為實事，而轉輕實事為虛文。近人每犯此病。史跡浩繁，或與自己所抱理論渺不相關，或捍格不入。不悟所抱理論不能涵括史實，而轉疑史籍別有用意。循至於前代史實，毫不研尋。自抱理論，永此堅持。當知治史先重事實，事實未了，而先有一番理論條貫，豈得有當？
昔人治史，先從一方面再轉別方面，久之各方面俱到。今治國史，苟能於政治制度上，或於食貨經濟上，先事尋求。事實可以範圍理論，而理論不足以改變事實。超越事實空言理論，則理論盡可有千百樣不同，而事實則只此事實。此乃所謂歷史，雖千頭萬緒，不勝浩繁，須虛心耐煩以求認識。
認識事實亦非易。人事繁賾，複雜萬狀，其相互間，輕重大小，先後緩急，至不易辨。處世閱歷，只是其中之一部分。治史者貴能上下古今識其全部，超越時代束縛。故首當虛心耐煩，先精熟一時代之專史，乃能深悉人事繁賾之一般。而對於各方面事態之互相牽涉影響，及其輕重大小，先後緩急之間，亦漸次呈露。如是，其心智始可漸達於深細邃密，廣大通明之一境。然後再以通治各史，自知有所別擇。然後庶幾可以會通條理而無大謬。能治通史，再成專家庶可無偏礙不通之弊。
三
近人治史，每易犯一謬見。若謂中國史自秦以下，即呈停頓狀態，無進步可說。此由誤用西人治史之眼光來治中史，才成此病。
今試設譬，有兩運動家，一擅網球，一精足球，若為此兩人作年譜，乃專事抄襲網球家定稿，來為足球家作譜，豈得有當。近人治中國史，正多抱此意見。若謂中國惟先秦一段尚見光彩，此下即漸入歧途。惟洗伐淨盡，掃地赤立，另起場面，庶可趕上他人。是不啻以網球家成格，來批評足球家，寧得有當。
中國史與西洋史精神上之差異，至少尚遠過於足球家與網球家之不同。或仍過於運動家與美術家之別。今治西洋史，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驟，如十字軍戰爭、文藝復興、宗教改革、海外殖民地之尋覓、法國大革命、機械工業驟起、社會主義種種，來看中國史，則中國史殆如半死不活，絕無生命可言。惟春秋戰國時代，尚有封建貴族宗教神權等等，幾分近似西洋史處。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國史，則自秦以下宜為一個長期停頓之狀態。
中國新史學之成立，端在以中國人的眼光，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，而認識其以往之進程與動向。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最近將來應有之努力與其前途，庶幾可有幾分窺測。否則捨己之田，而芸他之田，究亦何當於中國之史學。
四
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，此盡人知之。論其特點，一、綿歷悠久，繼承因襲永無間斷。二、史體詳備，各種史料均得收容。包括地區之廣，與其活動民族份量之多，而益形成中國史之繁富，並世各民族，莫能與比。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驕者，正在其歷史。足以證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與偉大，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無限。
然而一往不變者，乃歷史之事實。與時俱新者，則歷史之知識。中國歷古相傳之史籍，亦僅為一種積存的歷史材料，並非即我儕今日所需要之歷史知識。所謂歷史知識，貴能鑒古知今，使其與現代種種問題有其親切相聯之關係，從而指導吾人向前，以一種較明白之步驟。此等歷史知識，隨時代之變遷而與化俱新，固不能脫離以往之史料，惟當在舊存之史料中耐心檢覓。
今日中國處極大之變動時代，需要新的歷史知識為尤亟。凡昔人所寶貴獲得之知識，吾人或嫌不切當前需要，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尋求者，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。故中國雖為歷史最完備之國家，而今日之中國，卻為最缺乏歷史知識，同時最需要整理以往歷史之時期。
時時從舊史裡創寫新史，以供給新時代之需要，此不僅今日為然。即在以往，其歷史雖一成不變，而無害新史之不斷創寫。舉其最著者，《尚書》為吾國最初之史書，而書缺有間，蓋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。及《春秋》，為中國最初之編年史，《左傳》尤為編年史之進步，然而猶未達以人物為歷史中心之階段。司馬遷《史記》出，始以人物為中心。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，已漸漸擺脫封建時代宗法社會團體性之束縛而見其重要，故寫史者乃不得不創造新體以為適應。班氏《漢書》，則為斷代史之開始。乃中央統一政府漸臻穩固後，一種新要求。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。而創寫新史之要求，則繼續無輟。又著者，如唐代杜氏《通典》，此為政書之創作，乃一種以制度為中心之新歷史。繼此如宋代司馬光之《通鑒》為編年的新通史。又有各史紀事本末，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興。鄭樵《通志》，尤為體大思精，求有以通天人之際，藏往開來，而非前史體例之所能限。然則中國以往舊史，亦不斷在改寫中。而今日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遽變時代，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則尤亟。
竊謂今日當有一部理想之中國通史，供給一般治中國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思想種種問題者一種共同必要的知識。不寧惟是，實為中國國民其知識地位比較在水平線上，與社會各界比較處於上層地位者，一種必要之知識。人類必由認識而後瞭解，亦必由瞭解而後發生深厚之感情。今使全國各知識界，乃至各界領袖分子，於其本國以往之文化與歷史，全不認識，試問何從而生瞭解？既不瞭解，更何從而有感情？然則其對於本國民族與文化傳統之愛護，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摯？今使全國各界之領袖人物，對其本國民族與文化，俱無深切真摯之愛情，試問其可有之危險為何如？然而此非欲錮蔽全國人之心思氣力以埋頭於二十四史九通，為舊史料之記誦。亦只謂其本國歷史的知識，為其國領導分子知識分子所應有的知識而已。至於此種知識之提供，則尚有待於今日本國史學界之努力，此則需有新史學之創建。
所謂新史學之創建，此亦殊難一辭而盡。要言之，此當為一種極艱巨的工作，應扼要而簡單，應有一貫的系統，而自能照映我們家現代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。尤要者，應自有其客觀的獨立性，而勿徒為政客名流一種隨宜宣傳或辯護之工具。要能發揮中國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與真精神，闡明其文化經歷之真過程，以期解釋現在，指示將來。
有志為此種探討，其中心注意點，如歷代之政治制度，人物思想，社會經濟，將以何者為研尋國史新知識之基本要點？此亦難言。中國新史學家之責任，首在能指出中國歷史以往之動態，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現。此在能從連續不斷的歷史狀態中劃分時代，從而指出其各時代之特徵，即此一時代與前一時代及後一時代不同之所在，亦即各時代相互之異同。從此乃見其整個的動態。如某一時代特異之狀態在經濟，則此項經濟狀態即為該一時代之特徵。或在政治制度，或在學術、思想、宗教、風俗，諸端皆然。
經濟情形未嘗非歷史事項中極重要之一端，然若某一民族之歷史，其各時代之變動不在經濟而別有所在，則治此民族之歷史者，自不得專據經濟一項為惟一之著眼點，此理甚顯。中國自秦以來，直迄最近，苟自社會經濟一端言，要之在農業經濟之狀況下。若遂據此而輕率斷定中國文化自秦以來即少進步，自屬偏見。治國史者，苟專在農業經濟方面從事探討，無怪其謂中國民族絕少進步。因各時代狀況略相同，無從尋得其進步之所在。然若真能為客觀合科學的新史家，必從識得中國史之變動何在始。中國史之變動，即中國史之精神所在。近人誤認為中國史自秦以下即絕少變動，其實皆由未嘗深究國史之內容，而輕率立言之故。變動何在，當詳他篇。此不具論。
一
歷史本系複雜人事之記錄，尤以中國史綿歷之久，包涵之廣，記載之詳備，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，更何論於今日。近人治史好言系統，然系統亦未易求，晚近學人言國史系統，不越兩途。一謂自秦以來，莫非專制政體之演進。無論歷史上任何事情，莫不以帝王專制一語為說。秦始皇焚書坑儒，漢武帝表彰五經，排斥百家，盡屬專制。乃至隋唐科舉，明代八股，莫不謂其便於專制，其他一切率類此。
此等說法，起於晚清革命變法潮流之下，不過為當時一種黨人之宣傳。細按之，無當史實。待滿清傾覆，專制政體推翻，此等歷史觀，早應功成身退。而謬種流傳，綿延不絕。據此輩人之見解，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年之政治傳統，全屬不合理。直到最近民國建立，光明稍露，乃始謂驟然有長足之進步。而此等進步，明屬模仿西洋，則中國此下豈不只有西化之一途。此等見解，我故名之曰「近代中國人之維新觀」，實即是一種「崇洋媚外」觀。
又或根據西洋最近唯物史觀一派之論調，創為第二新史觀。其治史，乃以社會形態為軀殼，以階級鬥爭為靈魂。所論厥為自秦以來，中國社會形態之階段分別。若謂中國尚在封建社會之階段中，絕未走上商業資本社會之階段。自謂其對中國史已全部通透，而無奈其誤解。照彼等意見，歷史上種種事跡，總之為上層經濟搾取之一種手腕，與下層無產民眾之一種反抗，相互為消長起伏。如是則僅為彼等政治趨向之一種工具，一種說法，惜亦同樣無當於國史之實際真相。
中國以往歷史，究有何等意義？中國以往文化，究有何等價值？中國將來之前途，除卻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，究有何等生路？此則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。
治史而言系統，固非易事。然若謂歷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積疊，別無系統可求，則尤屬非是。或謂國史尚在逐步整理中，遽言系統，未免過早。今日急務，端當致力於新材料之搜羅，與舊材料之考訂，至於理論系統，暫可置為緩圖。此說亦可商。歷史範圍過廣，苟非先立一研尋之目標，以為探討之準繩，則史料盡如一堆流水賬，將見其搜之不勝搜，將終無系統可言。此如清儒治經，初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，其論亦非不是。而極其所至，訓詁小學日明，經學大義日晦。精熟《說文》、《爾雅》，豈遂通得語孟義理。
竊謂今日治史要端，厥當先從通史入門。中國今日尚無一部適合於時代需要之通史，但以研讀通史之方法治史，為又一事。此兩事雖屬相關，然無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。
竊謂治史者當先務大體，先注意於全時期之各方面，而不必為某一時期某些特項問題而耗盡全部之精力，以偏見概全史。當於全史之各方面，從大體上融會貫通，然後其所見之系統，乃為較近實際。其所持之見解，乃得較符真實。而其對於史料之搜羅與考訂，亦有規轍，不致如遊魂之無歸。治古史本求通今，苟能於史乘有通識，始能對當身時務有貢獻，如是乃為史學之真貢獻。不致將史學埋沒於故紙簏中，而亦不致僅為一時之政客名流宣傳意見之利用品。
二
治史者先橫亙一理論於胸中，其弊至於認空論為實事，而轉輕實事為虛文。近人每犯此病。史跡浩繁，或與自己所抱理論渺不相關，或捍格不入。不悟所抱理論不能涵括史實，而轉疑史籍別有用意。循至於前代史實，毫不研尋。自抱理論，永此堅持。當知治史先重事實，事實未了，而先有一番理論條貫，豈得有當？
昔人治史，先從一方面再轉別方面，久之各方面俱到。今治國史，苟能於政治制度上，或於食貨經濟上，先事尋求。事實可以範圍理論，而理論不足以改變事實。超越事實空言理論，則理論盡可有千百樣不同，而事實則只此事實。此乃所謂歷史，雖千頭萬緒，不勝浩繁，須虛心耐煩以求認識。
認識事實亦非易。人事繁賾，複雜萬狀，其相互間，輕重大小，先後緩急，至不易辨。處世閱歷，只是其中之一部分。治史者貴能上下古今識其全部，超越時代束縛。故首當虛心耐煩，先精熟一時代之專史，乃能深悉人事繁賾之一般。而對於各方面事態之互相牽涉影響，及其輕重大小，先後緩急之間，亦漸次呈露。如是，其心智始可漸達於深細邃密，廣大通明之一境。然後再以通治各史，自知有所別擇。然後庶幾可以會通條理而無大謬。能治通史，再成專家庶可無偏礙不通之弊。
三
近人治史，每易犯一謬見。若謂中國史自秦以下，即呈停頓狀態，無進步可說。此由誤用西人治史之眼光來治中史，才成此病。
今試設譬，有兩運動家，一擅網球，一精足球，若為此兩人作年譜，乃專事抄襲網球家定稿，來為足球家作譜，豈得有當。近人治中國史，正多抱此意見。若謂中國惟先秦一段尚見光彩，此下即漸入歧途。惟洗伐淨盡，掃地赤立，另起場面，庶可趕上他人。是不啻以網球家成格，來批評足球家，寧得有當。
中國史與西洋史精神上之差異，至少尚遠過於足球家與網球家之不同。或仍過於運動家與美術家之別。今治西洋史，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驟，如十字軍戰爭、文藝復興、宗教改革、海外殖民地之尋覓、法國大革命、機械工業驟起、社會主義種種，來看中國史，則中國史殆如半死不活，絕無生命可言。惟春秋戰國時代，尚有封建貴族宗教神權等等，幾分近似西洋史處。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國史，則自秦以下宜為一個長期停頓之狀態。
中國新史學之成立，端在以中國人的眼光，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，而認識其以往之進程與動向。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最近將來應有之努力與其前途，庶幾可有幾分窺測。否則捨己之田，而芸他之田，究亦何當於中國之史學。
四
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，此盡人知之。論其特點，一、綿歷悠久，繼承因襲永無間斷。二、史體詳備，各種史料均得收容。包括地區之廣，與其活動民族份量之多，而益形成中國史之繁富，並世各民族，莫能與比。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驕者，正在其歷史。足以證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與偉大，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無限。
然而一往不變者，乃歷史之事實。與時俱新者，則歷史之知識。中國歷古相傳之史籍，亦僅為一種積存的歷史材料，並非即我儕今日所需要之歷史知識。所謂歷史知識，貴能鑒古知今，使其與現代種種問題有其親切相聯之關係，從而指導吾人向前，以一種較明白之步驟。此等歷史知識，隨時代之變遷而與化俱新，固不能脫離以往之史料，惟當在舊存之史料中耐心檢覓。
今日中國處極大之變動時代，需要新的歷史知識為尤亟。凡昔人所寶貴獲得之知識，吾人或嫌不切當前需要，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尋求者，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。故中國雖為歷史最完備之國家，而今日之中國，卻為最缺乏歷史知識，同時最需要整理以往歷史之時期。
時時從舊史裡創寫新史，以供給新時代之需要，此不僅今日為然。即在以往，其歷史雖一成不變，而無害新史之不斷創寫。舉其最著者，《尚書》為吾國最初之史書，而書缺有間，蓋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。及《春秋》，為中國最初之編年史，《左傳》尤為編年史之進步，然而猶未達以人物為歷史中心之階段。司馬遷《史記》出，始以人物為中心。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，已漸漸擺脫封建時代宗法社會團體性之束縛而見其重要，故寫史者乃不得不創造新體以為適應。班氏《漢書》，則為斷代史之開始。乃中央統一政府漸臻穩固後，一種新要求。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。而創寫新史之要求，則繼續無輟。又著者，如唐代杜氏《通典》，此為政書之創作，乃一種以制度為中心之新歷史。繼此如宋代司馬光之《通鑒》為編年的新通史。又有各史紀事本末，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興。鄭樵《通志》，尤為體大思精，求有以通天人之際，藏往開來，而非前史體例之所能限。然則中國以往舊史，亦不斷在改寫中。而今日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遽變時代，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則尤亟。
竊謂今日當有一部理想之中國通史，供給一般治中國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思想種種問題者一種共同必要的知識。不寧惟是，實為中國國民其知識地位比較在水平線上，與社會各界比較處於上層地位者，一種必要之知識。人類必由認識而後瞭解，亦必由瞭解而後發生深厚之感情。今使全國各知識界，乃至各界領袖分子，於其本國以往之文化與歷史，全不認識，試問何從而生瞭解？既不瞭解，更何從而有感情？然則其對於本國民族與文化傳統之愛護，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摯？今使全國各界之領袖人物，對其本國民族與文化，俱無深切真摯之愛情，試問其可有之危險為何如？然而此非欲錮蔽全國人之心思氣力以埋頭於二十四史九通，為舊史料之記誦。亦只謂其本國歷史的知識，為其國領導分子知識分子所應有的知識而已。至於此種知識之提供，則尚有待於今日本國史學界之努力，此則需有新史學之創建。
所謂新史學之創建，此亦殊難一辭而盡。要言之，此當為一種極艱巨的工作，應扼要而簡單，應有一貫的系統，而自能照映我們家現代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。尤要者，應自有其客觀的獨立性，而勿徒為政客名流一種隨宜宣傳或辯護之工具。要能發揮中國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與真精神，闡明其文化經歷之真過程，以期解釋現在，指示將來。
有志為此種探討，其中心注意點，如歷代之政治制度，人物思想，社會經濟，將以何者為研尋國史新知識之基本要點？此亦難言。中國新史學家之責任，首在能指出中國歷史以往之動態，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現。此在能從連續不斷的歷史狀態中劃分時代，從而指出其各時代之特徵，即此一時代與前一時代及後一時代不同之所在，亦即各時代相互之異同。從此乃見其整個的動態。如某一時代特異之狀態在經濟，則此項經濟狀態即為該一時代之特徵。或在政治制度，或在學術、思想、宗教、風俗，諸端皆然。
經濟情形未嘗非歷史事項中極重要之一端，然若某一民族之歷史，其各時代之變動不在經濟而別有所在，則治此民族之歷史者，自不得專據經濟一項為惟一之著眼點，此理甚顯。中國自秦以來，直迄最近，苟自社會經濟一端言，要之在農業經濟之狀況下。若遂據此而輕率斷定中國文化自秦以來即少進步，自屬偏見。治國史者，苟專在農業經濟方面從事探討，無怪其謂中國民族絕少進步。因各時代狀況略相同，無從尋得其進步之所在。然若真能為客觀合科學的新史家，必從識得中國史之變動何在始。中國史之變動，即中國史之精神所在。近人誤認為中國史自秦以下即絕少變動，其實皆由未嘗深究國史之內容，而輕率立言之故。變動何在，當詳他篇。此不具論。
賈人重財
賈人重財
濟陰的一個商人在過河時翻了船，他只好抓住水中漂浮的一堆枯枝亂草拚命掙扎。一個打魚的人聽到呼救的喊聲，立即把船划過去救他。 商人看到了緩緩駛來的小船，頓時產生了獲救的希望。然而洶湧的河水無情地告訴他，隨時都有被淹沒的危險。為了抓緊時間死裡逃生，商人對著漁夫大聲喊道：「我是濟陰的名門富豪，只要你能救我，我就送給你100金！」 漁夫使出渾身的力氣，搶在商人沉沒之前把他救到岸上。可是商人上岸後只給了漁夫10金。漁夫對商人說：「你不是答應給我100金的嗎？現在你得救了就只給10金，這樣做對不對呢？」商人一聽變了臉色。他惡狠狠地說道：「像你這樣的一個漁夫，往常一天能掙幾個錢？剛才一眨眼工夫你就得到了10金，難道還不滿意嗎？」漁夫不好跟他爭辯，低著頭、悶悶不樂地走了。 過了些日子，那個商人從呂梁坐船而下。他的船在半路上又觸礁翻沉了。從前的那個漁夫碰巧正在附近。有人對漁夫說：「你為什麼不把岸邊的小船划過去救他呢？」漁夫答道：「他就是那個答應給我酬金，過後卻翻臉不認人的吝嗇鬼！」說完，漁夫一動不動地站在岸上袖手旁觀。不一會兒，那個商人就被河水吞沒了。 在這個故事中，商人愛財如命、言行不一和漁夫見死不救的作為，反映出他們缺乏誠信和人道主義精神，都是不可取的。
濟陰的一個商人在過河時翻了船，他只好抓住水中漂浮的一堆枯枝亂草拚命掙扎。一個打魚的人聽到呼救的喊聲，立即把船划過去救他。 商人看到了緩緩駛來的小船，頓時產生了獲救的希望。然而洶湧的河水無情地告訴他，隨時都有被淹沒的危險。為了抓緊時間死裡逃生，商人對著漁夫大聲喊道：「我是濟陰的名門富豪，只要你能救我，我就送給你100金！」 漁夫使出渾身的力氣，搶在商人沉沒之前把他救到岸上。可是商人上岸後只給了漁夫10金。漁夫對商人說：「你不是答應給我100金的嗎？現在你得救了就只給10金，這樣做對不對呢？」商人一聽變了臉色。他惡狠狠地說道：「像你這樣的一個漁夫，往常一天能掙幾個錢？剛才一眨眼工夫你就得到了10金，難道還不滿意嗎？」漁夫不好跟他爭辯，低著頭、悶悶不樂地走了。 過了些日子，那個商人從呂梁坐船而下。他的船在半路上又觸礁翻沉了。從前的那個漁夫碰巧正在附近。有人對漁夫說：「你為什麼不把岸邊的小船划過去救他呢？」漁夫答道：「他就是那個答應給我酬金，過後卻翻臉不認人的吝嗇鬼！」說完，漁夫一動不動地站在岸上袖手旁觀。不一會兒，那個商人就被河水吞沒了。 在這個故事中，商人愛財如命、言行不一和漁夫見死不救的作為，反映出他們缺乏誠信和人道主義精神，都是不可取的。
昂貴的馬鞭
昂貴的馬鞭
有一天，市場上來了個賣馬鞭的人。他的馬鞭看上去似乎並不怎麼樣。 有個人問他：「喂，賣馬鞭的，你的東西多少錢呀？」他開口就把人嚇一跳：「5萬錢。」買東西的人說道：「你是不是瘋了？這種馬鞭人家才賣50錢，你怎麼賣這麼多錢呢？50錢怎麼樣？」賣馬鞭的人忽然笑了起來，腰都笑彎了，理也不理他。這個人又試探道：「那500錢呢？」賣馬鞭的人顯出很生氣的樣子。這個人知道這馬鞭不值什麼錢，存心逗逗他，又說：「5000錢總該行了吧？」賣馬鞭的大怒道：「你不想買就走，不用囉嗦，我是一定要5萬錢才賣的！」 這時，有個有錢的少爺來買鞭子，見這賣鞭子的態度如此堅決，以為這鞭子真的有什麼獨到之處，就出5萬錢買了下來，然後，他就拿著這根昂貴的馬鞭，到處去給人看，炫耀說：「瞧我這根馬鞭，值5萬錢呢！」 有識貨的人拿過馬鞭仔細看了看，只見鞭梢捲曲著，一點都不舒展，鞭把也歪歪斜斜的，木質更次，已經朽了，漆紋粗劣得很，拿在手裡也感覺不到有什麼份量。 於是他直截了當地問這個闊少爺：「這根馬鞭究竟有什麼稀罕的地方，值得你花5萬錢買下它呢？」闊少爺裝模作樣地說：「我喜歡它金黃耀眼的顏色，那個賣鞭子的人還說了很多好處呢！」那人也不多說什麼了，將馬鞭浸在熱水裡，不一會兒，鞭子就扭曲了，收縮得厲害，金黃色也都掉了。原來這顏色是用梔（zhi）子染的，光澤也是用蠟塗上去的。 闊少爺也明白了鞭子是劣等貨，但又不願丟面子，只得打腫臉充胖子，還是拿這馬鞭用了3年。有一次，他騎馬出去遊玩，舉起鞭子抽馬時力氣稍用大了點，鞭子竟馬上斷成了6截，他也從馬上跌下來，還受了傷。而那斷了的鞭子，原來只有一個空殼，裡面什麼也沒有，已經朽成了一堆土。 賣馬鞭的就是利用闊少爺這種人的虛榮心來出售劣質貨。如果一個人只圖虛名而不注重實際的話，是注定了要吃虧上當的。
有一天，市場上來了個賣馬鞭的人。他的馬鞭看上去似乎並不怎麼樣。 有個人問他：「喂，賣馬鞭的，你的東西多少錢呀？」他開口就把人嚇一跳：「5萬錢。」買東西的人說道：「你是不是瘋了？這種馬鞭人家才賣50錢，你怎麼賣這麼多錢呢？50錢怎麼樣？」賣馬鞭的人忽然笑了起來，腰都笑彎了，理也不理他。這個人又試探道：「那500錢呢？」賣馬鞭的人顯出很生氣的樣子。這個人知道這馬鞭不值什麼錢，存心逗逗他，又說：「5000錢總該行了吧？」賣馬鞭的大怒道：「你不想買就走，不用囉嗦，我是一定要5萬錢才賣的！」 這時，有個有錢的少爺來買鞭子，見這賣鞭子的態度如此堅決，以為這鞭子真的有什麼獨到之處，就出5萬錢買了下來，然後，他就拿著這根昂貴的馬鞭，到處去給人看，炫耀說：「瞧我這根馬鞭，值5萬錢呢！」 有識貨的人拿過馬鞭仔細看了看，只見鞭梢捲曲著，一點都不舒展，鞭把也歪歪斜斜的，木質更次，已經朽了，漆紋粗劣得很，拿在手裡也感覺不到有什麼份量。 於是他直截了當地問這個闊少爺：「這根馬鞭究竟有什麼稀罕的地方，值得你花5萬錢買下它呢？」闊少爺裝模作樣地說：「我喜歡它金黃耀眼的顏色，那個賣鞭子的人還說了很多好處呢！」那人也不多說什麼了，將馬鞭浸在熱水裡，不一會兒，鞭子就扭曲了，收縮得厲害，金黃色也都掉了。原來這顏色是用梔（zhi）子染的，光澤也是用蠟塗上去的。 闊少爺也明白了鞭子是劣等貨，但又不願丟面子，只得打腫臉充胖子，還是拿這馬鞭用了3年。有一次，他騎馬出去遊玩，舉起鞭子抽馬時力氣稍用大了點，鞭子竟馬上斷成了6截，他也從馬上跌下來，還受了傷。而那斷了的鞭子，原來只有一個空殼，裡面什麼也沒有，已經朽成了一堆土。 賣馬鞭的就是利用闊少爺這種人的虛榮心來出售劣質貨。如果一個人只圖虛名而不注重實際的話，是注定了要吃虧上當的。
山雞與鳳凰
山雞與鳳凰
一個楚國人外出時在路上碰到一個挑著山雞的村夫。因為這人未見過山雞，所以一見到長著漂亮羽毛和修長尾巴的山雞就認定它不是一個俗物。他好奇地問村夫：「你挑的是一隻什麼鳥？」那村夫見他不認識山雞，便信口說道：「是鳳凰。」這楚人聽了心中一喜，並感慨地說道：「我以前只是聽說有鳳凰，今天終於見到了鳳凰！你能不能把它賣給我？」村夫說：「可以。」這楚人出價十金。那村夫想：「既然這個傻子把它當成了鳳凰，我豈能只賣十金？」當村夫把賣價提高一倍以後就把山雞賣掉了。 這楚人高高興興地把山雞帶回家去，打算第二天啟程去給楚王獻「鳳凰」。可是誰知過了一夜山雞就死了。這楚人望著已經沒有靈氣的僵硬的山雞，頓時感到眼前一片灰暗。此刻他腦海裡沒有一絲吝惜金錢的想法掠過，但對於不能將這種吉祥神物獻給楚王卻心痛不已。 這件事一傳十、十傳百，很快被楚王知道了。雖然楚王沒有得到鳳凰，但是被這個有心獻鳳凰給自己的人的忠心所感動。楚王派人把這個欲獻鳳凰的楚人召到宮中，賜給了他比買山雞的錢多10倍的金子。 虛偽的人竭盡欺詐之能事，而誠實善良的人在不明真相的時候，還是一味以自己的忠誠在對待別人。
一個楚國人外出時在路上碰到一個挑著山雞的村夫。因為這人未見過山雞，所以一見到長著漂亮羽毛和修長尾巴的山雞就認定它不是一個俗物。他好奇地問村夫：「你挑的是一隻什麼鳥？」那村夫見他不認識山雞，便信口說道：「是鳳凰。」這楚人聽了心中一喜，並感慨地說道：「我以前只是聽說有鳳凰，今天終於見到了鳳凰！你能不能把它賣給我？」村夫說：「可以。」這楚人出價十金。那村夫想：「既然這個傻子把它當成了鳳凰，我豈能只賣十金？」當村夫把賣價提高一倍以後就把山雞賣掉了。 這楚人高高興興地把山雞帶回家去，打算第二天啟程去給楚王獻「鳳凰」。可是誰知過了一夜山雞就死了。這楚人望著已經沒有靈氣的僵硬的山雞，頓時感到眼前一片灰暗。此刻他腦海裡沒有一絲吝惜金錢的想法掠過，但對於不能將這種吉祥神物獻給楚王卻心痛不已。 這件事一傳十、十傳百，很快被楚王知道了。雖然楚王沒有得到鳳凰，但是被這個有心獻鳳凰給自己的人的忠心所感動。楚王派人把這個欲獻鳳凰的楚人召到宮中，賜給了他比買山雞的錢多10倍的金子。 虛偽的人竭盡欺詐之能事，而誠實善良的人在不明真相的時候，還是一味以自己的忠誠在對待別人。
蜀雞遇難
蜀雞遇難
蜀雞是一種體魄健壯的大種雞。它身上的羽毛別具一格，形成自然美麗的花紋，而脖子上的羽毛則是一派紅色。蜀雞既具有觀賞價值，又可以肉用，因此豚（tun）澤地方的人很喜歡飼養這種雞。 豚澤一家農戶養的蜀雞在初春時節孵出了一窩可愛的小雞。春分過後，天氣逐漸轉暖。眼看著這群小雞一天一個樣地長大起來。只要是風和日麗的天氣，大蜀雞就領著小蜀雞到庭院裡活動。大蜀雞咯、咯、咯地叫著走在前面帶路；小蜀雞啾、啾、啾地叫著，連蹦帶跳地跟在後面學步。雖然小蜀雞嘰嘰喳喳的嘈雜叫聲不絕於耳，但是大蜀雞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。雞媽媽既是雞寶寶的好老師，又是它們的守護神。 有一天，大蜀雞正領著一群小蜀雞在院子裡散步，一隻鷂（yao）鷹忽然從空中盤旋而下。大蜀雞一見長著凶狠的爪子和長鉤似利嘴的鷂鷹在頭頂上盤旋，就知道來者不善。它迅速用翅膀把小雞遮護起來，同時高昂起頭頸，大聲地吼叫，一眼不眨地死死盯住鷂鷹，準備與它進行一場殊死的搏鬥。鷂鷹看到大蜀雞已有戒備，不敢輕易進犯。它在空中兜了幾個圈子就沒趣地飛走了。 過了一會兒，天上飛來一隻烏鴉。大蜀雞知道烏鴉平素只以樹上的野果、田里的穀物和昆蟲為食，性情不像鷂鷹那般兇猛，所以絲毫沒有防範。它讓烏鴉飛落到院子裡和自己做伴，與小雞一塊啄食、玩耍。大約有一頓飯的工夫，大蜀雞與烏鴉和睦相處，簡直像親兄弟一樣。然而好景不長，當大蜀雞完全喪失警惕、癡心陶醉在這天倫之樂中的時候，烏鴉猛然間用長長的大嘴巴叼了一隻小雞。然後，它用雙腳使勁往地上一蹬，狠狠地扇了扇翅膀，一陣風似地飛走了。 大蜀雞驚魂未定地站在塵土飛揚的院子裡，呆呆地望著烏鴉漸漸遠去的身影，感到心痛萬分。它對於自己因判斷錯誤而受烏鴉欺騙，從而導致親生骨肉轉瞬間慘遭橫禍的嚴重過失懊喪不已。 這則寓言通過大蜀雞喪子的失誤告訴人們，狡猾隱蔽的敵人不僅像凶殘露骨的敵人一樣可恨，而且更難防範。
蜀雞是一種體魄健壯的大種雞。它身上的羽毛別具一格，形成自然美麗的花紋，而脖子上的羽毛則是一派紅色。蜀雞既具有觀賞價值，又可以肉用，因此豚（tun）澤地方的人很喜歡飼養這種雞。 豚澤一家農戶養的蜀雞在初春時節孵出了一窩可愛的小雞。春分過後，天氣逐漸轉暖。眼看著這群小雞一天一個樣地長大起來。只要是風和日麗的天氣，大蜀雞就領著小蜀雞到庭院裡活動。大蜀雞咯、咯、咯地叫著走在前面帶路；小蜀雞啾、啾、啾地叫著，連蹦帶跳地跟在後面學步。雖然小蜀雞嘰嘰喳喳的嘈雜叫聲不絕於耳，但是大蜀雞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。雞媽媽既是雞寶寶的好老師，又是它們的守護神。 有一天，大蜀雞正領著一群小蜀雞在院子裡散步，一隻鷂（yao）鷹忽然從空中盤旋而下。大蜀雞一見長著凶狠的爪子和長鉤似利嘴的鷂鷹在頭頂上盤旋，就知道來者不善。它迅速用翅膀把小雞遮護起來，同時高昂起頭頸，大聲地吼叫，一眼不眨地死死盯住鷂鷹，準備與它進行一場殊死的搏鬥。鷂鷹看到大蜀雞已有戒備，不敢輕易進犯。它在空中兜了幾個圈子就沒趣地飛走了。 過了一會兒，天上飛來一隻烏鴉。大蜀雞知道烏鴉平素只以樹上的野果、田里的穀物和昆蟲為食，性情不像鷂鷹那般兇猛，所以絲毫沒有防範。它讓烏鴉飛落到院子裡和自己做伴，與小雞一塊啄食、玩耍。大約有一頓飯的工夫，大蜀雞與烏鴉和睦相處，簡直像親兄弟一樣。然而好景不長，當大蜀雞完全喪失警惕、癡心陶醉在這天倫之樂中的時候，烏鴉猛然間用長長的大嘴巴叼了一隻小雞。然後，它用雙腳使勁往地上一蹬，狠狠地扇了扇翅膀，一陣風似地飛走了。 大蜀雞驚魂未定地站在塵土飛揚的院子裡，呆呆地望著烏鴉漸漸遠去的身影，感到心痛萬分。它對於自己因判斷錯誤而受烏鴉欺騙，從而導致親生骨肉轉瞬間慘遭橫禍的嚴重過失懊喪不已。 這則寓言通過大蜀雞喪子的失誤告訴人們，狡猾隱蔽的敵人不僅像凶殘露骨的敵人一樣可恨，而且更難防範。
楚王的寬容
楚王的寬容
一次，楚莊王因為打了大勝仗，十分高興，便在宮中設盛大晚宴，招待群臣，宮中一片熱火朝天。楚王也興致高昂，叫出自己最寵愛的妃子許姬，輪流著替群臣斟酒助興。 忽然一陣大風吹進宮中，蠟燭被風吹滅，宮中立刻漆黑一片。黑暗中，有人扯住許姬的衣袖想要親近她。許姬便順手拔下那人的帽纓並趕快掙脫離開，然後許姬來到莊王身邊告訴莊王說：「有人想趁黑暗調戲我，我已拔下了他的帽纓，請大王快吩咐點燈，看誰沒有帽纓就把他抓起來處置。」 莊王說：「且慢！今天我請大家來喝酒，酒後失禮是常有的事，不宜怪罪。再說，眾位將士為國效力，我怎麼能為了顯示你的貞潔而辱沒我的將士呢？」說完，莊王不動聲色地對眾人喊道：「各位，今天寡人請大家喝酒，大家一定要盡興，請大家都把帽纓拔掉，不拔掉帽纓不足以盡歡！」 於是群臣都拔掉自己的帽纓，莊王再命人重又點亮蠟燭，宮中一片歡笑，眾人盡歡而散。 3年後，晉國侵犯楚國，楚莊王親自帶兵迎戰。交戰中，莊王發現自己軍中有一員將官，總是奮不顧身，衝殺在前，所向無敵。眾將士也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，奮勇殺敵，鬥志高昂。這次交戰，晉軍大敗，楚軍大勝回朝。 戰後，楚莊王把那位將官找來，問他：「寡人見你此次戰鬥奮勇異常，寡人平日好像並未對你有過什麼特殊好處，你是為什麼如此冒死奮戰呢？」 那將官跪在莊王階前，低著頭回答說：「3年前，臣在大王宮中酒後失禮，本該處死，可是大王不僅沒有追究、問罪，反而還設法保全我的面子，臣深深感動，對大王的恩德牢記在心。從那時起，我就時刻準備用自己的生命來報答大王的恩德。這次上戰場，正是我立功報恩的機會，所以我才不惜生命，奮勇殺敵，就是戰死疆場也在所不辭。大王，臣就是3年前那個被王妃拔掉帽纓的罪人啊！」 一番話使楚莊王和在場將士大受感動。楚莊王走下台階將那位將官扶起，那位將官已是泣不成聲。 如果我們都能正確分析問題，從大處著眼，不以眼前小事來干擾我們的心智，有時，壞事能變成好事。
一次，楚莊王因為打了大勝仗，十分高興，便在宮中設盛大晚宴，招待群臣，宮中一片熱火朝天。楚王也興致高昂，叫出自己最寵愛的妃子許姬，輪流著替群臣斟酒助興。 忽然一陣大風吹進宮中，蠟燭被風吹滅，宮中立刻漆黑一片。黑暗中，有人扯住許姬的衣袖想要親近她。許姬便順手拔下那人的帽纓並趕快掙脫離開，然後許姬來到莊王身邊告訴莊王說：「有人想趁黑暗調戲我，我已拔下了他的帽纓，請大王快吩咐點燈，看誰沒有帽纓就把他抓起來處置。」 莊王說：「且慢！今天我請大家來喝酒，酒後失禮是常有的事，不宜怪罪。再說，眾位將士為國效力，我怎麼能為了顯示你的貞潔而辱沒我的將士呢？」說完，莊王不動聲色地對眾人喊道：「各位，今天寡人請大家喝酒，大家一定要盡興，請大家都把帽纓拔掉，不拔掉帽纓不足以盡歡！」 於是群臣都拔掉自己的帽纓，莊王再命人重又點亮蠟燭，宮中一片歡笑，眾人盡歡而散。 3年後，晉國侵犯楚國，楚莊王親自帶兵迎戰。交戰中，莊王發現自己軍中有一員將官，總是奮不顧身，衝殺在前，所向無敵。眾將士也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，奮勇殺敵，鬥志高昂。這次交戰，晉軍大敗，楚軍大勝回朝。 戰後，楚莊王把那位將官找來，問他：「寡人見你此次戰鬥奮勇異常，寡人平日好像並未對你有過什麼特殊好處，你是為什麼如此冒死奮戰呢？」 那將官跪在莊王階前，低著頭回答說：「3年前，臣在大王宮中酒後失禮，本該處死，可是大王不僅沒有追究、問罪，反而還設法保全我的面子，臣深深感動，對大王的恩德牢記在心。從那時起，我就時刻準備用自己的生命來報答大王的恩德。這次上戰場，正是我立功報恩的機會，所以我才不惜生命，奮勇殺敵，就是戰死疆場也在所不辭。大王，臣就是3年前那個被王妃拔掉帽纓的罪人啊！」 一番話使楚莊王和在場將士大受感動。楚莊王走下台階將那位將官扶起，那位將官已是泣不成聲。 如果我們都能正確分析問題，從大處著眼，不以眼前小事來干擾我們的心智，有時，壞事能變成好事。
生木造屋
生木造屋
宋國大夫高陽應為了興建一幢房屋，派人在自己的封邑內砍伐了一批木材。這批木材剛一運到宅基地，他就找來工匠，催促其即日動工建房。 工匠一看，地上橫七豎八堆放的木料還是些連枝杈也沒有收拾乾淨的、帶皮的樹幹。樹皮脫落的地方，露出光澤、濕潤的白皙木芯；樹幹的斷口處，還散發著一陣陣樹脂的清香。用這種木料怎麼能馬上蓋房呢？所以工匠對高陽應說：「我們目前還不能開工。這些剛砍下來的木料含水太多、質地柔韌、抹泥承重以後容易變彎。初看起來，用這種木料蓋的房子與用干木料蓋的房子相比，差別不大，但是時間一長，還是用濕木料蓋的房子容易倒塌。」 高陽應聽了工匠說的話以後，冷冷一笑。他自作聰明地說：「依你所見，不就是存在一個濕木料承重以後容易彎曲的問題嗎？然而你並沒有想到濕木料干了會變硬，稀泥巴干了會變輕的道理。等房屋蓋好以後，過不了多久，木料和泥土都會變干。那時的房屋是用變硬的木料支撐著變輕的泥土，怎麼會倒塌呢？」工匠們只是在實踐中懂得用濕木料蓋的房屋壽命不長，可是真要說出個詳細的道理，他們也感到為難。因此，工匠只好遵照高陽應的吩咐去辦。雖然在濕木料上拉鋸用斧、下鑿推刨很不方便，工匠還是克服種種困難，按尺寸、規格搭好了房屋的骨架。抹上泥以後，一幢新屋就落成了。 開始那段日子，高陽應對於很快就住上了新房頗感驕傲。他認為這是自己用心智折服工匠的結果。可是時間一長，高陽應的這幢新屋越來越往一邊傾斜。他的樂觀情緒也隨之被憂心忡忡取而代之。高陽應一家怕出事故，從這幢房屋搬了出去。沒過多久，這幢房子終於倒塌了。 高陽應的房子沒住多久就倒塌的事實說明，我們做任何事情，都必須尊重實踐經驗和客觀規律，而不能主觀蠻幹。否則，沒有不受懲罰的。
宋國大夫高陽應為了興建一幢房屋，派人在自己的封邑內砍伐了一批木材。這批木材剛一運到宅基地，他就找來工匠，催促其即日動工建房。 工匠一看，地上橫七豎八堆放的木料還是些連枝杈也沒有收拾乾淨的、帶皮的樹幹。樹皮脫落的地方，露出光澤、濕潤的白皙木芯；樹幹的斷口處，還散發著一陣陣樹脂的清香。用這種木料怎麼能馬上蓋房呢？所以工匠對高陽應說：「我們目前還不能開工。這些剛砍下來的木料含水太多、質地柔韌、抹泥承重以後容易變彎。初看起來，用這種木料蓋的房子與用干木料蓋的房子相比，差別不大，但是時間一長，還是用濕木料蓋的房子容易倒塌。」 高陽應聽了工匠說的話以後，冷冷一笑。他自作聰明地說：「依你所見，不就是存在一個濕木料承重以後容易彎曲的問題嗎？然而你並沒有想到濕木料干了會變硬，稀泥巴干了會變輕的道理。等房屋蓋好以後，過不了多久，木料和泥土都會變干。那時的房屋是用變硬的木料支撐著變輕的泥土，怎麼會倒塌呢？」工匠們只是在實踐中懂得用濕木料蓋的房屋壽命不長，可是真要說出個詳細的道理，他們也感到為難。因此，工匠只好遵照高陽應的吩咐去辦。雖然在濕木料上拉鋸用斧、下鑿推刨很不方便，工匠還是克服種種困難，按尺寸、規格搭好了房屋的骨架。抹上泥以後，一幢新屋就落成了。 開始那段日子，高陽應對於很快就住上了新房頗感驕傲。他認為這是自己用心智折服工匠的結果。可是時間一長，高陽應的這幢新屋越來越往一邊傾斜。他的樂觀情緒也隨之被憂心忡忡取而代之。高陽應一家怕出事故，從這幢房屋搬了出去。沒過多久，這幢房子終於倒塌了。 高陽應的房子沒住多久就倒塌的事實說明，我們做任何事情，都必須尊重實踐經驗和客觀規律，而不能主觀蠻幹。否則，沒有不受懲罰的。
文史通義 卷八 外篇三
文史通義 卷八 外篇三
○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
文安宰幣聘修志，兄於史事久負，不得小試，此行宜踊躍。仆有何知，乃承辱詢。抑盛意不可不復，敢於平日所留意者，約舉數條，希高明裁擇！有不然處，還相告也。
一、州郡均隸職方，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為史，然義例不可不明。如傳之與志，本二體也。今之修志，既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，則名宦鄉賢之屬，不得別立傳之色目。傳既別分色目，則禮樂兵刑之屬，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。竊思志為全書總名，皇恩慶典，當錄為外紀；官師銓除，當畫為年譜；典籍法制，則為考以著之；人物名宦，則為傳以列之。變易名色，既無僣史之嫌；綱舉目張，又無遺漏之患。其他率以類附。至事有不倫，則例以義起，別為創制可也。瑣屑繁碎，無關懲創，則削而不存可也。詳贍明備，整齊畫一，乃可為國史取材；否則縱極精採，不過一家小說耳，又何裨焉？
一、今世志藝文者，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為詩賦記序雜文，依類相附；甚而風雲月露之無關懲創，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，亦胥入焉。此姑無論是非，即使文俱典則，詩必雅馴，而銓次類錄，諸體務臻，此亦選文之例，非復志乘之體矣。夫既志藝文，當仿《三通》、《七略》之意，取是邦學士著選書籍，分其部匯，首標目錄，次序顛末，刪蕪擷秀，掇取大旨，論其得失，比類成編，乃使后人得所考據，或可為館閣讎校取材，斯不失為志乘體爾。至壇廟碑銘，城堤紀述，利弊論著，土物題詠，則附入物產、田賦、風俗、地理諸考，以見得失之由，沿革之故；如班史取延年、賈讓諸疏入《河渠志》，賈誼、晁錯諸疏入《食貨志》之例，可也。學士論著，有可見其生平抱負，則全錄於本傳；如班史錄《天人三策》於《董仲舒傳》，錄《治安》諸疏於《賈誼列傳》之例，可也。至墓志傳贊之屬，核實無虛，已有定倫，則即取為傳文；如班史仍《史記·自序》而為《司馬遷傳》，仍揚雄《自序》而為《揚雄列傳》之例，可也。此一定之例，無可疑慮，而相沿不改，則甚矣史識之難也！
一、凡捐資修志，開局延儒，實學未聞，凡例先廣，務新耳目，頓易舊書；其實顛倒狙公，有何真見？州郡立志，仿自前明。當時草創之初，雖義例不甚整齊，文辭尚貴真實，翦裁多自己出；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，輕雋小生，史字未曾全識，皆可奮筆妄修，竊叨餼脯者。然其書百無一存。此皆后凌前替，修新志者，襲舊志之紀載，而滅作者之姓名。充其義類，將班《書》既出，《史記》即付祖龍；歐、宋成書，《舊唐》遂可覆瓮與？仆以謂修志者，當續前人之紀載，不當毀前人之成書。即前志義例不明，文辭乖舛，我別為創制，更改成書；亦當聽其並行，新新相續，不得擅毀；彼此得失，觀者自有公論。仍取前書卷帙目錄，作者姓氏，錄入新志藝文考中，以備遺亡；庶得大公無我之意，且吾亦不致見毀於后人矣。
一、志之為體，當詳於史，而今之志乘所載，百不及一。此無他，搜羅採輯，一時之耳目難周；掌故備藏，平日之專司無主也。嘗擬當事者，欲使志無遺漏，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，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為之。凡政教典故，堂行事實，六曹案牘，一切皆令關會，目錄真跡，匯冊存庫。異日開局纂修，取裁甚富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，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。今既無及，當建言為將來法也。
一、志乃史體，原屬天下公物，非一家墓志壽文，可以漫為浮譽，悅人耳目者。聞近世纂修，往往賄賂公行，請讬作傳，全無徵實。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為，然善惡懲創，自不可廢。今之志書，從無錄及不善者，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，一則懼罹后患之虛心爾。仆謂譏貶原不可為志體，據事直書，善否自見，直寬隱彰之意同；不可專事浮文，以虛譽為事也。
一、史志之書，有裨風教者，原因傳述忠孝節義，凜凜烈烈，有聲有色，使百世而下，怯者勇生，貪者廉立。《史記》好俠，多寫刺客畸流，猶足令人輕生增氣；況天地間大節大義，綱常賴以扶持，世教賴以撐柱者乎？每見文人修志，凡景物流連，可騁文筆，典故考訂，可夸博雅之處，無不津津累牘。一至孝子忠臣，義夫節婦，則寥寥數筆；甚而空存姓氏，行述一字不詳，使觀者若閱縣令署役卯簿，又何取焉？竊謂邑志搜羅不過數十年，採訪不過百十里，聞見自有真據，宜加意採輯，廣為傳述；使觀者有所興起，宿草秋原之下，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。尤當取窮鄉僻壤，畸行奇節，子孫困於無力，或有格於成例，不得邀旌獎者，蹤跡既實，務為立傳，以備採風者觀覽，庶乎善善欲長之意。
已上六條，就仆所見，未敢自謂必然。而今世刻行諸志，誠有未見其可者。丈夫生不為史臣，亦當從名公巨卿，執筆充書記，而因得論列當世，以文章見用於時。如纂修志乘，亦其中之一事也。今之所謂修志，令長徒務空名，作者又鮮學識；上不過圖注勤事考成，下不過苟資館谷祿利。甚而邑紳因之以啟奔競，文士得之以舞曲筆；主賓各挾成見，同局或起牴牾，則其於修志事，雖不為亦可也。乃如足下負抱史才，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。向與仆往復商論，窺兄底蘊，當非苟然為者。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，致幣敦請，自必一破從前宿習；殺青未畢，而觀者駭愕，以為創特，又豈一邑之書，而實天下之書矣。仆於此事，無能為役，辱存商榷，陳其固陋之衷，以庶幾螢燭增輝之義，兄其有以進我乎？
○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
日前敬籌末議，薄殖淺陋，猥無定見，非復冀有補高深，聊以塞責雲耳。乃辱教答，借獎有加，高標遠引，辭意摯懇，讀之真愧且畏也！足下負良史才，博而能斷，軒視前古，意志直欲駕範軼陳，區區郡邑志乘，不啻牛刀割鷇。乃才大心虛，不恥往復下問。鄙陋如仆，何以副若谷之懷耶？前書粗陳梗概，過辱虛譽，且欲悉詢其詳。仆雖非其人，輒因高情肫摯之深，不敢無一辭以覆，幸商擇焉。
一、體裁宜得史法也。州縣志乘，混雜無次，既非正體，編分紀表，亦涉僣妄。故前書折衷立法，以外紀、年譜、考、傳四體為主，所以避僣史之嫌，而求紀載之實也。然虛名宜避國史，而實意當法古人。外紀年譜之屬，今世志乘，百中僅見一二。若考之與傳，今雖渾稱志傳，其實二者之實，未嘗不載；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，考體多失之繁碎，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。考之為體，乃仿書志而作。子長八書，孟堅十志，綜核典章，包函甚廣。範史分三十志，《唐書》廣五十篇，則已浸廣。至元修《宋史》，志分百六十餘。議者譏為科吏檔冊。然亦僅失裁制，致成汗漫；非若今之州縣志書，多分題目，浩無統攝也。如星野疆域沿革，山川物產，俱地理志中事也，戶口賦役，征榷市糴，俱食貨考中事也；災祥歌謠，變異水旱，俱五行志中事也；朝賀壇廟祀典，鄉飲賓興，俱禮儀志中事也。凡百大小，均可類推。篇首冠以總名，下乃縷分件悉，匯列成編；非惟總萃易觀，亦且謹嚴得體。此等款目，直在一更置耳。而今志猥瑣繁碎，不啻市井泉貨注簿，米鹽凌雜，又何觀焉？或以長篇大章，如班固《食貨》，馬遷《平準》，大難結構。豈知文體既合史例，即使措辭如布算子，亦自條理可觀，切實有用。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，好為繁瑣也。
一、成文宜標作者也。班襲遷史，孝武以前，多用原文，不更別異；以《史》、《漢》同一紀載，而遷史久已通行，故無嫌也。他若詔令書表之屬，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，故亦無嫌於抄錄成文。至《史記》贊秦，全用賈生三論，則以"善哉賈生推言"一句引起。《漢書·遷傳》全用《史記自序》，則以"遷之自序雲爾"一句作收。雖用成文，而賓主分明，不同襲善。志為史體，其中不無引用成文，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，則作者本名，自應標於目錄之下。今若刊去所載文辭，分類載入考傳諸體，則作者本名易於刊去，須仍復如《史》《漢》之例，標而出之。至文有蔓長，須加刪節者，則以"其略曰"三字領起，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，可也。援引舊文，自足以議論者，則如《伯夷列傳》中，入"其傳曰"雲雲一段文字之例，可也。至若前置碼序引，后附論贊，今世纂家，多稱野史氏曰，或稱外史氏曰，揆之於理，均未允協；莫如直仿東漢之例，標出論曰、序曰之體為安。至反覆辨正，存疑附異，或加案曰亦可。否則直入本文，不加標目，隨時斟酌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。
一、傳體宜歸畫一也。列傳行述入藝文志，前書已辨其非。然國史取材邑志，人物尤屬緊要。蓋典章法令，國有會典，官有案牘，其事由上而下，故天下通同，即或偶有遺脫，不患無從考證。至於人物一流，自非位望通顯，太常議謚，史臣立傳，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。其幽獨之士，貞淑之女，幸邀旌獎，按厥檔冊，直不啻花名卯冊耳。必待下詔纂修，開館投牒，然后得核。故其事由下而上，邑志不詳備，則日后何由而證也？夫傳即史之列傳體爾。《儒林》、《游俠》，遷《史》首標總目；《文苑》、《道學》，《宋史》又畫三科。先儒譏其標幟啟爭，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。非若后世志乘傳述碑版，統列藝文。及作人物列傳，又必專標色目，若忠臣、孝子、名賢、文苑之類，挨次排纂，每人多不過八九行，少或一二三行，名曰傳略。夫志曰輶軒實錄，宜詳於史，而乃以略體行之，此何說也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，義類兼有所附，非以董宣入《酷吏》，則於《周臣》闕韓通耳。按《史記》列傳七十，惟《循吏》、《儒林》而下九篇，標出總目。《漢書》自《外戚》、《佞幸》而上七篇，標出總目。江都傳列三策，不必列以《儒林》；東方特好詼諧，不必列入《滑稽》。傳例既寬，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；行相似者，比而附之；文章多者，錄而入之。但以庸濫徇情為戒，不以篇幅廣狹為拘，乃屬善之善耳。
一、論斷宜守謹嚴也。史遷序引斷語，俱稱太史公曰雲雲，所以別於敘事之文，並非專標色目。自班固作贊，範史撰論，亦已少靡。南朝諸史，則於傳志之末，散文作論，又用韻語，仿孟堅自敘體作贊，以綴論文之后，屋下架屋，斯為多文。自后相沿，制體不一。至明祖纂修《元史》，諭宋濂等據事直書，勿加論贊。雖寓謹嚴之意，亦非公是之道。仆則以為是非褒貶，第欲其平，論贊不妨附入；但不可作意軒輊，亦不得故恣吊詭。其有是非顯然，不待推論，及傳文已極抑揚，更無不盡之情者，不必勉強結撰，充備其數。
一、典章宜歸詳悉也。仆言典章自上而下，可較人物為略，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。學校祭祀，一切開載會典者，苟州縣所常舉行，豈可因而不載？會典簡帙浩繁，購閱非易。使散在州縣各志，則人人可觀，豈非盛事？況州縣舉行之典，不過多費梨棗十餘枚耳。今志多刪不載，未知所謂。
一、自注宜加酌量也。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。以后史家文字，每用自注。宋人刻偽《蘇注杜詩》，其不可強通者，則又妄加"公自注"三字。后人覺其偽者，轉矯之曰：古人文字，從無自注。然則如司馬《潛虛》，自加象傳，又何如耶？志體既取詳贍，行文又貴簡潔，以類纂之意，而行紀傳之文，非加自注，何以明暢？但行文所載之事實，有須詳考顛末，則可自注。如《潛虛》之自解文義，則非志體所宜爾。
一、文選宜相輔佐也。詩文雜體入藝文志，固非體裁，是以前書欲取各體歸於傳考。然西京文字甚富，而班史所收之外，寥寥無覯者，以學士著撰，必合史例方收，而一切詩文賦頌，無昭明、李昉其人，先出而採輯之也。史體縱看，志體橫看，其為綜核一也。然綜核者事詳，而因以及文。文有關於土風人事者，其類頗夥，史固不得而盡收之。以故昭明以來，括代為選，唐有《文苑》，宋有《文鑒》，元有《文類》，明有《文選》，廣為銓次，鉅細畢收，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，不一而足。故左氏論次《國語》，未嘗不引諺證謠；而十五《國風》，亦未嘗不別為一編，均隸太史。此文選志乘，交相裨益之明驗也。近楚撫於《湖廣通志》之外，又選《三楚文獻錄》。江蘇宋撫軍聘邵毗陵修《明文錄》外，更撰《三吳文獻錄》等集，亦佐《江南通志》之不及。仆淺陋寡聞，未知他省皆如是否？然即此一端，亦可類及。何如略仿《國風》遺意，取其有關民風流俗，參伍質證，可資考校，分列詩文記序諸體，勒為一邑之書，與志相輔，當亦不為無補。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為者，盍乘間為當事告焉？
一、列女宜分傳例也。列女名傳，創於劉向，分匯七篇，義近乎子；綴《頌》述《雅》，學通乎《詩》，而比事屬辭，實為史家之籍。班、馬二史，均闕此傳。自範蔚宗東漢書中，始載《列女》，后史因之，遂為定則。然后世史家所謂列女，則節烈之謂，而劉向所敘，乃羅列之謂也。節烈之烈為列女傳，則貞節之與殉烈，已自有殊；若孝女義婦，更不相入，而閨秀才婦，道姑仙女，永無入傳之例矣。夫婦道無成，節烈孝義之外，原可稍略；然班姬之盛德，曹昭之史才，蔡琰之文學，豈轉不及方技伶官之倫，更無可傳之道哉？劉向傳中，節烈孝義之外，才如妾婧，奇如魯女，無所不載；即下至施、旦，亦胥附焉。列之為義，可為廣矣。自東漢以后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，為殉烈之烈，於是法律之外，可載者少，而蔡文姬之入史，人亦議之。今當另立貞節之傳，以載旌獎之名；其正載之外，苟有才情卓越，操守不同，或有文採可觀，一長擅絕者，不妨入於列女，以附方技、文苑、獨行諸傳之例；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烈，而苟有一長足錄者，亦不致有湮沒之嘆雲。狂瞽之言，幸惟擇之！醉中草草，勿罪。
○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(二)
辱示《文選》義例，大有意思，非熟知此道甘苦，何以得此？第有少意商復。夫踵事增華，后來易為力；括代總選，須以史例觀之。昭明草創，與馬遷略同。由六朝視兩漢，略已，先秦略之略已。周則子夏《詩序》，屈子《離騷》而外，無他策焉。亦猶天漢視先秦，略已，周則略之略已。五帝三王，則本紀略載而外，不更詳焉。昭明兼八代，《史記》採三古，而又當創事，故例疏而文約。《文苑》、《文鑒》，皆包括一代；《漢書》《唐書》，皆專紀一朝；而又藉前規，故條密而文詳。《文苑》之補載陳隨，則續昭明之未備；《文鑒》之並收制科，則廣昭明之未登。亦猶班固《地志》之兼採《職方》、《禹貢》，《隋書》諸志之補述梁、陳、周、齊，例以義起，斟酌損益，固無不可耳。夫一代文獻，史不盡詳，全恃大部總選，得載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，參互考校，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。其事綦重，原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，工拙繁簡，不可屑屑校重。讀書者但當採掇大意，以為博古之功，斯有益耳。
駁文選義例書再答
來書雲："得兄所論《文選》義例，甚以為不然。文章一道，所該甚廣，史特其中一類耳。選家之例，繁博不倫，四部九流，何所不有？而兄概欲以史擬之。若馬若班，若表若志，斤斤焉以蕭唐諸選，削趾適履，求其一得符合。將毋陳大士初學時文，而家書悉裁為八股式否？東西兩京文字，入選寥寥，而班、範兩史排纂，遂為定本。惟李陵塞外一書，班史不載，便近齊梁小兒，果選裨史之不逮乎？抑史裨選之不逮乎？編年有《綱目》，紀傳有廿一史，曆朝事已昭如日星。而兄復思配以文選，連床架屋，豈為風雲月露之辭，可以補柱下之藏耶？選事仿於六朝，而史體亦坏於是，選之無裨於史明矣。考鏡古今，論列得失，在乎卓犖之士，不循循株守章句；孺歌婦嘆，均可觀採，豈皆與史等哉？昔人稱杜甫詩史，而楊萬里駁之，以為《詩經》果可兼《尚書》否？兄觀書素卓犖，而今言猶似牽於訓詁然者，仆竊不喜。或有不然，速賜裁示！"
惠書甚華而能辨，所賜於仆，豈淺鮮哉？然意旨似猶不甚相悉，而盛意不可虛，故敢以書報。文章一道，體制初不相沿，而原本各有所自。古人文字，其初繁然雜出，惟用所適，豈斤斤焉立一色目，而規規以求其一似哉？若雲文事本博，而史特於中占其一類，則類將不勝其繁。《伯夷》、《屈原》諸傳，夾敘夾議；而《莊周》、《列子》之書，又多假敘事以行文。兄以選例不可一概，則此等文字，將何以畫分乎？經史子集，久列四庫，其原始亦非遠。試論六藝之初，則經目本無有也。大《易》非以聖人之書而尊之，一子書耳。《書》與《春秋》，兩史籍耳。《詩》三百篇，文集耳。《儀禮》、《周官》，律令會典耳。自《易》藏太卜而外，其餘四者，均隸柱下之籍，而后人取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，未聞沾沾取其若《綱目》紀傳者，而專為史類，其他體近繁博，遽不得與於是選也。《詩》亡而后《春秋》作，《詩》類今之文選耳，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？土風殊異，人事興衰，紀傳所不及詳，編年所不能錄，而參互考驗，其合於是中者，如《鴟梟》之於《金縢》，《乘舟》之於《左傳》之類；其出於是外者，如《七月》追述周先，《商頌》兼及異代之類；豈非文章史事，固相終始者與？兩京文字，入選甚少，不敵班、範所收，使當年早有如選《文苑》其人，裁為大部盛典，則兩漢事跡，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。史體坏於六朝，自是風氣日下，非關《文選》。昭明所收過略，乃可恨耳。所雲不循循株守章句，不必列文於史中，顧斤斤畫文於史外，其見尚可謂之卓犖否？楊萬里不通太史觀風之意，故駁詩史之說。以兄之卓見而惑之，何哉？
○修志十議 (呈天門胡明府)
修志有二便：地近則易覈，時近則跡真。有三長：識足以斷凡例，明足以決去取，公足以絕請讬。有五難：清晰天度難，考衷古界難，調劑眾議難，廣徵藏書難，預杜是非難。有八忌：忌條理混雜，忌詳略失體，忌偏尚文辭，忌妝點名勝，忌擅翻舊案，忌浮記功績，忌泥古不變，忌貪載傳奇。有四體：皇恩慶典宜作紀，官師科甲宜作譜，典籍法制宜作考，名宦人物宜作傳。有四要：要簡，要嚴，要覈，要雅。今擬乘二便，盡三長，去五難，除八忌，而立四體，以歸四要。請略議其所以然者為十條。先陳事宜，后定凡例，庶乎畫宮於堵之意雲。
一，議職掌。提調專主決斷是非，總裁專主筆削文辭，投牒者敘而不議，參閱者議而不斷，庶各不相侵，事有專責。
二，議考證。邑志雖小，體例無所不備。考核不厭精詳，折衷務祈盡善。所有應用之書，自省府鄰境諸志而外，如《廿二史》、《三楚文獻錄》、《一統志》、聖祖仁皇帝御纂《方輿路程圖》、《大清會典》、《賦役全書》之屬，俱須加意採訪。他若邑紳所撰野乘、私記、文編、稗史、家譜、圖牒之類，凡可資搜討者，亦須出示徵收，博觀約取。其六曹案牘，律令文移，有關政教典故、風土利弊者，概令錄出副本，一體送館，以憑詳慎銓次。庶能鉅細無遺，永垂信史。
三，議徵信。邑志尤重人物，取舍貴辨真偽。凡舊志人物列傳，例應有改無削。新志人物，一憑本家子孫列狀投柜，核實無虛，送館立傳。此俱無可議者。但所送行狀，務有可記之實，詳悉開列，以備採擇，方準收錄。如開送名宦，必詳曾任何職，實興何利，實除何弊，實於何事有益國計民生，乃為合例。如但雲清廉勤慎，慈惠嚴明，全無實徵，但作計荐考語體者，概不收受。又如卓行亦必開列行如何卓，文苑亦必開列著有何書，見推士林，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經，何等著作有關名教，孝友亦必開明於何事見其能孝能友。品雖毋論庸奇偏全，要有真跡，便易採訪。否則行皆曾、史，學皆程、朱，文皆馬、班，品皆夷、惠，魚魚鹿鹿，何以辨真偽哉？至前志所收人物，果有遺漏，或生平大節，載不盡詳，亦準其與新收人物，一例開送，核實增補。
四，議徵文。人物之次，藝文為要。近世志藝文者，類輯詩文記序，其體直如文選；而一邑著述目錄，作者源流始末，俱無稽考，非志體也。今擬更定凡例，一仿班《志》劉《略》；標分部匯，刪蕪擷秀，跋其端委，自勒一考，可為他日館閣校讎取材，斯則有裨文獻耳。但藝文入志，例取蓋棺論定；現存之人，雖有著作，例不入志。此系御纂續考館成法，不同近日志乘，掇拾詩文，可取一時題詠，廣登尺幅者也。凡本朝前代學士文人，果有卓然成家，可垂不朽之業，無論經史子集，方技雜流，釋門道藏，圖畫譜牒，帖括訓詁，均得凈錄副本，投柜送館，以憑核纂。然所送之書，須屬共見共聞；即未刻行，亦必論完成集者，方準收錄。倘系抄撮稿本，畸零篇頁，及從無序跋論定之書，概不入編，庶乎循名責實之意。惟舊志原有目錄，而藏書至今散逸者，仍準入志，而於目錄之下，注一"亡"字以別之。
五，議傳例。史傳之作，例取蓋棺論定，不為生人立傳。曆考兩漢以下，如《非有先生》、《李赤》諸傳，皆以傳為游戲。《圬者》、《橐駝》之作，則借傳為議論。至《何蕃》、《方山》等傳，則又作貽贈序文之用。沿至宋人，遂多為生人作傳，其實非史法也。邑志列傳，全用史例，凡現存之人，例不入傳。惟婦人守節，已邀旌典；或雖未旌獎，而年例已符，操守粹白者，統得破格錄入。蓋婦人從一而終，既無他志，其一生責任已畢，可無更俟沒身。而此等單寒之家，不必盡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縉紳；或在窮鄉僻壤，子孫困於無力，以及偶格成例；今日不予表章，恐后此修志，不免遺漏，故搜求至汲汲也。至去任之官，苟一時政績卓然可傳，輿論交推，更無擬議者，雖未經沒身論定，於法亦得立傳。蓋志為此縣而作，為宰有功此縣，則甘棠可留；雖或緣故被劾，及鄉論未詳，安得沒其現施事跡？且其人已去，即無諛頌之嫌，而隔越方州，亦無遙訪其人存否之例。惟其人現居本縣，或現昇本省上官及有統轄者，仍不立傳；所以遠迎合之嫌，杜是非之議耳。其例得立傳人物，投遞行狀，務取生平大節合史例者，詳慎開載；縴瑣饤饾，凡屬浮文，俱宜刊去。其有事涉怪誕，義非懲創；或讬神鬼，或稱奇夢者，雖有所憑，亦不收錄，庶免鳧履羊鳴之誚。
六，議書法。典故作考，人物作傳，二體去取，均須斷制盡善，有體有要，乃屬不刊之書，可為后人取法。如考體但重政教典禮，民風土俗，而浮夸形勝，附會景物者，在所當略。其有古跡勝概，確乎可憑，名人題詠，卓然可紀者，亦從小書分注之例，酌量附入正考之下；所以釐正史體，別於稗乘耳。蓋志體譬之治室，廳堂甲第，謂之府宅可也。若依岩之構，跨水之亭，謂之別業可，謂之正寢則不可。玉{鹿主}絲絛，謂之仙服可，謂之紳笏則不可。此乃郡縣志乘，與臥游清福諸編之分別也。列傳亦以名宦鄉賢，忠孝節義，儒林卓行為重。文苑方技有長可見者，次之。如職官而無可紀之跡，科目而無可著之業，於法均不得立傳。蓋志屬信史，非如憲綱冊籍，一以爵秩衣冠為序者也。其不應立傳者，官師另立曆任年譜，邑紳另有科甲年譜，年經月緯之下，但注姓名，不得更有浮辭填入。即其中有應立傳者，亦不必更於譜內，注明有傳字樣，以昭畫一。若如近日通行之例，則紀官師者，既有職官志，以載受事年月，又有名宦志，以載曆任政績；而於他事有見於生祠碑頌、政績序記者，又收入藝文志。記邑紳者，既有科目志，又有人物志，亦分及第年分與一生行業為兩志；而其行業有見於志銘傳誄者，則又收入藝文志。一人之事，疊見三四門類，於是或於此處注傳見某卷，於彼處注詳見某志，字樣紛錯，事實倒亂，體裁煩碎，莫此為甚。今日修志，尤當首為釐定，一破俗例者也。
七，議援引。史志引用成文，期明事實，非尚文辭。苟於事實有關，即胥吏文移，亦所採錄，況上此者乎？苟於事實無關，雖班揚述作，亦所不取，況下此者乎？但舊志藝文所錄文辭，今悉散隸本人本事之下，則篇次繁簡不倫；收入考傳方幅之內，其勢不無刪潤。如恐嫌似剿襲，則於本文之上，仍標作者姓名，以明其所自而已。而標題之法，一仿《史》、《漢》之例。《史》、《漢》引用周秦諸子，凡尋常刪改字句，更不識別，直標"其辭曰"三字領起。惟大有刪改，不更仍其篇幅者，始用"其略曰"三字別之。若賈長沙諸疏是也。今所援引，一皆仿此。然諸文體中，各有應得援引之處，獨詩賦一體，應用之處甚少。惟地理考內，名勝條中，分注之下，可載少許，以證靈杰。他若抒寫性靈，風雲月露之作，果系佳構，自應別具行稿，或入專主選文之書，不應攙入史志之內，方為得體。且古來十五《國風》，十二《國語》，並行不悖，未聞可以合為一書。則志中盛選詩詞，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。倘風俗篇中，有必須徵引歌謠之處，又不在其例。是又即《左》、《國》引諺徵謠之義也。
八，議裁制。取藝文應載一切文辭，各歸本人本事，俱無可議。惟應載傳志行狀諸體，今俱刪去，仍取其文裁入列傳，則有難處者三焉；一則法所不應立傳，與傳所不應盡載者，當日碑銘傳述，或因文辭為重，不無濫收。二則志中列傳，方幅無多，而原傳或有洋洋大篇；全錄原文，則繁簡不倫；刪去事跡，則召怨取議。三則取用成文，綴入本考本傳，原屬文中援引之體，故可標作者姓名及"其辭曰"三字，以歸徵引之體。今若即取舊傳，裁為新傳，則一體連編，未便更著作者姓名。譬班史作《司馬遷傳》，全用《史記自序》，則以"遷之自序雲爾"一句，標清賓主。蓋史公《自序》，原非本傳，故得以此句識別之耳。若考武以前紀傳，全用《史記》成文者，更不識別；則以紀即此紀，傳即此傳，贊即此贊，其體更不容標司馬遷曰字樣也。今若遽同此例，則近來少見此種體裁，必有剿襲雷同之謗。此三端者，決無他法可處，惟有大書分注之例，可以兩全。蓋取彼舊傳，就今志義例，裁為新傳，而於法所應刪之事，未便遽刪者，亦與作為雙行小字，並作者姓氏，及刪潤之故，一體附注本文之下。庶幾舊志徵實之文，不盡刊落，而新志謹嚴之體，又不相妨矣。其原文不甚散漫，尚合謹嚴之例者，一仍其舊，以見本非好為更張也。
九，議標題。近行志乘，去取失倫，蕪陋不足觀採者，不特文無體要，即其標題，先已不得史法也。如採典故而作考，則天文、地理、禮儀、食貨數大端，本足以該一切細目。而今人每好分析，於是天文則分星野占候為兩志，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為數篇，連編累牘，動分幾十門類。夫《史》、《漢》八書十志之例具在，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？如訪人物而立傳，則名宦、鄉賢、儒林、卓行數端，本不足以該古今人類。而今人每好合並，於是得一逸才，不問其行業如何超卓，而先擬其有何色目可歸；得一全才，不問其學行如何兼至，而先擬其歸何門類為重；牴牾牽強，以類括之。夫曆史合傳獨傳之文具在，曷嘗必首標其色目哉？所以然者，良由典故證據諸文，不隸本考而隸藝文志，則事無原委，不得不散著焉，以藏其苟簡之羞。行狀碑版諸文，不隸本傳而隸藝文志，則人無全傳，不得不強合焉，以足其款目之數。故志體坏於標題不得史法，標題坏於藝文不合史例；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，則又原於創修郡縣志時，誤仿名山圖志之廣載詩文也。夫志州縣與志名山不同。彼以形勝景物為主，描摩宛肖為工，崖顛之碑，壁陰之記，以及雷電鬼怪之跡，洞天符檢之文，與夫今古名流游覽登眺之作，收無孑遺，即徵奧博，蓋原無所用史法也。若夫州縣志乘，即當時一國之書，民人社稷，政教典故，所用甚廣，豈可與彼一例？而有明以來，相沿不改，故州縣志乘，雖有彼善於此，而卒鮮卓然獨斷，裁定史例，可垂法式者。今日尤當一破夙習，以還正史體裁者也。
十，議外編。廿一史中，紀表志傳四體而外，《晉書》有載記，《五代史》有附錄，《遼史》有《國語解》，至本朝纂修《明史》，亦於年表之外，又有圖式；所用雖各不同，要皆例以義起，期於無遺無濫者也。邑志猥並錯雜，使同稗野小說，固非正體；若遽以國史簡嚴之例處之，又非廣收以備約取之意。凡事屬瑣屑而不可或遺者，如一產三男，人壽百歲，神仙蹤跡，科第盛事，一切新奇可喜之傳，雖非史體所重，亦難遽議刊落；當於正傳之后，用雜著體，零星紀錄，或名外編，或名雜記，另成一體，使縴夥饤饾，先有門類可歸，正以釐清正載之體裁也。謠歌諺語，巷說街談，苟有可觀，皆用此律。
甲申冬杪，天門胡明府議修縣志，因作此篇，以附商榷。其論筆削義例大意，與舊《答甄秀才》前后兩書相出入。而此議前五條，則先事之事宜，有彼書所不及者。若彼書所條，此議亦不盡入，則此乃就事論事，而餘意推廣於纂修之外者，所未遑也。至論俗例拘牽之病，此較前書為暢；而藝文一志，反覆論之特詳。是又曆考俗例受病之原，皆不出此，故欲為是拔本塞源之論，而斷行新定義例，初非好為更張耳。閱者取二書而互考焉，從事編纂之中，庶幾小有裨補雲。(自跋)
○天門縣志藝文考序(藝文論附)
嗚呼！藝文一考，非第志文之盛，且以慨其衰也。有志之士，負其胸中之奇，至於牴牾掎撅，不得已而見之於文，傷已！乃其所謂文者，往往竭數十年螢燈雪案，苦雨凄風，所與刻肝腎，耗心血，而鄭重以出者。曾不數世，而一觚拓落，存沒人間，冷露飄風，同歸於盡，可勝慨哉！幸而輶軒載筆，得以傳示來玆。然漢史所錄，《隋志》闕亡者若而人；《隋志》所錄，《唐書》殘逸者若干家；《崇文總目》，《中興書目》，《文淵閣目》，上下千年，大率稱是。豈造物忌才，精華欲祕歟？抑所撰述，精採不稱，不足傳久遠歟？而兩漢以下，百家叢脞，雅俗雜揉，猥鄙瑣屑之談，亦具有存者，則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。《景陵舊志》，藝文不載書目，故前人著作，未盡搜羅；而本傳附錄生平著書，今亦不少概見。然則斯考所採，更閱三數十年，其散逸遺亡，視今又何如耶？此余之所以重為諸家惜也。今採摭諸家，勒為一考，厥類有四：曰經，曰史，曰子，曰集。其別有三：曰傳世，曰藏家，俱分隸四部；曰亡逸，別自為類，附篇末。
論曰：近志藝文，一變古法，類萃詩文，而不載書目，非無意也。文章匯次甲乙成編，其有裨於史事者，事以旁證而易詳，文以兼收而大備。故昭明以后，唐有《文苑》，宋有《文鑒》，元有《文類》，括代總選，雅俗互陳，凡以輔正史，廣見聞，昭文章也。第十五《國風》，十二《國語》，固宜各有成書，理無可雜。近世多仿《國語》而修邑志，不聞仿《國風》而匯輯一邑詩文，以為專集；此其所以愛不忍刪，牽率牴牾，一變藝文成法歟。夫史體尚謹嚴，選事貴博採。以此詩文攔入志乘，已覺繁多，而以選例推之，則又方嫌其少。然則二者自宜各為成書，交相裨佐明矣。至著作部目，所關至鉅，未宜輕議刊置。故今一用古法，以歸史裁。其文之尤不忍刪者，暫隸附錄。苟踵事增華，更匯成書，以裨志之不逮，嗚呼！庶有聞風而嗣輯者歟？
○天門縣志五行考序
堯水湯旱，聖世不能無災。回星反火，外物豈能為異？然而石鹢必書，螟蝗謹志者，將以修人事，答天變也。自《援神》、《鉤命》，符讖荒唐，遂失謹嚴。而班、範所錄，一準劉向《洪範》之傳，連類比附，證合人事，雖存警戒，未始無附會矣。夫天人之際，聖人謹焉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五行災祥，雜出不一；聖人第謹書之，而不與斤斤規合，若者應何事，若者應何人。非不能也，蓋徵應常變之理，存其概，足以警人心，而牽合其事，必至一有不合，或反疑災變之不足畏，毋乃欲謹而反怠歟？草木變異，蟲獸禍孽，史家悉隸五類，列按五事。余以為祥異固有為而作，亦有不必盡然，難以附合者。故據事直書，不分門類，不注徵應，一以年月為次。人事有相關者，雜見他篇，可自得焉。
○天門縣志學校考序
闕里備家乘矣，成均輯故事矣。膠庠泮水，寰宇同風，曷事連編採摭，更為專考？抑自兩漢以下，政教各有所崇，而學校有興無廢。披水築宮，拂虡拭履，有事則於中講明而施行之；無事則父老子弟，於以觀游自淑，而禮法刑政，民彝物則，胥出於是焉。則學校固與吏治相為表里者也。典型具在，墜緒茫然，撫鐘鼓而想音徽，可以蹶然興矣。
○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
志為史裁，全書自有體例。志中文字，俱關史法，則全書中之命辭措字，亦必有規矩準繩，不可忽也。體例本無一定，但取全書足以自覆，不致互歧；毋庸以意見異同，輕為改易。即原定八門大綱，中分數十子目，略施調劑，亦足自成一家，為目錄以就正矣。惟是記傳敘述之人，皆出史學。史學不講，而記傳敘述之文，全無法度。以至方志家言，習而不察，不惟文不雅馴，抑亦有害事理。曾子曰："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"鄙則文不雅也，倍則害於事也。文士囿於習氣，各矜所尚，爭強於無形之平奇濃淡。此如人心不同，面目各異，何可爭，亦何必爭哉？惟法度義例，不知斟酌，不惟辭不雅馴，難以行遠；抑且害於事理，失其所以為言。今既隨文改正，附商榷矣。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，約舉數端，以為梗概。則不惟志例潔清，即推而及於記傳敘述之文，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，切實有用，不致虛文害實事矣。
如《石首縣志》，舉文動稱石邑，害於事也。地名兩字，摘取一字，則同一字者，何所分別？即如石首言石，則古之縣名，漢有石成，齊有石秋，隋有石南，唐有石岩，今四川有石柱廳，雲南有石屏州，山西有石樓縣，江南有石埭縣，江西、廣東又俱有石城縣，后之觀者，何由而知為今石首也？至以縣稱邑，亦習而不察其實，不可訓也。邑者城堡之通稱，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，皆可稱邑。《詩》稱京邑，春秋諸國通好，自稱敝邑，豈專為今縣名乎？小而鄉村築堡，十家之聚，皆可稱邑，亦豈為縣治邪？
至稱今知縣為知某縣事，亦非實也。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，體視縣令為尊，結銜猶帶京秩，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。今若襲用其稱，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。若邑侯、邑大夫，則治下尊之之辭；施於辭章則可，用以敘事，鄙且倍矣。邑宰則春秋之官，雖漢人施於碑刻，畢竟不可為訓。令尹亦古官名，不可濫用以疑后人也。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，大有害於事理。曾記有稱人先世為司馬公者，適欲考其先世，為之迷悶數日，不得其解。蓋流俗好用文語，以《周官》司馬，名今之兵部；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，皆可通名司馬，已難分矣。又府同知，俗稱亦為司馬，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。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，其官相懸絕矣。司馬公三字，今人已不能辨為何官，況后世乎？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，以古庠序稱今之廩增附生。明經本與進士分科，而今為貢生通號，然恩、拔、副、歲、優、功、廩、增、附、例十等，分別則不可知矣。通顯貴官，則謚率恭文懿敏；文人學子，號多峰岩溪泉。謚則稱公，號則先生處士，或如上壽祝辭，或似荐亡告牒，其體不知從何而來。項籍曰："書足以記姓名。"今讀其書，見其事，而不知其人何名，豈可為史家書事法歟？
又如雙名止稱一字，古人已久摘其非。如杜台柳稱卿，則語不完，而荀卿、虞卿，皆可通用。安重榮稱榮，則語不完，而桓榮、寇榮，皆可通用。至去疾稱疾，無忌稱忌，不害稱害，且與命名之意相反，豈尚得謂其人歟？婦女有名者稱名，無名者稱姓。《左》、《史》以來，未有改者。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，甚至稱為該氏，則於義為不通，而於文亦鄙塞也。今世為節烈婦女撰文，往往不稱姓氏，而即以節婦烈女稱之，尤害理也。婦人守節，比於男子抒忠；使為逢、比諸公撰傳，不稱逢、比之名，而稱忠臣雲雲，有是理乎？經生之為時藝，首用二語破題。破題例不書名，先師則稱聖人，弟子則稱賢者，顏、曾、孟子則稱大賢；蓋仿律賦發端，先虛后實，試帖之制度然爾。今用其法以稱節孝，真所謂習焉不察者也。
柳子曰："參之太史以著其潔。"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。文如何而為潔，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。古人讀《易》如無《書》，不雜之謂也。同為經典，同為聖人之言，倘以龍血鬼車之象，而參粵若稽古之文；取熊蛇魚旐之夢，而系春王正月之次；則聖人之業荒，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。今為節婦著傳，不敘節婦行事，往往稱為矢志柏舟，文指不可得而解也。夫柏舟者，以柏木為舟耳。詩人讬以起興，非柏舟遂為貞節之實事也。《關雎》可以興淑女，而雎鳩不可遂指為淑女；《鹿鳴》可以興嘉賓，而鳴鹿豈可遂指為嘉賓？理甚曉然。奈何紀事之文，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？夫子曰："必也正名乎。"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。"名不正則言不順"，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。是以書有體裁，而文有法度，君子之不得已也。荀徇俗而無傷於理，不害於事，雖非古人所有，自可援隨時變通之義，今亦不盡執矣。
○記與戴東原論修志
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，與戴東原相遇於寧波道署，馮君弼方官寧紹台兵備道也。戴君經術淹貫，名久著於公卿間，而不解史學；聞余言史事，輒盛氣凌之。見余《和州志例》，乃曰："此於體例，則甚古雅，然修志不貴古雅。余撰《汾州》諸志，皆從世俗，絕不異人，亦無一定義例，惟所便爾。夫志以考地理，但悉心於地理沿革，則志事已竟。侈言文獻，豈所謂急務哉？"余曰："余於體例，求其是爾，非有心於求古雅也。然得其是者，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。如雲但須從俗，則世俗人皆可為之，又何須擇人而后與哉？方志如古國史，本非地理專門。如雲但重沿革，而文獻非其所急，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，何為集眾啟館，斂費以數千金，卑辭厚幣，邀君遠赴，曠日持久，成書且累函哉？且古今沿革，非我臆測所能為也。考沿革者，取資載籍。載籍具在，人人得而考之，雖我今日有失，后人猶得而更正也。若夫一方文獻，及時不與搜羅，編次不得其法，去取或失其宜，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，湮沒無聞者矣。夫圖事之要，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，加之意也。然則如余所見，考古固宜詳慎；不得已而勢不兩全，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。"戴他顧而語人曰："沿革苟誤，是通部之書皆誤矣。名為此府若州之志，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？"余曰："所謂沿革誤，而通部之書皆誤者，亦止能誤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。古事誤入，亦可憑古書而正之，事與沿革等耳。至若三數百年之內，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，與夫口耳流傳，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沒者。以及興舉利弊，切於一方之實用者，則皆覈實可稽，斷無誤於沿革之失考，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。"
馮君曰："方志統合古今，乃為完書，豈僅為三數百年以內設邪？"余曰："史部之書，詳近略遠，諸家類然，不獨在方志也。《太史公書》詳於漢制，其述虞、夏、商、周，顯與六藝背者，亦頗有之。然六藝具在，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，則遷書雖誤，猶無傷也。秦楚之際，下逮天漢，百餘年間，人將一惟遷書是憑；遷於此而不詳，后世何由考其事邪？且今之修方志者，必欲統合今古，蓋為前人之修是志，率多猥陋，無所取裁，不得已而發凡起例，如創造爾。如前志無憾，則但當續其所有，前志有闕，但當補其所無。夫方志之修，遠者不過百年，近者不過三數十年。今遠期於三數百年，以其事雖遞修，而義同創造，特寬為之計爾。若果前志可取，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。夫修志者，非示觀美，將求其實用也。時殊勢異，舊志不能兼該，是以遠或百年，近或三數十年，須更修也。若雲但考沿革，而他非所重，則沿革明顯，毋庸考訂之，州縣可無庸修志矣。"馮君恍悟曰："然。"
戴拂衣徑去。明日示余《汾州府志》曰："余於沿革之外，非無別裁卓見者也。舊志人物門類，乃首名僧，余欲刪之，而所載實事，卓卓如彼，又不可去。然僧豈可以為人？他志編次人物之中，無識甚矣。余思名僧必居古寺，古寺當歸古跡，故取名僧事實，歸之古跡，庸史不解此創例也。"余曰："古跡非志所重，當附見於輿地之圖，不當自為專門，古跡而立專門，乃統志類纂名目，陋儒襲之，入於方志，非通裁也。如雲僧不可以為人，則彼血肉之軀，非木非石，畢竟是何物邪？筆削之例至嚴，極於《春秋》。其所誅貶，極於亂臣賊子。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，不聞不以為人，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。且人物仿史例也，史於奸臣叛賊，猶與忠良並列於傳，不聞不以為人，而附於地理志也。削僧事而不載，不過俚儒之見耳。以古跡為名僧之留轍，而不以人物為名，則《會稽志》禹穴，而人物無禹；《偃師志》湯墓，而人物無湯；《曲阜志》孔林，而人物無孔子，彼名僧者，何幸而得與禹、湯、孔子同其尊歟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，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。"
○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
承示志稿，體裁簡貴，法律森嚴，而殷殷辱賜下詢，惟恐有辜盛意，則僅就鄙衷所見，約舉一二，以備採菲，然亦未必是也。蓋方志之弊久矣，流俗猥濫之書，固可不論；而雅意拂拭，取足成家，則往往有之。大抵有文人之書，學人之書，辭人之書，說家之書，史家之書；惟史家為得其正宗。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，與纂輯之史，途徑不一。著作之史，宋人以還，絕不多見。而纂輯之史，則以博雅為事，以一字必有按據為歸，錯綜排比，整煉而有剪裁，斯為美也。
今來稿大抵仿朱氏《舊聞》，所謂纂輯之善者也；而用之似不能畫一其體。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《曆城縣志》，無一字不著來曆。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，固注原書名目，即新收之事，無書可注，如取於案牘，則注某房案卷字樣；如取投送傳狀，則注家傳呈狀字樣；其有得於口述者，則注某人口述字樣；此明全書並無自己一語之徵，乃真仿《舊聞》而畫一矣。志中或注新增二字，或不加注，似非義例。
又世紀遺漏過多，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志者，尚未採備，其餘亦似少頭緒；此門似尚未可用。至城市中之學校，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，此乃率土所同，頒於令典，本不須載；今載之，又不注出於《會典》，而注出於舊志，亦似失其本原。又詩文入志，本宜斟酌，鄙意故欲別為文徵。今仿《舊聞》之例，載於本門之下，則亦宜畫一其例。按《舊聞》無論詩文，概為低格分載。今但於山川門中，全篇錄詩，而諸門有應入傳志記敘之文，多刪節而不列正文，恐簡要雖得，而未能包舉也。
又表之為體，縱橫經緯，所以爽豁眉目，省約篇章，義至善也。今職官選舉，仍散著如花名簿，名雖為表，而實非表。戶籍之表善矣，然注圖甲姓氏可也；今有注人名者，不知所指何人，似宜覈核。
藝文之例，經史子集，無不當收。其著書之人，不盡出於文苑。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，謂仿《書錄解題》。其實劉向《七略別錄》，未嘗不表其人，略同傳體。然班氏撰入《漢·藝文志》，則各自為傳，而於《藝文》目下，但注有傳二字，乃為得體。今又不免反客而為主矣。
以上諸條，極知瞽蒙之見，無當採擇。且不自揣，而為出位之謀，是以瑣屑不敢瀆陳；然既承詢及，不敢不舉其大略也。
○覆崔荊州書
前月過從，正在公事旁午之際，荷蒙賜贐贈舟，深切不安。措大眼孔，不達官場緩急情事，屢書冒瀆，抱慚無地！冬寒，敬想尊候近佳。所付志稿，解纜匆忙，未及開視，曾拜書，俟旋省申覆；舟中無事，亦粗一過目，則嘆執事明鑒，非他人可及。前在省相見，送志稿時，執事留日無多，即雲："志頗精當；內有訛錯，亦易改正。"數語即為定評。
今諸縉紳，磨勘月餘，簽摘如麻，甚至屢加詆詰嘲笑，全失雅道，乃使鄙人抱慚無地！然究竟推敲，不過職官、科目二表，人名有顛倒錯落；文徵碑記一卷，時代不按先后，誠然牴牾。然校書如仇，議禮成訟，辦書之有簽商往復，亦事理之常。否則古人不必立校讎之學；今人修書，亦不必列校訂參閱之銜名矣。況職官、科目二表，實有辦理錯誤之處；亦有開送冊籍，本不完全之處。文徵則因先已成卷，后有續收，以致時代有差。雖曰舛誤，亦不盡無因也。而諸紳指摘之外，嚴加詆訶，如塾師之於孺子，官長之於胥吏，則亦過矣。況文理果系明通，指摘果無差失，鄙人何難以嚴師奉之。今開卷第一條，則凡例原文雲"方志為國史要刪"，語本明白。要刪，猶雲刪要以備用爾。語出《史記》，初非深僻。而簽改為要典，則是國史反藉方志為重，事理失實，而語亦費解矣。文徵《二聖祠記》，上雲"立化像前"，下雲"食頃復活"。化即死也，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。其文亦自明白。今簽立化句雲"有誤，否則下文復活無根。"由此觀之，其人文理本未明通，宜其任意訶叱，不知斯文有面目也。至職官、科目之表，舛誤自應改正。然職官有文武正佐，科目亦有文武甲乙，既以所屬七縣畫分七格，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，逐一分格，則尺幅所不能容；是以止分七格，而以各款名目，注於人名之下。此法本於《漢書·百官表》，以三十四官，並列一十四格，而仍於表內各注名目，最為執簡馭繁之良法。今簽指雲："混合一表，眉目不清。"又文徵以各體文字分編，通部一例，偶因碑記編次舛誤，自應簽駁改正可也。今簽忽雲："學校之記當前，署廨列后，寺觀再次於后。"則一體之中，又須分類；分類未為不可，然表奏、序論、詩賦諸體，又不分類，亦不簽改，則一書之例，自相矛盾。由此觀之，其人於書之體例，原不諳習，但知信口詈罵，不知交際有禮義也。其餘摘所非摘、駁所非駁之處甚多，姑舉一二以概其餘。則諸紳見教之簽，容有不可盡信者矣。
《荊志》風俗，襲用舊文，以謂士敦廉讓。今觀此書簽議，出於諸紳，則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虛實，而於體例又不知款目前后編次，一味橫肆斥罵，殆於庸妄之尤，難以語文風士習矣。因思執事數日之間，評定志稿得失，較諸紳匯集多日，紛指如麻，為遠勝之，無任欽佩之至。但此時執事無暇及此，而鄙人又逼歸期，俟明歲如簽聲覆，以聽進止可耳。
○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
乾隆四十六年冬，余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。大名自並魏移治府城，號稱畿南沖要；而縣志尚未裒合成書，文獻之徵，闕焉未備。余有志蒐羅，下車之始，姑未遑暇。至四十九年，乃與鄉縉紳討論商榷，採取兩縣舊志，參互考訂，益以后所見聞，匯輯為編；得圖說二篇，表二篇，志七篇，傳五篇，凡一十六篇，而敘例目錄之列於卷首，雜採綴記之附於卷末者，不與焉。五十年春正月，書成。會余遷河間府同知，尋以罣誤免官，羈跡舊治。而繼為政者，休寧吳君，自隆平移治玆縣。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三輔，而大雅擅文，所學具有原本。及余相得，莫逆於心。因以志稿屬君訂定，而付之梓人。爰述所以為志之由，而質之吳君。
曰：往在肥鄉官舍，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，與余論修志事。章君所言，與今之修志者異。余徵其說，章君曰："郡縣志乘，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；而近代修志諸家，誤仿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。《周官》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謂若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魯之《春秋》。是一國之史，無所不載，乃可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。夫子作《春秋》，而必徵百國寶書，是其義矣。若夫圖經之用，乃是地理專門。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，注：版謂戶籍，圖謂土地形象，田地廣狹，即后世圖經所由仿也。是方志之與圖經，其體截然不同；而后人不辨其類，蓋已久矣。"余曰："圖經於今，猶可考乎？"章君曰："古之圖經，今不可見。間有經存圖亡，如《吳郡圖經》《高麗圖經》之類；又約略見於群書之所稱引，如水經地志之類，不能得其全也。今之圖經，則州縣輿圖，與六條憲綱之冊，其散著也。若元明之《一統志》書，其總匯也。散著之篇，存於官府文書，本無文理，學者所不屑道。統匯之書，則固地理專門，而人物流寓，形勝土產，古跡祠廟諸名目，則因地理而類撮之，取供文學詞章之所採用，而非所以為書之本意也。故形勝必用駢儷，人物節取要略，古跡流連景物，祠廟亦載游觀，此則地理中之類纂，而不為一方文獻之徵，甚皎然也。"
余曰："然則統志之例，非與？閻氏若璩以謂統志之書，不當載人物者，其言洵足法與？"章君曰："統志創於元明，其體本於唐宋，質文損益，具有所受，不可以為非也。《元和郡縣》之志，篇首各冠以圖，圖后系以四至八到，山川經緯之外，無旁綴焉；此圖經之本質也。《太平寰宇》之記，則入人物藝文，所謂踵事而增華也。《嘉熙方輿勝覽》，侈陳名勝古跡，游覽辭賦，則逐流而靡矣。《統志》之例，補《寰宇》之剩義，刪名勝之支辭，折衷前人，有所依據，閻氏從而議之過矣。然而其體自有輕重，不可守其類纂名目，以備一方文獻之全，甚曉然也。"余曰："古之方志，義例何如？"章君曰："三代封建，與后代割據之雄，大抵國自為制，其體固不侔矣。郡縣之世，則漢人所為《汝南先賢》、《襄陽耆舊》、《關東風俗》諸傳說，固已偏而不備，且流傳亦非其本書矣。今可見者，宋志十有餘家，雖不能無得失，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，則史氏家法猶存。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，取為全志，儼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。"余曰："宋志十有餘家，得失安在？"章君曰："範氏之《吳郡志》，羅氏之《新安志》，其尤善也。《羅志》蕪而不精，《範志》短而不詳，其所蔽也。《羅志》意存著述，《範志》筆具翦裁，其所長也。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。知翦裁者，其文削而不腴，其事郁而不暢，其所識解，不出文人習氣，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；若康氏《武功》之志，韓氏《朝邑》之志，其顯者也。何為文人習氣？蓋仿韓退之《畫記》而敘山川物產，不知八書十志之體，不可廢也。仿柳子厚《先友記》而志人物，不知七十列傳之例，不可忘也。然此猶文人徇名之弊也。等而下者，更無論矣。"
余曰："如君所言，修志如何而后可？"章君曰："志者，志也。其事其文之外，必有義焉，史家著作之微旨也。一方掌故，何取一人著作？然不讬於著作，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。文案簿籍，非不詳明，特難乎其久也。是以貴專家焉。專家之旨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不可以言傳也。其可以言傳者，則規矩法度，必明全史之通裁也。""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？"曰："知方志非地理專書，則山川都里坊表名勝，皆當匯入地理，而不可分占篇目，失賓主之義也。知方志為國史取裁，則人物當詳於史傳，而不可節錄大略；藝文當詳載書目，而不可類選詩文也。知方志為史部要刪，則胥吏案牘，文士綺言，皆無所用，而體裁當規史法也。此則其可言者也。夫家有譜，州縣有志，國有史，其義一也。然家譜有徵，則縣志取焉。縣志有徵，則國史取焉。今修一代之史，蓋有取於家譜者矣。未聞取於縣志。則荒略無稽，荐紳先生所難言也。然其故，實始於誤仿圖經纂類之名目，此則不可不明辨也。"
噫！章君之言，余未之能盡也。然於志事，實不敢掉以輕心焉。二圖包括地理，不敢流連名勝，侈景物也。七志分別綱目，不敢以附麗失倫，致散渙也。二表辨析經緯，不敢以花名卯簿，致蕪穢也。五傳詳具事實，不敢節略文飾，失徵信也。鄉荐紳不余河漢，勤勤討論，勒為斯志，庶幾一方之掌故，不致如章君之所謂誤於地理之偏焉耳。若求其志，而欲附於著作專家，則余謝不敏矣。
○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
常德為古名郡，左包洞庭，右控五溪，戰國楚黔中地，秦楚爭衡，必得黔中以為橐鑰；所謂旁攝溪蠻，南通岭嶠，從此利盡南海者也。后漢嘗移荊州治此，蓋外控諸蠻，則州部之內，千里晏然。隋唐以來，益為全楚關鍵。五季馬氏既並朗州，而后屹然雄視，諸鎮莫敢與抗矣。蓋北屏荊渚，南臨長沙，遠作滇、黔門戶，實為控要之區，不其然歟？我朝奕世承平，蠻夷率服，大湖南北，皆為腹地。康熙二十二年，滿州將軍駐防荊州，遂移提督軍門，彈壓常德。后雖分湖南北為兩部院，而營制聯絡兩部，呼吸相通，故節制之任，仍統於一。
余承乏兩湖，嘗按部常德，覽其山川形勢，慨想秦漢通道以來，治亂機緘，割制利弊，與夫居安思治，化俗宜民之道，爰進守土長吏，講求而切磋究之。知府三原李君大{雨隆}，悃愊吏也。六條之察，次第既略具矣。府志輯於康熙九年，故冊荒陋，不可究詰；百餘年之文獻，又邈焉無徵；於是請事重修。余謂此能知其大也。雖然，方志遍寰宇矣，賢長吏知政事有恆，而載筆之士，不知辭尚體要，猥蕪雜濫，無譏焉耳。即有矯出流俗，自命成家，或文人矜於辭採，學士侈其蒐羅，而於事之關於經濟，文之出於史裁，則未之議也。
會稽章典籍學誠，游於余門。數為余言史事，黎然有當於余心。余嘉李君之意，因屬典籍，為之撰次，閱一載而告成。凡書二十四篇；為紀者二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；為考者十，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；為表者四，年經事緯，以著封建、職官、選舉、人物之名姓；為略者一，為傳者七，採輯傳記，參合見聞，以識名宦、鄉賢、忠孝、節義之行事。綱舉而目斯張，體立而用可達。俗志附會古跡，題詠八景，無實靡文，概從刪略。其有記序文字，歌詠篇什，足以考證事實，潤色風雅，志家例錄為藝文者；今以藝文專載書目，詩文不可混於史裁，別撰《文徵》七卷，自為一書，與志相輔而行。其搜剔之餘，畸言脞說，無當經綸，而有資談助者，更為《叢談》一卷。皆不入於志篇。凡此區分類別，所以辨明識職，歸於體要。於是常德典故，可指掌而言也。
夫志不特表章文獻，亦以輔政教也。披覽輿圖，則善德、桃源之為山鎮，漸、潛、滄浪之為川澤，悠然想見古人清風，可以興起末俗。爰求前跡，有若馬伏波、應司隸之流，制苗蠻於漢世；李習之、溫簡輿其人，興水利於唐時；因地制宜，隨時應變，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。考古即以徵今，而平日討論，不可以不豫也。蓋政之有恆與辭之體要，本非兩事，昧於治者不察也。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，而推明大旨，以為求治理者法焉。
○為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
荊州富於《禹貢》、《職方》，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，而沖要岩劇於前明。蓋至今所領僅七城，而於湖北部內十一府州，猶為重望雲。三代畫州，荊域袤延且數千里，無可言也。漢分南郡，荊州所部。蒯越說劉表曰："荊州南據江陵，北守襄陽，八郡可傳檄而定。"諸葛忠武說昭烈曰："荊州北據漢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蜀，用武之國。"六朝爭劇於蕭梁，五季稱雄於高氏，一時獻奇借箸，騰說雖多，大約不出蒯、葛數語。然是時荊州，實兼武陵、桂陽諸郡，幅員包湖南境。至明改元中興路為荊州府，則今荊州境矣。彼時王國所封，蔚為都會。我朝因明舊治，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，旋改滿營，設將軍都統以下如制。雍正十三年，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，分置宜昌、施南兩府。乾隆五十六年，又以遠安隸荊門州。於是荊州所部，止於七縣。然而形勢猶最諸府，則江陵固兼南北之沖，而東延西控，聯絡故自若也。至於時事異宜，則滿漢分城，民兵不擾；漕兌互抵，轉餉無勞，亦既因時而立制矣。惟大江東下分流，故道多湮，江防堵築，視昔為重。乾隆戊甲大水灌城，軍民被淹，城治傾圮。天子南顧疇咨，特命重臣，持節臨蒞，發帑二百萬金，鉅工大役，次第興舉。余於是時，奉命來督兩湖，夙夜惴惕，惟恐思慮有所未周，無以仰答詔旨。咨於群公，詢於寮寀，群策材力，幸無隕越。而億兆生靈，皆蒙愷澤，而出於昏墊，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。
逾年，民氣漸蘇，官司稍有清晏。知府山陰張君方理，始欲整齊掌故，為后持循；旋以事去。繼其任者，永濟崔君龍見，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。崔君以名進士起家，學優而仕，其於斯志，蓋斤斤乎不苟作也。且《荊志》著於古者，倍他州郡，盛弘之有《荊州記》，庾仲雍有《江記》，宗懍有《荊楚歲時記》，梁元帝有《荊南志》，又有《丹陽尹傳》，書雖不存，部目可考，遺文逸句，猶時見於群書所稱引也。前明所修《荊州府志》，僅見著錄而無其籍。康熙年間，胡在恪所修，號稱佳本，而世亦鮮見。今存葉仰高志，自雲多仍胡氏舊文，體例謹嚴，纂輯必注所出，則其法之善也。而崔君之於斯志，則一秉史裁，詳贍博雅之中，運以獨斷別裁之義。首紀以具編年史法，次表以著世次年代，掌故存於諸考，人物詳於列傳，亦既綱舉而目張矣。又以史志之書，記事為主。藝文仍著錄之篇，而近代志家，猥選詩文雜體；其有矯而正者，則又裁節詩文，分類隸於本事之下，皆失古人流別。今師史例以輯府志，更仿選例以輯文徵。自雲：志師八家《國語》，文徵師十五《國風》，各自為書，乃得相輔而不相亂。又採輯之餘，瑣事畸言，取則失裁，棄則可惜；近人編為志餘，亦非史法。今乃別為《叢談》一書，鉅細兼收，而有條不紊，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。昔羅願撰《新安志》，自謂儒者之書，不同鈔撮簿記。今崔君所輯，本源深遠，視羅氏雅裁，有過之而無不及已。會湖北有《通志》之役，聘會稽章典籍學誠，論次其事。章君雅有史識，與余言而有合。崔君又屢質於典籍，往復商榷，時亦取衷於余。余故備悉其始末，而敘於卷端。
○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
石首為荊州望縣，兩漢本華容地，晉平吳，分華容置縣，因山以石首名。趙宋改治調弘，易名建寧。尋遷繡林山左，復名石首。元大德中，又遷楚望山下。曆明至今，文物聲名，為荊部稱盛。縣志不修，近六十年。舊志疏脫，詮次無法，又闕數十年之事實。知縣玉田王君維屏，因余撰輯通志，檄徵州縣之書，乃論次其縣事，犁剔八門，合首尾為書十篇，以副所徵，且請余為之序。
余披覽其書，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。夫為政必先綱紀，治書必明體要。近日為州縣志者，或胥吏案牘，蕪穢失裁；或景物題詠，浮華無實；而求其名義所歸，政教所重，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。夫政者，事也。志者，言也。天下蓋有言之斐然，而不得於其事者矣；未聞言之尚無條貫，而其事轉能秩然得敘者也。今王君是志，凡目數十，括以八門，若網在綱，有條不紊。首曰編年，存史法也。志者史所取裁，史以記事，非編年弗為綱也。次曰方輿，考地理也。縣之有由立也，山川古跡，以類次焉。而水利江防，居其要矣。次曰建置，人功修也。城池廨署，以至壇廟，依次附焉。次曰民政，法度立也。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，郵驛兵防之隸於司馬，皆《洪範》八政之經也。次曰秩官，昭典守也。長佐師儒，政教所由出也。而卓然者，爰斯傳矣。次曰選舉，辟才俊也。論秀書昇，《王制》之大，興賢與能，《周官》是詳；勒邦乘者，所不容略也。次曰人物，次曰藝文，一以徵文，一以考獻，皆搜羅放失，謹備遺忘，尤為乘時之要務也。人物必徵實事，而不以標榜為虛名；藝文謹著部目，而不以詩文充篇幅。蓋人物為馬《史》列傳之遺，藝文為班劉著錄之例，事必師古，而后可以法當世也。部分為八，亦既綱舉而目張矣。至於序例圖考，冠於篇首，餘文剩說，綴於簡末，別為篇次，不入八門。殆如九夫畫井，八陣行軍，經緯燦然，體用具備。乃知方志為一方之政要，非徒以風流文採，為長吏飾儒雅之名也。
且石首置縣以來，凡三徙矣。今縣治形勢，實為不易，四顧平衍之中，至縣群山涌出，東有龍蓋，南有馬鞍，西有繡林，北有楚望，居中扼要，政令易均；是以明代至今，相仍為治。夫撫馭必因形勢，為政必恃綱紀，治書必貴體要，一也。王君以儒術入仕，知所先務。其於治書，洵有得於體要，后人相仍，如縣治矣。抑古人雲："坐而言者期起而行。"今之具於書者，果能實見諸政治，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為足稱職業，文採絢飾為足表聲譽；是則雖為一縣之志，即王君一人之治書也。古之良史，莫能尚已，余於王君有厚望焉。
○書武功志后
康海《武功志》三卷，又分七篇，各為之目：一曰《地理》，二曰《建置》，三曰《祠祀》，四曰《田賦》，五曰《宮師》，六曰《人物》，七曰《選舉》。首仿古人著述，別為篇敘，高自位置，幾於不讓，而世多稱之。王氏士正，亦謂"文簡事核，訓辭爾雅"；后人至欲奉為修志楷模，可為幸矣。夫康氏以二萬許言，成書三卷，作一縣志，自以謂高簡矣。今觀其書，蕪穢特甚。蓋緣不知史家法度，文章體裁，而惟以約省卷篇，謂之高簡，則誰不能為高簡邪？
志乃史裁，苟於事理無關，例不濫收詩賦，康氏於名勝古跡，猥登無用詩文；其與俗下修志，以文選之例為藝文者，相去有幾？夫諸侯不祖天子，大夫不祖諸侯，嚴名分也。曆代帝王后妃，史尊紀傳，不藉方志。修方志者，遇帝王后妃故里，表明其說可也。列帝王於人物，載后妃於列女，非惟名分混淆，且思王者天下為家，於一縣乎何有？康氏於人物，則首列后稷以至文王，節錄太史《周紀》；次則列唐高祖、太宗，又節錄《唐本紀》，乖刺不可勝詰矣。方志不當僣列帝王，姑且勿倫。就如其例，則武王以下，何為刪之？以謂后有天下，非邠之故邑耶？則太王嘗遷於岐，文王又遷於豐，何以仍列武功人物？以武王實有天下，文王以上，不過追王，故錄之耶？則唐之高祖、太宗，又何取義？以謂高祖、太宗生長其地，故錄之耶？則顯懿二祖，何為刪之？后妃上自姜嫄，下及太姜，何為中間獨無太任？姜非武功封邑，入於武功列女，以謂婦從夫耶？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后，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，皆有賢名，何為又不載乎？夫載所不當載，為蕪為僣，以言識不足也。就其自為凡例，任情出入，不可詰以意指所在，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？
尤可異者，志為七篇，輿圖何以不入篇次？蓋亦從俗例也。篇首冠圖，圖止有二，而蘇氏《璇璣》之圖，乃與輿圖並列，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。夫輿圖冠首，或仿古人圖經之例，所以揭一縣之全勢，猶可言也。《璇璣》之圖，不過一人文字，或仿範氏錄蔡琰《悲憤詩》例，收於列女之傳可也。如謂圖不可以入傳，附見傳后可也。驀然取以冠首，將武功為縣，特以蘇氏女而顯耶？然則充其義例，既列文王於人物矣，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？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，曷取六陣之圖冠首？雖曰迂謬無理，猶愈《璇璣圖》之僅以一女子名也。惟《官師志》褒貶並施，尚為直道不泯，稍出於流俗耳。
○書朝邑志后
韓邦靖《朝邑志》二卷，為書七篇：一曰《總志》，二曰《風俗》，三曰《物產》，四曰《田賦》，五曰《名宦》，六曰《人物》，七曰《雜記》。總約不過六七千言，用紙十六七番，志乘之簡，無有過於此者。康《武功》極意求簡，望之瞠乎后矣。康為作序，亦極稱之。
今觀文筆，較康實覺簡凈；惟總志於古跡中，入唐詩數首為蕪雜耳。康氏、韓氏皆能文之士，而不解史學，又欲求異於人，故其為書，不情至此，作者所不屑道也。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，故以志法繩之，疵謬百出。韓氏則更不可以為志，直是一篇無韻之《朝邑賦》，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《朝邑考》；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，如《陳留風俗》、《洛陽伽藍》諸傳記，不以史家正例求之，未始不可通也。故余於《武功》、《朝邑》二家之志，以《朝邑》為稍優。然《朝邑志》之疵病雖少，而程濟從建文事，濫採野史，不考事實，一謬也。並選舉於人物，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，二謬也。書其父事，稱韓家君名，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。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，自系邦靖尊屬；但使人至今不知為何人之妻，何人之母。古人臨文不諱。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為同；然《滑稽傳》有談言微中，不諱談字，恐諱名之說未確。就使諱之，而自敘家世，必實著其父名，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。今邦靖諱其父，而使人不知為誰；稱其尊屬為太宜人，而使人不知為誰之妻母；則是沒其先人行事，欲求加人而反損矣。三謬也。
至於篇卷之名，古人以竹簡為篇；簡策不勝，則別自為編，識以甲乙，便稽核耳。后人以繒帛成卷，較竹簡所載為多，故以篇為文之起訖，而卷則概以軸之所勝為量；篇有義理，而卷無義理故也。近代則紙冊寫書，較之卷軸，可增倍蓰，題名為卷，不過存古名耳。如累紙不須別自為冊，則分篇者，毋庸更分卷數，為其本自無義理也。今《武功》、《朝邑》二志，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，而括題俱以篇名，可謂得古人之似矣。《武功》用紙六十餘番，一冊足用，而必分七篇以為三卷，於義已無所取。《朝邑》用紙僅十餘番，不足一冊之用，而亦分七篇以為二卷，則何說也？或曰：此乃末節，非關文義，何為屑屑較之？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，此等篇題名目，猶且不達古人之意，則其一筆一削，希風前哲，不自度德量力，概可知矣。
○書吳郡志后
範成大《吳郡志》五十卷，分篇三十有九：曰沿革，曰分封，曰戶口稅租，曰土貢，曰風俗，曰城郭，曰學校，曰營寨，曰官宇，曰倉庫，而場務附焉，曰坊市，曰古跡，曰封爵，曰牧守，曰題名，曰官吏，曰祠廟，曰園亭，曰山，曰虎邱，曰橋梁，曰川，曰水利，曰人物，而列女附焉，曰進士題名，曰土物，曰宮觀，曰府郭寺，曰郊外寺，曰縣記，曰冢墓，曰仙事，曰浮屠，曰方技，曰奇事，曰異聞，曰考證，曰雜詠，曰雜志。篇首有紹定二年，汴人趙汝談序。言"石湖志成，守具木欲刻。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，嘩曰：'是書非石湖筆也。'守莫敢刻，遂藏學宮。紹定初元，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。其先度支公嘉言，石湖客也。謁學問故，驚曰：'是書猶未刊耶？'他日拜石湖祠，從其家求遺書，校學本無少異。而書止紹熙三年，其后大建置，如百萬倉、嘉定新邑、許浦水軍、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。於是會校官汪泰亨，與文學士雜議，用褚少孫例，增所闕遺，訂其誤偽，而不自別為續焉。"又曰："石湖在時，與郡士龔頤、滕成、周南厚三人數咨焉，而龔荐所聞於公尤多，異論由是作。益公碑公墓，載所為書，篇目可考"雲雲。其為人所推重如此。今學者論宋人方志，亦推羅氏《新安志》與範氏《吳郡志》為稱首，無異辭矣。
余諦審之，文筆亦自清簡；后世方志庸猥之習，彼時未開，編次亦爾雅潔。又其體制詳郡而略縣，自沿革、城池、職官題名之屬，皆有郡而無縣。縣記二卷，則但記官署，間及署中亭台，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姓，體參差不一律。此則當日志例，與近日府志之合州縣志而成者，迥不相同。余別有專篇討論其事，此固可無論也。第他事詳郡略縣，稱其體例可也；沿革有郡無縣，則眉目不分矣。宜其以平江路府，冒吳郡之舊稱，冠全志而不知其謬也。且沿革敘入宋代，則雲"開寶元年，吳越王改中吳軍為平江軍。太平興國三年，錢俶納土。"考史，是時改蘇州矣，而志文不著改州。下突接雲："政和三年，昇蘇州為平江府。"上無蘇州之文，忽入昇州為府，文指亦不明矣。通體採摭史籍及詩文說部，編輯而成，仍注所出於本條下，是足為纂類之法，卻非著作體也。風俗多摭吳下詩話，間亦考訂方音，是矣。徐祐輩九老之會，章岵輩耆英之會，皆當日偶為盛事，不當入風俗也。學校在四卷，縣記在三十七八卷；縣治官宇，既入縣記，而學校兼志府縣之學，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。坊市不附城郭，而附官宇，亦失其倫。提點刑獄司、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，不入牧守題名本類，而附見官宇之后，亦非法度。提點刑獄題名，皆大書名姓於上，而分注出身與來去年月於下；提舉常平鹽茶，皆大書官階名姓於上，而分注任事年月於下，亦於體例未畫一也。牧守載有名人，而題名反著於后，是倒置矣。官吏不載品制員額，而但取有可傳者，亦為疏略。功曹掾屬，與令長相間雜次，亦嫌令長之名在縣記之先也。古跡與祠廟、官宇、園亭、冢墓、宮觀、寺、山、川等，頗相混亂。別出虎丘一門於山之外，不解類例牽連詳略互注之法，則触手皆荊棘矣。
人物不自撰著，裁節史傳，亦纂類之例也。依次編為八卷，不用標目分類，尚為大雅。然如張、顧大族，代有聞人，自宜聚族為篇，一族之中，又以代次可也。乃忽分忽合，時代亦復間有顛倒，不如諸陸之萃合一編，前后不亂。豈今本訛錯，非範氏之原次歟？仙事、浮屠、方技，亦人物之支流，縱欲嚴其分別，亦當次於人物之后，別其題品可也。今於人物之后，間以進士題名、土物、宮觀、府郭寺、郊外寺、縣記、冢墓，凡十二卷后，忽出仙事以下三門，遂使物典人事，淆雜不清，可謂擾而不精之甚者矣。土物搜羅極博，證事亦佳。但干府、莫邪、屬鏤之劍，吳鴻、扈稽之鉤，傳記所載一時神物，亦復難以盡信；今概入之土物，非其類矣。奇事一卷，異聞三卷，細勘實無分別，考證疏而不至於陋。詩賦雜文，既注各類之下，又取無類可歸者，別為雜詠一門，雖所收不惡，亦頗嫌漫漶無當也。每見近人修志，識力不能裁斷，而又貪奇嗜瑣，不忍割愛，則於卷末編為雜志，或曰餘篇。蓋緣全志分門，如布算子，無復別識心裁，故於事類有難附者，輒為此卷，以作蛇龍之菹，甚無謂也。今觀範氏志末，亦為雜志，則前輩已先導之。其實所載，皆有門類可歸，惜範氏析例之不精也。其五十卷中，官名地號之稱謂非法，人氏名號之信筆亂填，蓋宋人詩話家風，大變史文格律；其無當於方志專家，史官繩尺，不待言矣。其所以為世所稱，則以石湖賢而有文，又貴顯於當時；而翦裁筆削，雖不合於史法，亦視近日猥濫庸妄一流，固為矯出，得名亦不偶然也。然以是為方志之佳，則不確矣。
○書姑蘇志后
王鏊《姑蘇志》六十卷，首郡邑沿革，次古今守令，次科第，皆為之表，次沿革，次分野，次疆域，次山，次水，次水利，次風俗，次戶口，次土產，次田賦，次城池，次坊巷，次鄉都，次橋梁，次官署，次學校，次兵防，次倉場，次驛遞，次壇廟，次寺觀，次第宅，次園池，次古跡，次冢墓，次吳世家，附封爵氏族；次平亂，次宦績，次人物，而人物之中，分名臣、忠義、孝友、儒林、文學、卓行、隱逸、荐舉、藝術、雜技、游寓、列女、釋老，凡一十三類；殿以紀異雜事。而卷次多寡，不以篇目為齊。名宦分卷為六，人物中之名臣分卷為十，而忠義與孝友合為一卷，儒林與文學合為一卷，倉場與驛遞合為一卷，如此等類，不一而足。總六十卷，亦約略紙幅多寡為之，無義例也。《蘇志》名義不一，即範氏成大以蘇州為《吳郡志》，已失其理，而前人惟譏王氏不當以蘇州府志為《姑蘇志》，所謂貴耳而賤目也。然郡縣志乘，古今卒鮮善本。如範氏、王氏之書，雖非史家所取，究於流俗惡爛之中，猶為矯出。今本《蘇州府志》之可取者多，亦緣所因之故籍足採摭也。然有荒謬無理，不直一笑，雖末流胥吏，略解文簿款式，斷不出於是者，如發端之三表是也。
表一曰郡邑沿革，以府縣為郡邑，其謬不待言矣。表以州國郡軍府路為目，但有統部州郡而無縣邑，無論體例不當，即其自標郡邑名目，豈不相矛盾耶？且職官有知縣，而沿革無縣名，不識知縣等官何所附耶？尤可異者，表之為體，縱橫以分經緯；蓋有同年月而異地，或同世次而異支，所謂同經異緯，參差不齊，非尋常行墨所能清析，故藉縱橫經緯以分別之。如《守令表》，必以郡之守丞判錄，縣之令丞簿尉，橫列為經；而以朝代年月，縱橫為緯。后人欲稽蒞任年月，由縱標而得其時世，由橫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錄，或先或后，或在同時，披表如指掌也。假有事出先后，必不同時，則無難列款而書，斷無經緯作表之理。表以州國郡軍府路分格。夫州則蘇州也，國則吳國也，郡則郡也，軍府路則平江路府也，此皆一蘇州府地先后沿革之名；稱吳國時並無蘇州，稱蘇州時並無吳郡，稱吳郡時並無平江路府；既無同時異出參差難齊之數，則按款羅列，閱者自知。今乃縱橫列表，忽上忽下，毫無義例，是徒亂人耳目；胥吏文簿，不如是顛倒也。《古守令表》，以太守、都尉權攝分格。夫太守都尉，固有同官年月；至於權攝，猶今之署印官也。有守即無權守，有尉即無攝尉；權攝官與本官，斷無同時互見之理，則亦必無縱橫列表之法。今分列格目，虛占篇幅，又胥吏之所不為也。職官列表，當以時制定名；守令之表，當題府縣官表，以后貫前可也。今雲古守令表，於文義固無礙矣；至於今守令表，則今乃指時制而言也，仍以守令稱明之知府知縣，名實之謬，又不待言矣。府官但列知府，而削同知以下；縣官但列知縣，而削丞簿之屬，此何說也？又表有經緯；經緯之法，所謂比其類而合之，乃是使不類者從其類也。故類之與表，勢不兩立。表則不能為類，類則無所用表，亦胥吏之所通曉也。科第之表，分上中下，以古今異制，簡編繁重，畫時代以分卷可也。其體自宜旁書屬籍為經，上書鄉會科年為緯。舉人進士，皆科第也；今乃以科第為名，而又分舉人進士列為二表，是分類之法，非比類也。且第進士者，必先得舉人，今以進士居前，舉人列后，是於事為倒置，而觀者耳目且為所亂，又胥吏所不為也。凡此謬戾，如王氏鏊，號為通人，未必出其所撰；大抵暗於史裁，又浸漬於文人習氣，以表無文義可觀，不復措意，聽一時無識之流，妄為編輯，而不知其貽笑識者，至如是也。故曰文人不可與修志也。
至於官署建置，亭樓台閣，所列前人碑記序跋，仍其原文可也。志文敘述創建重修，一篇之中，忽稱為州，忽稱為郡，多仍《範志》原文；不知《範志》不足法也。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，名為蘇州，政和五年以后，名為平江路府；終宋之世，無吳郡名。《範志》標題既謬，則志文法度，等於自鄶無譏。王氏不知改易，所謂謬也。
又敘自古兵革之事，列為平亂一門，亦不得其解也。山川田賦，坊巷風俗，戶驛兵倉，皆數典之目；宦跡流寓，人物列女，皆傳述之體。平亂名篇，既不類於書志數典，亦不等於列傳標人，自當別議記載，務得倫序；否則全志皆當改如記事本末，乃不致於不類之譏。然此惟精史例者，始能辨之，尚非所責於此志也。其餘文字小疵，編摩偶舛，則更不足深求矣。《蘇志》為世盛稱，是以不得不辨，非故事苛求，好摭先哲也。
○書灤志后
家存《灤志》四帙，板刻模糊，脫落顛倒，不可卒讀；蓋乾隆四十七年，主講永平，故灤州知州安岳蔡君薰，欲屬余撰輯州志，因取舊志視余，即其本也。按《明史·藝文志》，有陳士元《灤州志》十一卷。陳字養君，湖廣應城人，嘉靖甲辰進士，曆灤州知州，有盛名；著述甚富，多見《明志》，而史不列傳。《應城縣志》，有傳而無書目；然縣人士至今猶侈言之。余少僑應城，求其所著，一無所見。聞前知縣江浦金嶒，盡取其家藏稿以去，意甚惜之。今此志尚稱陳君原本。康熙中，知州侯紹岐依例續補，雖十一卷之次，不可復尋，而門類義例，無所改易。篇首不知何人撰序，有雲："昔宦中州，會青螺郭公議修《許州志》。公曰：'海內志書，李滄溟《青州志》第一，其次即為《灤志》。'"似指陳君原本而言。其書與人，均為當世盛稱，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議更張也。今觀其書，矯誣迂怪，頗染明中葉人不讀書而好奇習氣；文理至此，竟不復可言矣。陳君以博贍稱，而《灤志》庸妄若此，其他著述，不知更如何也。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贊，不可解矣。
其書分四篇：一曰世編，二曰疆里，三曰壤則，四曰建置。世編用編年體，仿《春秋》書法，實為妄誕不根。篇首大書雲："帝嚳氏建九州，我冀分。"傳雲："書者何？志始也。"雲雲。以考九州分域，又大書雲："黃帝逐葷粥。"傳雲："書葷粥何？我邊郡也。"又大書雲："周武王十有三祀，夷齊餓死於首陽，封召公奭於燕，我燕分。"此皆陳氏原編，怪妄不直一笑。《春秋》，魯國之書，臣子措辭，義有內外，故稱魯為我，非特別於他國之君。且魯史既以國名，則書中自不便於書國為魯，文法宜然，非有他也。郡縣之世，天下統於一尊，珥筆為州縣志者，孰非朝廷臣子，何我之有？至於公穀傳經，出於經師授受，隱微之旨，難以遽喻，則假問答而闡明之，非史例也。州縣之志，出於一手，撰述非有前人隱義，待己闡明，而自書自解，自問自答，既非優伶演劇，何為作獨對之酬酢乎？且劉氏《史通》，嘗論《晉紀》及《漢晉春秋》，力詆前人摩擬無端，稱我與假設問答，俱在所斥。陳氏號為通博，獨未之窺乎？國史且然，況州縣志乎？周武王十有三祀，文尤紕繆。殷祀周年，兩不相蒙。《洪範》為箕子陳疇，書法變例，非正稱也。陳氏為夷齊之故，而改年稱祀，其下與封召公，同蒙其文，豈將以召公為殷人乎？且夷齊不食周粟，餓死首陽，蓋言不受祿而窮餓以死，非絕粒殉命之謂也。大書識其年歲，不傎甚乎？即此數端，尚待窺其餘乎？
其世編分目為三：一曰前代，二曰我朝，三曰中興。其稱我朝者，終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；其題中興者，斷始嘉靖二十九年，實亦不得其解。疆里之目有六：曰域界，曰理制，曰山水，曰勝概，曰風俗，曰往跡。壤則之目有七：曰戶口，曰田賦，曰鹽法，曰物產，曰馬政，曰兵政，曰驛傳。建置之目十一：曰城池，曰署廨，曰儒學，曰倉庫，曰鋪舍，曰街市，曰坊牌，曰樓閣，曰橋渡，曰秩祀，曰寺觀。而官師人物，科目選舉，俱在編年之內。官師則大書年月，某官某人來任；其人有可稱者，即仿《左傳》之例，注其行實於下。科目則曰，某貢於學，某舉於鄉，其中某榜進士；其有可稱者，亦同官師之例，無則闕之。孝義節烈之得旌者，書於受旌之日。而闇修之儒，能文之士，不由科目，與夫節孝之婦，貞淑之女，偶不及旌，則無入志之例矣。
尤有異者，侯君續陳之志，於明萬曆四十七年，大書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，分注前明年號於下；復大書馮運泰中莊際昌榜進士，又書知州林應聚來任。夫前明疆宇，未入我朝版圖；國朝史筆，於書明事，不關於正朔者，並不斥去天啟、崇禎年號。藉曰臣子之義，內本朝而外前明，則既書天命年號於上，事之在前明者，必當加明字以別之；庶使閱者知所主客，是亦一定理也。今馮運泰乃明之進士，林應聚乃明之知州，隸於本朝年號之下，又無明字以為之區別，是直以明之進士知州，為本朝之科第職官，不亦誣乎！至《灤志》標題，亦甚庸妄。灤乃水名，州亦以水得名耳。今去州字，而稱《灤志》，則閱題簽者，疑為灤水志矣。然《明·藝文志》以陳士元撰為《灤州志》，則題刪州字，或侯紹岐之所為。要以全書觀之，此等尚屬細事，不足責也。
○書靈壽縣志后
書有以人重者，重其人而略其書可也；文有意善而辭不逮者，重其意而略其辭可也。平湖陸氏隴其，理學名儒，何可輕議？然不甚深於史學。所撰《靈壽縣志》，立意甚善，然不甚解於文理。則重陸之為人，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。重其人，因重其書，以謂志家之所矜式，則耳食矣。余按陸氏《靈壽縣志》十卷：一曰地理，紀事方音附焉，二曰建置，三曰祀典，四曰災祥，五曰物產，六曰田賦，七曰官師，八曰人物，人物之中，又分后妃、名臣、仕績、孝義、隱逸、列女，九選舉，十藝文。而田賦、藝文分上下卷，祀典、災祥、物產均合於一，則所分卷數，亦無義例者也。其書大率簡略，而田賦獨詳，可謂知所重矣。《敘例》皆雲："土瘠民貧，居官者不可紛更聚斂，土著者不可侈靡爭競。"尤為仁人愷悌之言。全書大率以是為作書之旨，其用心真不愧於古循良吏矣。
篇末以己所陳請於上，有所興廢於其縣者，及與縣人傅維雲往復論修志凡例終編。其興廢條議，固切實有用；其論修志例，則迂錯而無當矣。余懼世人徇名而忘其實也，不得不辨析於后。如篇首地理，附以方音可也，附以紀事謬矣。紀事，乃前代大事關靈壽者，編年而書，是於一縣之中，如史之有本紀者也。紀事可附地理，則《舜典》可附於《禹貢》，而曆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。書事貴於簡而有法；似此依附，簡則簡矣，豈可以為法乎？建置之篇，刪去坊表，而雲所重在人，不在於坊，其說則迂誕也。人莫重於孔子，人之無藉書志以詳，亦莫如孔子，以為所重有在，而志削其文，則闕里之志，可焚毀矣。坊表之所重在人，猶學校之所重在道也，官署之所重在政也，城池之所重在守也。以為別有所重而不載，是學校、官廨、城池皆可削去，建置一志，直可省其目矣。寺觀刪而不載，以謂辟邪崇正，亦迂而無當也。《春秋》重興作，凡不當作而作者，莫不詳書，所以示鑒戒也。如陸氏說，則但須削去其文，以為辟邪崇正，千百載后，誰復知其為邪而辟之耶？況寺觀之中，金石可考，逸文流傳，可求古事，不當削者一也。僧道之官，定於國家制度，所居必有其地，所領必有其徒，不當削者二也。水旱之有祈禱，災荒之有賑濟，棄嬰之有收養，先賢祠墓之有香火，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為公所，多遴僧道以為典守，於事大有所賴，往往見於章奏文移，未嘗害於治體；是寺觀僧道之類，昔人以崇異端，近日以助官事，正使周孔復生，因勢利導，必有所以區處，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。陸氏以削而不載，示其衛道，何所見之隘乎？官師選舉，止詳本朝，謂法舊志斷自明初之意，則尤謬矣。舊志不能博考前代，而以明初為斷，已是舊志之陋；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。今陸氏明見舊志，而刪其名姓，其無理不待辨矣。自古諸侯不祖天子，大夫不祖諸侯，理勢然也。方志諸家，於前代帝王后妃，但當著其出處，不可列為人物，此說前人亦屢議之，而其說訖不能定。其實列人物者，謬也。姑無論理勢當否，試問人物之例，統載古今，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，列於人物，則修京兆志者，當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。此不問而知其不可。則陸志人物之首后妃，殊為不謹嚴也。
至於篇末，與傅維雲議，其初不過所見有偏，及往復再辨，而強辭不準於情理矣。其自雲："名臣言行，如樂毅、曹彬，章章於正史者，止存其略。"維雲則謂"三代以上聖賢，事已見經籍者，史遷仍入《史記》，史遷所敘孝武前事，班固仍入《漢書》；不以他見而遂略。前人史傳文集，荒僻小縣，人罕盡見，藝文中如樂毅《報燕王書》、韓維《僖祖廟議》，不當刊削。"其說是也。陸氏乃雲："春秋人物，莫大於孔子，文章亦莫過於孔子。《左傳》於孔子之事，不如叔向、子產之詳，於孔子之文，不如叔向、子產之多；相魯適楚，刪書正樂，事之章章於萬世者，曾不一見；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《文言》、《系辭》，昭昭於萬世者，曾不一見。以孔子萬世聖人，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，所以尊孔子也。"此則非陸氏之本意，因窮於措辭，故為大言，以氣蓋人，而不顧其理之安，依然詆毀陽明習氣矣。《左傳》乃裁取國史為之，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，義與《春秋》相為經緯。子產、叔向，賢而有文，又當國最久，故晉鄭之事，多涉二人言行，非故詳也，關一國之政也。孔子不遇於時，惟相定公為郟谷之會，齊人來歸汶陽之田，是與國事相關，何嘗不詳載乎？其奔走四方，與設教洙泗，事與國政無關，左氏編年附經，其體徑直，非如后史紀傳之體，可以特著道學、儒林、文苑等傳，曲折而書，因人加重者也。雖欲獨詳孔子，其道無由，豈曰以是尊孔子哉？至謂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辭》不入《左傳》，亦為左氏之尊孔子，其曲謬與前說略同，毋庸更辨。第如其所說，以不載為尊，則帝典之載堯舜，謨貢之載大禹，是史臣不尊堯、舜、禹也；二南正雅之歌詠文武，是詩人不尊周先王也；孔子刪述《詩》、《書》，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，其說尚可通乎？且動以孔子為擬，尤學究壓人故習。試問陸氏修志初心，其視樂毅、曹彬、韓維諸人，豈謂足以當孔子邪？
又引太史公《管晏傳贊》有雲："吾讀《管子》、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馬》、《輕重》、《九府》及《晏子春秋》，其書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論。"可見世所有者，不必詳也。此說稍近理矣。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，蓋重在軼事，故為是言。且諸子著書，亦不能盡裁入傳，韓非載其《說難》，又豈因其書為世所有而不載耶？文入史傳，與入方志藝文，其事又異。史傳本記事之文，故裁取須嚴；而方志藝文，雖為俗例濫入詩文，然其法既寬，自可裁優而入選也。必欲兩全而無遺憾，余別有義例，此不復詳。
○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
文安宰幣聘修志，兄於史事久負，不得小試，此行宜踊躍。仆有何知，乃承辱詢。抑盛意不可不復，敢於平日所留意者，約舉數條，希高明裁擇！有不然處，還相告也。
一、州郡均隸職方，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為史，然義例不可不明。如傳之與志，本二體也。今之修志，既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，則名宦鄉賢之屬，不得別立傳之色目。傳既別分色目，則禮樂兵刑之屬，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。竊思志為全書總名，皇恩慶典，當錄為外紀；官師銓除，當畫為年譜；典籍法制，則為考以著之；人物名宦，則為傳以列之。變易名色，既無僣史之嫌；綱舉目張，又無遺漏之患。其他率以類附。至事有不倫，則例以義起，別為創制可也。瑣屑繁碎，無關懲創，則削而不存可也。詳贍明備，整齊畫一，乃可為國史取材；否則縱極精採，不過一家小說耳，又何裨焉？
一、今世志藝文者，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為詩賦記序雜文，依類相附；甚而風雲月露之無關懲創，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，亦胥入焉。此姑無論是非，即使文俱典則，詩必雅馴，而銓次類錄，諸體務臻，此亦選文之例，非復志乘之體矣。夫既志藝文，當仿《三通》、《七略》之意，取是邦學士著選書籍，分其部匯，首標目錄，次序顛末，刪蕪擷秀，掇取大旨，論其得失，比類成編，乃使后人得所考據，或可為館閣讎校取材，斯不失為志乘體爾。至壇廟碑銘，城堤紀述，利弊論著，土物題詠，則附入物產、田賦、風俗、地理諸考，以見得失之由，沿革之故；如班史取延年、賈讓諸疏入《河渠志》，賈誼、晁錯諸疏入《食貨志》之例，可也。學士論著，有可見其生平抱負，則全錄於本傳；如班史錄《天人三策》於《董仲舒傳》，錄《治安》諸疏於《賈誼列傳》之例，可也。至墓志傳贊之屬，核實無虛，已有定倫，則即取為傳文；如班史仍《史記·自序》而為《司馬遷傳》，仍揚雄《自序》而為《揚雄列傳》之例，可也。此一定之例，無可疑慮，而相沿不改，則甚矣史識之難也！
一、凡捐資修志，開局延儒，實學未聞，凡例先廣，務新耳目，頓易舊書；其實顛倒狙公，有何真見？州郡立志，仿自前明。當時草創之初，雖義例不甚整齊，文辭尚貴真實，翦裁多自己出；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，輕雋小生，史字未曾全識，皆可奮筆妄修，竊叨餼脯者。然其書百無一存。此皆后凌前替，修新志者，襲舊志之紀載，而滅作者之姓名。充其義類，將班《書》既出，《史記》即付祖龍；歐、宋成書，《舊唐》遂可覆瓮與？仆以謂修志者，當續前人之紀載，不當毀前人之成書。即前志義例不明，文辭乖舛，我別為創制，更改成書；亦當聽其並行，新新相續，不得擅毀；彼此得失，觀者自有公論。仍取前書卷帙目錄，作者姓氏，錄入新志藝文考中，以備遺亡；庶得大公無我之意，且吾亦不致見毀於后人矣。
一、志之為體，當詳於史，而今之志乘所載，百不及一。此無他，搜羅採輯，一時之耳目難周；掌故備藏，平日之專司無主也。嘗擬當事者，欲使志無遺漏，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，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為之。凡政教典故，堂行事實，六曹案牘，一切皆令關會，目錄真跡，匯冊存庫。異日開局纂修，取裁甚富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，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。今既無及，當建言為將來法也。
一、志乃史體，原屬天下公物，非一家墓志壽文，可以漫為浮譽，悅人耳目者。聞近世纂修，往往賄賂公行，請讬作傳，全無徵實。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為，然善惡懲創，自不可廢。今之志書，從無錄及不善者，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，一則懼罹后患之虛心爾。仆謂譏貶原不可為志體，據事直書，善否自見，直寬隱彰之意同；不可專事浮文，以虛譽為事也。
一、史志之書，有裨風教者，原因傳述忠孝節義，凜凜烈烈，有聲有色，使百世而下，怯者勇生，貪者廉立。《史記》好俠，多寫刺客畸流，猶足令人輕生增氣；況天地間大節大義，綱常賴以扶持，世教賴以撐柱者乎？每見文人修志，凡景物流連，可騁文筆，典故考訂，可夸博雅之處，無不津津累牘。一至孝子忠臣，義夫節婦，則寥寥數筆；甚而空存姓氏，行述一字不詳，使觀者若閱縣令署役卯簿，又何取焉？竊謂邑志搜羅不過數十年，採訪不過百十里，聞見自有真據，宜加意採輯，廣為傳述；使觀者有所興起，宿草秋原之下，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。尤當取窮鄉僻壤，畸行奇節，子孫困於無力，或有格於成例，不得邀旌獎者，蹤跡既實，務為立傳，以備採風者觀覽，庶乎善善欲長之意。
已上六條，就仆所見，未敢自謂必然。而今世刻行諸志，誠有未見其可者。丈夫生不為史臣，亦當從名公巨卿，執筆充書記，而因得論列當世，以文章見用於時。如纂修志乘，亦其中之一事也。今之所謂修志，令長徒務空名，作者又鮮學識；上不過圖注勤事考成，下不過苟資館谷祿利。甚而邑紳因之以啟奔競，文士得之以舞曲筆；主賓各挾成見，同局或起牴牾，則其於修志事，雖不為亦可也。乃如足下負抱史才，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。向與仆往復商論，窺兄底蘊，當非苟然為者。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，致幣敦請，自必一破從前宿習；殺青未畢，而觀者駭愕，以為創特，又豈一邑之書，而實天下之書矣。仆於此事，無能為役，辱存商榷，陳其固陋之衷，以庶幾螢燭增輝之義，兄其有以進我乎？
○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
日前敬籌末議，薄殖淺陋，猥無定見，非復冀有補高深，聊以塞責雲耳。乃辱教答，借獎有加，高標遠引，辭意摯懇，讀之真愧且畏也！足下負良史才，博而能斷，軒視前古，意志直欲駕範軼陳，區區郡邑志乘，不啻牛刀割鷇。乃才大心虛，不恥往復下問。鄙陋如仆，何以副若谷之懷耶？前書粗陳梗概，過辱虛譽，且欲悉詢其詳。仆雖非其人，輒因高情肫摯之深，不敢無一辭以覆，幸商擇焉。
一、體裁宜得史法也。州縣志乘，混雜無次，既非正體，編分紀表，亦涉僣妄。故前書折衷立法，以外紀、年譜、考、傳四體為主，所以避僣史之嫌，而求紀載之實也。然虛名宜避國史，而實意當法古人。外紀年譜之屬，今世志乘，百中僅見一二。若考之與傳，今雖渾稱志傳，其實二者之實，未嘗不載；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，考體多失之繁碎，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。考之為體，乃仿書志而作。子長八書，孟堅十志，綜核典章，包函甚廣。範史分三十志，《唐書》廣五十篇，則已浸廣。至元修《宋史》，志分百六十餘。議者譏為科吏檔冊。然亦僅失裁制，致成汗漫；非若今之州縣志書，多分題目，浩無統攝也。如星野疆域沿革，山川物產，俱地理志中事也，戶口賦役，征榷市糴，俱食貨考中事也；災祥歌謠，變異水旱，俱五行志中事也；朝賀壇廟祀典，鄉飲賓興，俱禮儀志中事也。凡百大小，均可類推。篇首冠以總名，下乃縷分件悉，匯列成編；非惟總萃易觀，亦且謹嚴得體。此等款目，直在一更置耳。而今志猥瑣繁碎，不啻市井泉貨注簿，米鹽凌雜，又何觀焉？或以長篇大章，如班固《食貨》，馬遷《平準》，大難結構。豈知文體既合史例，即使措辭如布算子，亦自條理可觀，切實有用。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，好為繁瑣也。
一、成文宜標作者也。班襲遷史，孝武以前，多用原文，不更別異；以《史》、《漢》同一紀載，而遷史久已通行，故無嫌也。他若詔令書表之屬，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，故亦無嫌於抄錄成文。至《史記》贊秦，全用賈生三論，則以"善哉賈生推言"一句引起。《漢書·遷傳》全用《史記自序》，則以"遷之自序雲爾"一句作收。雖用成文，而賓主分明，不同襲善。志為史體，其中不無引用成文，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，則作者本名，自應標於目錄之下。今若刊去所載文辭，分類載入考傳諸體，則作者本名易於刊去，須仍復如《史》《漢》之例，標而出之。至文有蔓長，須加刪節者，則以"其略曰"三字領起，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，可也。援引舊文，自足以議論者，則如《伯夷列傳》中，入"其傳曰"雲雲一段文字之例，可也。至若前置碼序引，后附論贊，今世纂家，多稱野史氏曰，或稱外史氏曰，揆之於理，均未允協；莫如直仿東漢之例，標出論曰、序曰之體為安。至反覆辨正，存疑附異，或加案曰亦可。否則直入本文，不加標目，隨時斟酌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。
一、傳體宜歸畫一也。列傳行述入藝文志，前書已辨其非。然國史取材邑志，人物尤屬緊要。蓋典章法令，國有會典，官有案牘，其事由上而下，故天下通同，即或偶有遺脫，不患無從考證。至於人物一流，自非位望通顯，太常議謚，史臣立傳，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。其幽獨之士，貞淑之女，幸邀旌獎，按厥檔冊，直不啻花名卯冊耳。必待下詔纂修，開館投牒，然后得核。故其事由下而上，邑志不詳備，則日后何由而證也？夫傳即史之列傳體爾。《儒林》、《游俠》，遷《史》首標總目；《文苑》、《道學》，《宋史》又畫三科。先儒譏其標幟啟爭，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。非若后世志乘傳述碑版，統列藝文。及作人物列傳，又必專標色目，若忠臣、孝子、名賢、文苑之類，挨次排纂，每人多不過八九行，少或一二三行，名曰傳略。夫志曰輶軒實錄，宜詳於史，而乃以略體行之，此何說也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，義類兼有所附，非以董宣入《酷吏》，則於《周臣》闕韓通耳。按《史記》列傳七十，惟《循吏》、《儒林》而下九篇，標出總目。《漢書》自《外戚》、《佞幸》而上七篇，標出總目。江都傳列三策，不必列以《儒林》；東方特好詼諧，不必列入《滑稽》。傳例既寬，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；行相似者，比而附之；文章多者，錄而入之。但以庸濫徇情為戒，不以篇幅廣狹為拘，乃屬善之善耳。
一、論斷宜守謹嚴也。史遷序引斷語，俱稱太史公曰雲雲，所以別於敘事之文，並非專標色目。自班固作贊，範史撰論，亦已少靡。南朝諸史，則於傳志之末，散文作論，又用韻語，仿孟堅自敘體作贊，以綴論文之后，屋下架屋，斯為多文。自后相沿，制體不一。至明祖纂修《元史》，諭宋濂等據事直書，勿加論贊。雖寓謹嚴之意，亦非公是之道。仆則以為是非褒貶，第欲其平，論贊不妨附入；但不可作意軒輊，亦不得故恣吊詭。其有是非顯然，不待推論，及傳文已極抑揚，更無不盡之情者，不必勉強結撰，充備其數。
一、典章宜歸詳悉也。仆言典章自上而下，可較人物為略，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。學校祭祀，一切開載會典者，苟州縣所常舉行，豈可因而不載？會典簡帙浩繁，購閱非易。使散在州縣各志，則人人可觀，豈非盛事？況州縣舉行之典，不過多費梨棗十餘枚耳。今志多刪不載，未知所謂。
一、自注宜加酌量也。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。以后史家文字，每用自注。宋人刻偽《蘇注杜詩》，其不可強通者，則又妄加"公自注"三字。后人覺其偽者，轉矯之曰：古人文字，從無自注。然則如司馬《潛虛》，自加象傳，又何如耶？志體既取詳贍，行文又貴簡潔，以類纂之意，而行紀傳之文，非加自注，何以明暢？但行文所載之事實，有須詳考顛末，則可自注。如《潛虛》之自解文義，則非志體所宜爾。
一、文選宜相輔佐也。詩文雜體入藝文志，固非體裁，是以前書欲取各體歸於傳考。然西京文字甚富，而班史所收之外，寥寥無覯者，以學士著撰，必合史例方收，而一切詩文賦頌，無昭明、李昉其人，先出而採輯之也。史體縱看，志體橫看，其為綜核一也。然綜核者事詳，而因以及文。文有關於土風人事者，其類頗夥，史固不得而盡收之。以故昭明以來，括代為選，唐有《文苑》，宋有《文鑒》，元有《文類》，明有《文選》，廣為銓次，鉅細畢收，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，不一而足。故左氏論次《國語》，未嘗不引諺證謠；而十五《國風》，亦未嘗不別為一編，均隸太史。此文選志乘，交相裨益之明驗也。近楚撫於《湖廣通志》之外，又選《三楚文獻錄》。江蘇宋撫軍聘邵毗陵修《明文錄》外，更撰《三吳文獻錄》等集，亦佐《江南通志》之不及。仆淺陋寡聞，未知他省皆如是否？然即此一端，亦可類及。何如略仿《國風》遺意，取其有關民風流俗，參伍質證，可資考校，分列詩文記序諸體，勒為一邑之書，與志相輔，當亦不為無補。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為者，盍乘間為當事告焉？
一、列女宜分傳例也。列女名傳，創於劉向，分匯七篇，義近乎子；綴《頌》述《雅》，學通乎《詩》，而比事屬辭，實為史家之籍。班、馬二史，均闕此傳。自範蔚宗東漢書中，始載《列女》，后史因之，遂為定則。然后世史家所謂列女，則節烈之謂，而劉向所敘，乃羅列之謂也。節烈之烈為列女傳，則貞節之與殉烈，已自有殊；若孝女義婦，更不相入，而閨秀才婦，道姑仙女，永無入傳之例矣。夫婦道無成，節烈孝義之外，原可稍略；然班姬之盛德，曹昭之史才，蔡琰之文學，豈轉不及方技伶官之倫，更無可傳之道哉？劉向傳中，節烈孝義之外，才如妾婧，奇如魯女，無所不載；即下至施、旦，亦胥附焉。列之為義，可為廣矣。自東漢以后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，為殉烈之烈，於是法律之外，可載者少，而蔡文姬之入史，人亦議之。今當另立貞節之傳，以載旌獎之名；其正載之外，苟有才情卓越，操守不同，或有文採可觀，一長擅絕者，不妨入於列女，以附方技、文苑、獨行諸傳之例；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烈，而苟有一長足錄者，亦不致有湮沒之嘆雲。狂瞽之言，幸惟擇之！醉中草草，勿罪。
○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(二)
辱示《文選》義例，大有意思，非熟知此道甘苦，何以得此？第有少意商復。夫踵事增華，后來易為力；括代總選，須以史例觀之。昭明草創，與馬遷略同。由六朝視兩漢，略已，先秦略之略已。周則子夏《詩序》，屈子《離騷》而外，無他策焉。亦猶天漢視先秦，略已，周則略之略已。五帝三王，則本紀略載而外，不更詳焉。昭明兼八代，《史記》採三古，而又當創事，故例疏而文約。《文苑》、《文鑒》，皆包括一代；《漢書》《唐書》，皆專紀一朝；而又藉前規，故條密而文詳。《文苑》之補載陳隨，則續昭明之未備；《文鑒》之並收制科，則廣昭明之未登。亦猶班固《地志》之兼採《職方》、《禹貢》，《隋書》諸志之補述梁、陳、周、齊，例以義起，斟酌損益，固無不可耳。夫一代文獻，史不盡詳，全恃大部總選，得載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，參互考校，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。其事綦重，原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，工拙繁簡，不可屑屑校重。讀書者但當採掇大意，以為博古之功，斯有益耳。
駁文選義例書再答
來書雲："得兄所論《文選》義例，甚以為不然。文章一道，所該甚廣，史特其中一類耳。選家之例，繁博不倫，四部九流，何所不有？而兄概欲以史擬之。若馬若班，若表若志，斤斤焉以蕭唐諸選，削趾適履，求其一得符合。將毋陳大士初學時文，而家書悉裁為八股式否？東西兩京文字，入選寥寥，而班、範兩史排纂，遂為定本。惟李陵塞外一書，班史不載，便近齊梁小兒，果選裨史之不逮乎？抑史裨選之不逮乎？編年有《綱目》，紀傳有廿一史，曆朝事已昭如日星。而兄復思配以文選，連床架屋，豈為風雲月露之辭，可以補柱下之藏耶？選事仿於六朝，而史體亦坏於是，選之無裨於史明矣。考鏡古今，論列得失，在乎卓犖之士，不循循株守章句；孺歌婦嘆，均可觀採，豈皆與史等哉？昔人稱杜甫詩史，而楊萬里駁之，以為《詩經》果可兼《尚書》否？兄觀書素卓犖，而今言猶似牽於訓詁然者，仆竊不喜。或有不然，速賜裁示！"
惠書甚華而能辨，所賜於仆，豈淺鮮哉？然意旨似猶不甚相悉，而盛意不可虛，故敢以書報。文章一道，體制初不相沿，而原本各有所自。古人文字，其初繁然雜出，惟用所適，豈斤斤焉立一色目，而規規以求其一似哉？若雲文事本博，而史特於中占其一類，則類將不勝其繁。《伯夷》、《屈原》諸傳，夾敘夾議；而《莊周》、《列子》之書，又多假敘事以行文。兄以選例不可一概，則此等文字，將何以畫分乎？經史子集，久列四庫，其原始亦非遠。試論六藝之初，則經目本無有也。大《易》非以聖人之書而尊之，一子書耳。《書》與《春秋》，兩史籍耳。《詩》三百篇，文集耳。《儀禮》、《周官》，律令會典耳。自《易》藏太卜而外，其餘四者，均隸柱下之籍，而后人取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，未聞沾沾取其若《綱目》紀傳者，而專為史類，其他體近繁博，遽不得與於是選也。《詩》亡而后《春秋》作，《詩》類今之文選耳，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？土風殊異，人事興衰，紀傳所不及詳，編年所不能錄，而參互考驗，其合於是中者，如《鴟梟》之於《金縢》，《乘舟》之於《左傳》之類；其出於是外者，如《七月》追述周先，《商頌》兼及異代之類；豈非文章史事，固相終始者與？兩京文字，入選甚少，不敵班、範所收，使當年早有如選《文苑》其人，裁為大部盛典，則兩漢事跡，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。史體坏於六朝，自是風氣日下，非關《文選》。昭明所收過略，乃可恨耳。所雲不循循株守章句，不必列文於史中，顧斤斤畫文於史外，其見尚可謂之卓犖否？楊萬里不通太史觀風之意，故駁詩史之說。以兄之卓見而惑之，何哉？
○修志十議 (呈天門胡明府)
修志有二便：地近則易覈，時近則跡真。有三長：識足以斷凡例，明足以決去取，公足以絕請讬。有五難：清晰天度難，考衷古界難，調劑眾議難，廣徵藏書難，預杜是非難。有八忌：忌條理混雜，忌詳略失體，忌偏尚文辭，忌妝點名勝，忌擅翻舊案，忌浮記功績，忌泥古不變，忌貪載傳奇。有四體：皇恩慶典宜作紀，官師科甲宜作譜，典籍法制宜作考，名宦人物宜作傳。有四要：要簡，要嚴，要覈，要雅。今擬乘二便，盡三長，去五難，除八忌，而立四體，以歸四要。請略議其所以然者為十條。先陳事宜，后定凡例，庶乎畫宮於堵之意雲。
一，議職掌。提調專主決斷是非，總裁專主筆削文辭，投牒者敘而不議，參閱者議而不斷，庶各不相侵，事有專責。
二，議考證。邑志雖小，體例無所不備。考核不厭精詳，折衷務祈盡善。所有應用之書，自省府鄰境諸志而外，如《廿二史》、《三楚文獻錄》、《一統志》、聖祖仁皇帝御纂《方輿路程圖》、《大清會典》、《賦役全書》之屬，俱須加意採訪。他若邑紳所撰野乘、私記、文編、稗史、家譜、圖牒之類，凡可資搜討者，亦須出示徵收，博觀約取。其六曹案牘，律令文移，有關政教典故、風土利弊者，概令錄出副本，一體送館，以憑詳慎銓次。庶能鉅細無遺，永垂信史。
三，議徵信。邑志尤重人物，取舍貴辨真偽。凡舊志人物列傳，例應有改無削。新志人物，一憑本家子孫列狀投柜，核實無虛，送館立傳。此俱無可議者。但所送行狀，務有可記之實，詳悉開列，以備採擇，方準收錄。如開送名宦，必詳曾任何職，實興何利，實除何弊，實於何事有益國計民生，乃為合例。如但雲清廉勤慎，慈惠嚴明，全無實徵，但作計荐考語體者，概不收受。又如卓行亦必開列行如何卓，文苑亦必開列著有何書，見推士林，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經，何等著作有關名教，孝友亦必開明於何事見其能孝能友。品雖毋論庸奇偏全，要有真跡，便易採訪。否則行皆曾、史，學皆程、朱，文皆馬、班，品皆夷、惠，魚魚鹿鹿，何以辨真偽哉？至前志所收人物，果有遺漏，或生平大節，載不盡詳，亦準其與新收人物，一例開送，核實增補。
四，議徵文。人物之次，藝文為要。近世志藝文者，類輯詩文記序，其體直如文選；而一邑著述目錄，作者源流始末，俱無稽考，非志體也。今擬更定凡例，一仿班《志》劉《略》；標分部匯，刪蕪擷秀，跋其端委，自勒一考，可為他日館閣校讎取材，斯則有裨文獻耳。但藝文入志，例取蓋棺論定；現存之人，雖有著作，例不入志。此系御纂續考館成法，不同近日志乘，掇拾詩文，可取一時題詠，廣登尺幅者也。凡本朝前代學士文人，果有卓然成家，可垂不朽之業，無論經史子集，方技雜流，釋門道藏，圖畫譜牒，帖括訓詁，均得凈錄副本，投柜送館，以憑核纂。然所送之書，須屬共見共聞；即未刻行，亦必論完成集者，方準收錄。倘系抄撮稿本，畸零篇頁，及從無序跋論定之書，概不入編，庶乎循名責實之意。惟舊志原有目錄，而藏書至今散逸者，仍準入志，而於目錄之下，注一"亡"字以別之。
五，議傳例。史傳之作，例取蓋棺論定，不為生人立傳。曆考兩漢以下，如《非有先生》、《李赤》諸傳，皆以傳為游戲。《圬者》、《橐駝》之作，則借傳為議論。至《何蕃》、《方山》等傳，則又作貽贈序文之用。沿至宋人，遂多為生人作傳，其實非史法也。邑志列傳，全用史例，凡現存之人，例不入傳。惟婦人守節，已邀旌典；或雖未旌獎，而年例已符，操守粹白者，統得破格錄入。蓋婦人從一而終，既無他志，其一生責任已畢，可無更俟沒身。而此等單寒之家，不必盡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縉紳；或在窮鄉僻壤，子孫困於無力，以及偶格成例；今日不予表章，恐后此修志，不免遺漏，故搜求至汲汲也。至去任之官，苟一時政績卓然可傳，輿論交推，更無擬議者，雖未經沒身論定，於法亦得立傳。蓋志為此縣而作，為宰有功此縣，則甘棠可留；雖或緣故被劾，及鄉論未詳，安得沒其現施事跡？且其人已去，即無諛頌之嫌，而隔越方州，亦無遙訪其人存否之例。惟其人現居本縣，或現昇本省上官及有統轄者，仍不立傳；所以遠迎合之嫌，杜是非之議耳。其例得立傳人物，投遞行狀，務取生平大節合史例者，詳慎開載；縴瑣饤饾，凡屬浮文，俱宜刊去。其有事涉怪誕，義非懲創；或讬神鬼，或稱奇夢者，雖有所憑，亦不收錄，庶免鳧履羊鳴之誚。
六，議書法。典故作考，人物作傳，二體去取，均須斷制盡善，有體有要，乃屬不刊之書，可為后人取法。如考體但重政教典禮，民風土俗，而浮夸形勝，附會景物者，在所當略。其有古跡勝概，確乎可憑，名人題詠，卓然可紀者，亦從小書分注之例，酌量附入正考之下；所以釐正史體，別於稗乘耳。蓋志體譬之治室，廳堂甲第，謂之府宅可也。若依岩之構，跨水之亭，謂之別業可，謂之正寢則不可。玉{鹿主}絲絛，謂之仙服可，謂之紳笏則不可。此乃郡縣志乘，與臥游清福諸編之分別也。列傳亦以名宦鄉賢，忠孝節義，儒林卓行為重。文苑方技有長可見者，次之。如職官而無可紀之跡，科目而無可著之業，於法均不得立傳。蓋志屬信史，非如憲綱冊籍，一以爵秩衣冠為序者也。其不應立傳者，官師另立曆任年譜，邑紳另有科甲年譜，年經月緯之下，但注姓名，不得更有浮辭填入。即其中有應立傳者，亦不必更於譜內，注明有傳字樣，以昭畫一。若如近日通行之例，則紀官師者，既有職官志，以載受事年月，又有名宦志，以載曆任政績；而於他事有見於生祠碑頌、政績序記者，又收入藝文志。記邑紳者，既有科目志，又有人物志，亦分及第年分與一生行業為兩志；而其行業有見於志銘傳誄者，則又收入藝文志。一人之事，疊見三四門類，於是或於此處注傳見某卷，於彼處注詳見某志，字樣紛錯，事實倒亂，體裁煩碎，莫此為甚。今日修志，尤當首為釐定，一破俗例者也。
七，議援引。史志引用成文，期明事實，非尚文辭。苟於事實有關，即胥吏文移，亦所採錄，況上此者乎？苟於事實無關，雖班揚述作，亦所不取，況下此者乎？但舊志藝文所錄文辭，今悉散隸本人本事之下，則篇次繁簡不倫；收入考傳方幅之內，其勢不無刪潤。如恐嫌似剿襲，則於本文之上，仍標作者姓名，以明其所自而已。而標題之法，一仿《史》、《漢》之例。《史》、《漢》引用周秦諸子，凡尋常刪改字句，更不識別，直標"其辭曰"三字領起。惟大有刪改，不更仍其篇幅者，始用"其略曰"三字別之。若賈長沙諸疏是也。今所援引，一皆仿此。然諸文體中，各有應得援引之處，獨詩賦一體，應用之處甚少。惟地理考內，名勝條中，分注之下，可載少許，以證靈杰。他若抒寫性靈，風雲月露之作，果系佳構，自應別具行稿，或入專主選文之書，不應攙入史志之內，方為得體。且古來十五《國風》，十二《國語》，並行不悖，未聞可以合為一書。則志中盛選詩詞，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。倘風俗篇中，有必須徵引歌謠之處，又不在其例。是又即《左》、《國》引諺徵謠之義也。
八，議裁制。取藝文應載一切文辭，各歸本人本事，俱無可議。惟應載傳志行狀諸體，今俱刪去，仍取其文裁入列傳，則有難處者三焉；一則法所不應立傳，與傳所不應盡載者，當日碑銘傳述，或因文辭為重，不無濫收。二則志中列傳，方幅無多，而原傳或有洋洋大篇；全錄原文，則繁簡不倫；刪去事跡，則召怨取議。三則取用成文，綴入本考本傳，原屬文中援引之體，故可標作者姓名及"其辭曰"三字，以歸徵引之體。今若即取舊傳，裁為新傳，則一體連編，未便更著作者姓名。譬班史作《司馬遷傳》，全用《史記自序》，則以"遷之自序雲爾"一句，標清賓主。蓋史公《自序》，原非本傳，故得以此句識別之耳。若考武以前紀傳，全用《史記》成文者，更不識別；則以紀即此紀，傳即此傳，贊即此贊，其體更不容標司馬遷曰字樣也。今若遽同此例，則近來少見此種體裁，必有剿襲雷同之謗。此三端者，決無他法可處，惟有大書分注之例，可以兩全。蓋取彼舊傳，就今志義例，裁為新傳，而於法所應刪之事，未便遽刪者，亦與作為雙行小字，並作者姓氏，及刪潤之故，一體附注本文之下。庶幾舊志徵實之文，不盡刊落，而新志謹嚴之體，又不相妨矣。其原文不甚散漫，尚合謹嚴之例者，一仍其舊，以見本非好為更張也。
九，議標題。近行志乘，去取失倫，蕪陋不足觀採者，不特文無體要，即其標題，先已不得史法也。如採典故而作考，則天文、地理、禮儀、食貨數大端，本足以該一切細目。而今人每好分析，於是天文則分星野占候為兩志，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為數篇，連編累牘，動分幾十門類。夫《史》、《漢》八書十志之例具在，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？如訪人物而立傳，則名宦、鄉賢、儒林、卓行數端，本不足以該古今人類。而今人每好合並，於是得一逸才，不問其行業如何超卓，而先擬其有何色目可歸；得一全才，不問其學行如何兼至，而先擬其歸何門類為重；牴牾牽強，以類括之。夫曆史合傳獨傳之文具在，曷嘗必首標其色目哉？所以然者，良由典故證據諸文，不隸本考而隸藝文志，則事無原委，不得不散著焉，以藏其苟簡之羞。行狀碑版諸文，不隸本傳而隸藝文志，則人無全傳，不得不強合焉，以足其款目之數。故志體坏於標題不得史法，標題坏於藝文不合史例；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，則又原於創修郡縣志時，誤仿名山圖志之廣載詩文也。夫志州縣與志名山不同。彼以形勝景物為主，描摩宛肖為工，崖顛之碑，壁陰之記，以及雷電鬼怪之跡，洞天符檢之文，與夫今古名流游覽登眺之作，收無孑遺，即徵奧博，蓋原無所用史法也。若夫州縣志乘，即當時一國之書，民人社稷，政教典故，所用甚廣，豈可與彼一例？而有明以來，相沿不改，故州縣志乘，雖有彼善於此，而卒鮮卓然獨斷，裁定史例，可垂法式者。今日尤當一破夙習，以還正史體裁者也。
十，議外編。廿一史中，紀表志傳四體而外，《晉書》有載記，《五代史》有附錄，《遼史》有《國語解》，至本朝纂修《明史》，亦於年表之外，又有圖式；所用雖各不同，要皆例以義起，期於無遺無濫者也。邑志猥並錯雜，使同稗野小說，固非正體；若遽以國史簡嚴之例處之，又非廣收以備約取之意。凡事屬瑣屑而不可或遺者，如一產三男，人壽百歲，神仙蹤跡，科第盛事，一切新奇可喜之傳，雖非史體所重，亦難遽議刊落；當於正傳之后，用雜著體，零星紀錄，或名外編，或名雜記，另成一體，使縴夥饤饾，先有門類可歸，正以釐清正載之體裁也。謠歌諺語，巷說街談，苟有可觀，皆用此律。
甲申冬杪，天門胡明府議修縣志，因作此篇，以附商榷。其論筆削義例大意，與舊《答甄秀才》前后兩書相出入。而此議前五條，則先事之事宜，有彼書所不及者。若彼書所條，此議亦不盡入，則此乃就事論事，而餘意推廣於纂修之外者，所未遑也。至論俗例拘牽之病，此較前書為暢；而藝文一志，反覆論之特詳。是又曆考俗例受病之原，皆不出此，故欲為是拔本塞源之論，而斷行新定義例，初非好為更張耳。閱者取二書而互考焉，從事編纂之中，庶幾小有裨補雲。(自跋)
○天門縣志藝文考序(藝文論附)
嗚呼！藝文一考，非第志文之盛，且以慨其衰也。有志之士，負其胸中之奇，至於牴牾掎撅，不得已而見之於文，傷已！乃其所謂文者，往往竭數十年螢燈雪案，苦雨凄風，所與刻肝腎，耗心血，而鄭重以出者。曾不數世，而一觚拓落，存沒人間，冷露飄風，同歸於盡，可勝慨哉！幸而輶軒載筆，得以傳示來玆。然漢史所錄，《隋志》闕亡者若而人；《隋志》所錄，《唐書》殘逸者若干家；《崇文總目》，《中興書目》，《文淵閣目》，上下千年，大率稱是。豈造物忌才，精華欲祕歟？抑所撰述，精採不稱，不足傳久遠歟？而兩漢以下，百家叢脞，雅俗雜揉，猥鄙瑣屑之談，亦具有存者，則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。《景陵舊志》，藝文不載書目，故前人著作，未盡搜羅；而本傳附錄生平著書，今亦不少概見。然則斯考所採，更閱三數十年，其散逸遺亡，視今又何如耶？此余之所以重為諸家惜也。今採摭諸家，勒為一考，厥類有四：曰經，曰史，曰子，曰集。其別有三：曰傳世，曰藏家，俱分隸四部；曰亡逸，別自為類，附篇末。
論曰：近志藝文，一變古法，類萃詩文，而不載書目，非無意也。文章匯次甲乙成編，其有裨於史事者，事以旁證而易詳，文以兼收而大備。故昭明以后，唐有《文苑》，宋有《文鑒》，元有《文類》，括代總選，雅俗互陳，凡以輔正史，廣見聞，昭文章也。第十五《國風》，十二《國語》，固宜各有成書，理無可雜。近世多仿《國語》而修邑志，不聞仿《國風》而匯輯一邑詩文，以為專集；此其所以愛不忍刪，牽率牴牾，一變藝文成法歟。夫史體尚謹嚴，選事貴博採。以此詩文攔入志乘，已覺繁多，而以選例推之，則又方嫌其少。然則二者自宜各為成書，交相裨佐明矣。至著作部目，所關至鉅，未宜輕議刊置。故今一用古法，以歸史裁。其文之尤不忍刪者，暫隸附錄。苟踵事增華，更匯成書，以裨志之不逮，嗚呼！庶有聞風而嗣輯者歟？
○天門縣志五行考序
堯水湯旱，聖世不能無災。回星反火，外物豈能為異？然而石鹢必書，螟蝗謹志者，將以修人事，答天變也。自《援神》、《鉤命》，符讖荒唐，遂失謹嚴。而班、範所錄，一準劉向《洪範》之傳，連類比附，證合人事，雖存警戒，未始無附會矣。夫天人之際，聖人謹焉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五行災祥，雜出不一；聖人第謹書之，而不與斤斤規合，若者應何事，若者應何人。非不能也，蓋徵應常變之理，存其概，足以警人心，而牽合其事，必至一有不合，或反疑災變之不足畏，毋乃欲謹而反怠歟？草木變異，蟲獸禍孽，史家悉隸五類，列按五事。余以為祥異固有為而作，亦有不必盡然，難以附合者。故據事直書，不分門類，不注徵應，一以年月為次。人事有相關者，雜見他篇，可自得焉。
○天門縣志學校考序
闕里備家乘矣，成均輯故事矣。膠庠泮水，寰宇同風，曷事連編採摭，更為專考？抑自兩漢以下，政教各有所崇，而學校有興無廢。披水築宮，拂虡拭履，有事則於中講明而施行之；無事則父老子弟，於以觀游自淑，而禮法刑政，民彝物則，胥出於是焉。則學校固與吏治相為表里者也。典型具在，墜緒茫然，撫鐘鼓而想音徽，可以蹶然興矣。
○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
志為史裁，全書自有體例。志中文字，俱關史法，則全書中之命辭措字，亦必有規矩準繩，不可忽也。體例本無一定，但取全書足以自覆，不致互歧；毋庸以意見異同，輕為改易。即原定八門大綱，中分數十子目，略施調劑，亦足自成一家，為目錄以就正矣。惟是記傳敘述之人，皆出史學。史學不講，而記傳敘述之文，全無法度。以至方志家言，習而不察，不惟文不雅馴，抑亦有害事理。曾子曰："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"鄙則文不雅也，倍則害於事也。文士囿於習氣，各矜所尚，爭強於無形之平奇濃淡。此如人心不同，面目各異，何可爭，亦何必爭哉？惟法度義例，不知斟酌，不惟辭不雅馴，難以行遠；抑且害於事理，失其所以為言。今既隨文改正，附商榷矣。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，約舉數端，以為梗概。則不惟志例潔清，即推而及於記傳敘述之文，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，切實有用，不致虛文害實事矣。
如《石首縣志》，舉文動稱石邑，害於事也。地名兩字，摘取一字，則同一字者，何所分別？即如石首言石，則古之縣名，漢有石成，齊有石秋，隋有石南，唐有石岩，今四川有石柱廳，雲南有石屏州，山西有石樓縣，江南有石埭縣，江西、廣東又俱有石城縣，后之觀者，何由而知為今石首也？至以縣稱邑，亦習而不察其實，不可訓也。邑者城堡之通稱，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，皆可稱邑。《詩》稱京邑，春秋諸國通好，自稱敝邑，豈專為今縣名乎？小而鄉村築堡，十家之聚，皆可稱邑，亦豈為縣治邪？
至稱今知縣為知某縣事，亦非實也。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，體視縣令為尊，結銜猶帶京秩，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。今若襲用其稱，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。若邑侯、邑大夫，則治下尊之之辭；施於辭章則可，用以敘事，鄙且倍矣。邑宰則春秋之官，雖漢人施於碑刻，畢竟不可為訓。令尹亦古官名，不可濫用以疑后人也。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，大有害於事理。曾記有稱人先世為司馬公者，適欲考其先世，為之迷悶數日，不得其解。蓋流俗好用文語，以《周官》司馬，名今之兵部；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，皆可通名司馬，已難分矣。又府同知，俗稱亦為司馬，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。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，其官相懸絕矣。司馬公三字，今人已不能辨為何官，況后世乎？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，以古庠序稱今之廩增附生。明經本與進士分科，而今為貢生通號，然恩、拔、副、歲、優、功、廩、增、附、例十等，分別則不可知矣。通顯貴官，則謚率恭文懿敏；文人學子，號多峰岩溪泉。謚則稱公，號則先生處士，或如上壽祝辭，或似荐亡告牒，其體不知從何而來。項籍曰："書足以記姓名。"今讀其書，見其事，而不知其人何名，豈可為史家書事法歟？
又如雙名止稱一字，古人已久摘其非。如杜台柳稱卿，則語不完，而荀卿、虞卿，皆可通用。安重榮稱榮，則語不完，而桓榮、寇榮，皆可通用。至去疾稱疾，無忌稱忌，不害稱害，且與命名之意相反，豈尚得謂其人歟？婦女有名者稱名，無名者稱姓。《左》、《史》以來，未有改者。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，甚至稱為該氏，則於義為不通，而於文亦鄙塞也。今世為節烈婦女撰文，往往不稱姓氏，而即以節婦烈女稱之，尤害理也。婦人守節，比於男子抒忠；使為逢、比諸公撰傳，不稱逢、比之名，而稱忠臣雲雲，有是理乎？經生之為時藝，首用二語破題。破題例不書名，先師則稱聖人，弟子則稱賢者，顏、曾、孟子則稱大賢；蓋仿律賦發端，先虛后實，試帖之制度然爾。今用其法以稱節孝，真所謂習焉不察者也。
柳子曰："參之太史以著其潔。"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。文如何而為潔，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。古人讀《易》如無《書》，不雜之謂也。同為經典，同為聖人之言，倘以龍血鬼車之象，而參粵若稽古之文；取熊蛇魚旐之夢，而系春王正月之次；則聖人之業荒，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。今為節婦著傳，不敘節婦行事，往往稱為矢志柏舟，文指不可得而解也。夫柏舟者，以柏木為舟耳。詩人讬以起興，非柏舟遂為貞節之實事也。《關雎》可以興淑女，而雎鳩不可遂指為淑女；《鹿鳴》可以興嘉賓，而鳴鹿豈可遂指為嘉賓？理甚曉然。奈何紀事之文，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？夫子曰："必也正名乎。"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。"名不正則言不順"，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。是以書有體裁，而文有法度，君子之不得已也。荀徇俗而無傷於理，不害於事，雖非古人所有，自可援隨時變通之義，今亦不盡執矣。
○記與戴東原論修志
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，與戴東原相遇於寧波道署，馮君弼方官寧紹台兵備道也。戴君經術淹貫，名久著於公卿間，而不解史學；聞余言史事，輒盛氣凌之。見余《和州志例》，乃曰："此於體例，則甚古雅，然修志不貴古雅。余撰《汾州》諸志，皆從世俗，絕不異人，亦無一定義例，惟所便爾。夫志以考地理，但悉心於地理沿革，則志事已竟。侈言文獻，豈所謂急務哉？"余曰："余於體例，求其是爾，非有心於求古雅也。然得其是者，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。如雲但須從俗，則世俗人皆可為之，又何須擇人而后與哉？方志如古國史，本非地理專門。如雲但重沿革，而文獻非其所急，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，何為集眾啟館，斂費以數千金，卑辭厚幣，邀君遠赴，曠日持久，成書且累函哉？且古今沿革，非我臆測所能為也。考沿革者，取資載籍。載籍具在，人人得而考之，雖我今日有失，后人猶得而更正也。若夫一方文獻，及時不與搜羅，編次不得其法，去取或失其宜，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，湮沒無聞者矣。夫圖事之要，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，加之意也。然則如余所見，考古固宜詳慎；不得已而勢不兩全，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。"戴他顧而語人曰："沿革苟誤，是通部之書皆誤矣。名為此府若州之志，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？"余曰："所謂沿革誤，而通部之書皆誤者，亦止能誤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。古事誤入，亦可憑古書而正之，事與沿革等耳。至若三數百年之內，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，與夫口耳流傳，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沒者。以及興舉利弊，切於一方之實用者，則皆覈實可稽，斷無誤於沿革之失考，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。"
馮君曰："方志統合古今，乃為完書，豈僅為三數百年以內設邪？"余曰："史部之書，詳近略遠，諸家類然，不獨在方志也。《太史公書》詳於漢制，其述虞、夏、商、周，顯與六藝背者，亦頗有之。然六藝具在，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，則遷書雖誤，猶無傷也。秦楚之際，下逮天漢，百餘年間，人將一惟遷書是憑；遷於此而不詳，后世何由考其事邪？且今之修方志者，必欲統合今古，蓋為前人之修是志，率多猥陋，無所取裁，不得已而發凡起例，如創造爾。如前志無憾，則但當續其所有，前志有闕，但當補其所無。夫方志之修，遠者不過百年，近者不過三數十年。今遠期於三數百年，以其事雖遞修，而義同創造，特寬為之計爾。若果前志可取，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。夫修志者，非示觀美，將求其實用也。時殊勢異，舊志不能兼該，是以遠或百年，近或三數十年，須更修也。若雲但考沿革，而他非所重，則沿革明顯，毋庸考訂之，州縣可無庸修志矣。"馮君恍悟曰："然。"
戴拂衣徑去。明日示余《汾州府志》曰："余於沿革之外，非無別裁卓見者也。舊志人物門類，乃首名僧，余欲刪之，而所載實事，卓卓如彼，又不可去。然僧豈可以為人？他志編次人物之中，無識甚矣。余思名僧必居古寺，古寺當歸古跡，故取名僧事實，歸之古跡，庸史不解此創例也。"余曰："古跡非志所重，當附見於輿地之圖，不當自為專門，古跡而立專門，乃統志類纂名目，陋儒襲之，入於方志，非通裁也。如雲僧不可以為人，則彼血肉之軀，非木非石，畢竟是何物邪？筆削之例至嚴，極於《春秋》。其所誅貶，極於亂臣賊子。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，不聞不以為人，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。且人物仿史例也，史於奸臣叛賊，猶與忠良並列於傳，不聞不以為人，而附於地理志也。削僧事而不載，不過俚儒之見耳。以古跡為名僧之留轍，而不以人物為名，則《會稽志》禹穴，而人物無禹；《偃師志》湯墓，而人物無湯；《曲阜志》孔林，而人物無孔子，彼名僧者，何幸而得與禹、湯、孔子同其尊歟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，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。"
○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
承示志稿，體裁簡貴，法律森嚴，而殷殷辱賜下詢，惟恐有辜盛意，則僅就鄙衷所見，約舉一二，以備採菲，然亦未必是也。蓋方志之弊久矣，流俗猥濫之書，固可不論；而雅意拂拭，取足成家，則往往有之。大抵有文人之書，學人之書，辭人之書，說家之書，史家之書；惟史家為得其正宗。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，與纂輯之史，途徑不一。著作之史，宋人以還，絕不多見。而纂輯之史，則以博雅為事，以一字必有按據為歸，錯綜排比，整煉而有剪裁，斯為美也。
今來稿大抵仿朱氏《舊聞》，所謂纂輯之善者也；而用之似不能畫一其體。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《曆城縣志》，無一字不著來曆。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，固注原書名目，即新收之事，無書可注，如取於案牘，則注某房案卷字樣；如取投送傳狀，則注家傳呈狀字樣；其有得於口述者，則注某人口述字樣；此明全書並無自己一語之徵，乃真仿《舊聞》而畫一矣。志中或注新增二字，或不加注，似非義例。
又世紀遺漏過多，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志者，尚未採備，其餘亦似少頭緒；此門似尚未可用。至城市中之學校，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，此乃率土所同，頒於令典，本不須載；今載之，又不注出於《會典》，而注出於舊志，亦似失其本原。又詩文入志，本宜斟酌，鄙意故欲別為文徵。今仿《舊聞》之例，載於本門之下，則亦宜畫一其例。按《舊聞》無論詩文，概為低格分載。今但於山川門中，全篇錄詩，而諸門有應入傳志記敘之文，多刪節而不列正文，恐簡要雖得，而未能包舉也。
又表之為體，縱橫經緯，所以爽豁眉目，省約篇章，義至善也。今職官選舉，仍散著如花名簿，名雖為表，而實非表。戶籍之表善矣，然注圖甲姓氏可也；今有注人名者，不知所指何人，似宜覈核。
藝文之例，經史子集，無不當收。其著書之人，不盡出於文苑。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，謂仿《書錄解題》。其實劉向《七略別錄》，未嘗不表其人，略同傳體。然班氏撰入《漢·藝文志》，則各自為傳，而於《藝文》目下，但注有傳二字，乃為得體。今又不免反客而為主矣。
以上諸條，極知瞽蒙之見，無當採擇。且不自揣，而為出位之謀，是以瑣屑不敢瀆陳；然既承詢及，不敢不舉其大略也。
○覆崔荊州書
前月過從，正在公事旁午之際，荷蒙賜贐贈舟，深切不安。措大眼孔，不達官場緩急情事，屢書冒瀆，抱慚無地！冬寒，敬想尊候近佳。所付志稿，解纜匆忙，未及開視，曾拜書，俟旋省申覆；舟中無事，亦粗一過目，則嘆執事明鑒，非他人可及。前在省相見，送志稿時，執事留日無多，即雲："志頗精當；內有訛錯，亦易改正。"數語即為定評。
今諸縉紳，磨勘月餘，簽摘如麻，甚至屢加詆詰嘲笑，全失雅道，乃使鄙人抱慚無地！然究竟推敲，不過職官、科目二表，人名有顛倒錯落；文徵碑記一卷，時代不按先后，誠然牴牾。然校書如仇，議禮成訟，辦書之有簽商往復，亦事理之常。否則古人不必立校讎之學；今人修書，亦不必列校訂參閱之銜名矣。況職官、科目二表，實有辦理錯誤之處；亦有開送冊籍，本不完全之處。文徵則因先已成卷，后有續收，以致時代有差。雖曰舛誤，亦不盡無因也。而諸紳指摘之外，嚴加詆訶，如塾師之於孺子，官長之於胥吏，則亦過矣。況文理果系明通，指摘果無差失，鄙人何難以嚴師奉之。今開卷第一條，則凡例原文雲"方志為國史要刪"，語本明白。要刪，猶雲刪要以備用爾。語出《史記》，初非深僻。而簽改為要典，則是國史反藉方志為重，事理失實，而語亦費解矣。文徵《二聖祠記》，上雲"立化像前"，下雲"食頃復活"。化即死也，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。其文亦自明白。今簽立化句雲"有誤，否則下文復活無根。"由此觀之，其人文理本未明通，宜其任意訶叱，不知斯文有面目也。至職官、科目之表，舛誤自應改正。然職官有文武正佐，科目亦有文武甲乙，既以所屬七縣畫分七格，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，逐一分格，則尺幅所不能容；是以止分七格，而以各款名目，注於人名之下。此法本於《漢書·百官表》，以三十四官，並列一十四格，而仍於表內各注名目，最為執簡馭繁之良法。今簽指雲："混合一表，眉目不清。"又文徵以各體文字分編，通部一例，偶因碑記編次舛誤，自應簽駁改正可也。今簽忽雲："學校之記當前，署廨列后，寺觀再次於后。"則一體之中，又須分類；分類未為不可，然表奏、序論、詩賦諸體，又不分類，亦不簽改，則一書之例，自相矛盾。由此觀之，其人於書之體例，原不諳習，但知信口詈罵，不知交際有禮義也。其餘摘所非摘、駁所非駁之處甚多，姑舉一二以概其餘。則諸紳見教之簽，容有不可盡信者矣。
《荊志》風俗，襲用舊文，以謂士敦廉讓。今觀此書簽議，出於諸紳，則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虛實，而於體例又不知款目前后編次，一味橫肆斥罵，殆於庸妄之尤，難以語文風士習矣。因思執事數日之間，評定志稿得失，較諸紳匯集多日，紛指如麻，為遠勝之，無任欽佩之至。但此時執事無暇及此，而鄙人又逼歸期，俟明歲如簽聲覆，以聽進止可耳。
○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
乾隆四十六年冬，余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。大名自並魏移治府城，號稱畿南沖要；而縣志尚未裒合成書，文獻之徵，闕焉未備。余有志蒐羅，下車之始，姑未遑暇。至四十九年，乃與鄉縉紳討論商榷，採取兩縣舊志，參互考訂，益以后所見聞，匯輯為編；得圖說二篇，表二篇，志七篇，傳五篇，凡一十六篇，而敘例目錄之列於卷首，雜採綴記之附於卷末者，不與焉。五十年春正月，書成。會余遷河間府同知，尋以罣誤免官，羈跡舊治。而繼為政者，休寧吳君，自隆平移治玆縣。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三輔，而大雅擅文，所學具有原本。及余相得，莫逆於心。因以志稿屬君訂定，而付之梓人。爰述所以為志之由，而質之吳君。
曰：往在肥鄉官舍，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，與余論修志事。章君所言，與今之修志者異。余徵其說，章君曰："郡縣志乘，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；而近代修志諸家，誤仿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。《周官》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謂若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魯之《春秋》。是一國之史，無所不載，乃可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。夫子作《春秋》，而必徵百國寶書，是其義矣。若夫圖經之用，乃是地理專門。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，注：版謂戶籍，圖謂土地形象，田地廣狹，即后世圖經所由仿也。是方志之與圖經，其體截然不同；而后人不辨其類，蓋已久矣。"余曰："圖經於今，猶可考乎？"章君曰："古之圖經，今不可見。間有經存圖亡，如《吳郡圖經》《高麗圖經》之類；又約略見於群書之所稱引，如水經地志之類，不能得其全也。今之圖經，則州縣輿圖，與六條憲綱之冊，其散著也。若元明之《一統志》書，其總匯也。散著之篇，存於官府文書，本無文理，學者所不屑道。統匯之書，則固地理專門，而人物流寓，形勝土產，古跡祠廟諸名目，則因地理而類撮之，取供文學詞章之所採用，而非所以為書之本意也。故形勝必用駢儷，人物節取要略，古跡流連景物，祠廟亦載游觀，此則地理中之類纂，而不為一方文獻之徵，甚皎然也。"
余曰："然則統志之例，非與？閻氏若璩以謂統志之書，不當載人物者，其言洵足法與？"章君曰："統志創於元明，其體本於唐宋，質文損益，具有所受，不可以為非也。《元和郡縣》之志，篇首各冠以圖，圖后系以四至八到，山川經緯之外，無旁綴焉；此圖經之本質也。《太平寰宇》之記，則入人物藝文，所謂踵事而增華也。《嘉熙方輿勝覽》，侈陳名勝古跡，游覽辭賦，則逐流而靡矣。《統志》之例，補《寰宇》之剩義，刪名勝之支辭，折衷前人，有所依據，閻氏從而議之過矣。然而其體自有輕重，不可守其類纂名目，以備一方文獻之全，甚曉然也。"余曰："古之方志，義例何如？"章君曰："三代封建，與后代割據之雄，大抵國自為制，其體固不侔矣。郡縣之世，則漢人所為《汝南先賢》、《襄陽耆舊》、《關東風俗》諸傳說，固已偏而不備，且流傳亦非其本書矣。今可見者，宋志十有餘家，雖不能無得失，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，則史氏家法猶存。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，取為全志，儼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。"余曰："宋志十有餘家，得失安在？"章君曰："範氏之《吳郡志》，羅氏之《新安志》，其尤善也。《羅志》蕪而不精，《範志》短而不詳，其所蔽也。《羅志》意存著述，《範志》筆具翦裁，其所長也。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。知翦裁者，其文削而不腴，其事郁而不暢，其所識解，不出文人習氣，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；若康氏《武功》之志，韓氏《朝邑》之志，其顯者也。何為文人習氣？蓋仿韓退之《畫記》而敘山川物產，不知八書十志之體，不可廢也。仿柳子厚《先友記》而志人物，不知七十列傳之例，不可忘也。然此猶文人徇名之弊也。等而下者，更無論矣。"
余曰："如君所言，修志如何而后可？"章君曰："志者，志也。其事其文之外，必有義焉，史家著作之微旨也。一方掌故，何取一人著作？然不讬於著作，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。文案簿籍，非不詳明，特難乎其久也。是以貴專家焉。專家之旨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不可以言傳也。其可以言傳者，則規矩法度，必明全史之通裁也。""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？"曰："知方志非地理專書，則山川都里坊表名勝，皆當匯入地理，而不可分占篇目，失賓主之義也。知方志為國史取裁，則人物當詳於史傳，而不可節錄大略；藝文當詳載書目，而不可類選詩文也。知方志為史部要刪，則胥吏案牘，文士綺言，皆無所用，而體裁當規史法也。此則其可言者也。夫家有譜，州縣有志，國有史，其義一也。然家譜有徵，則縣志取焉。縣志有徵，則國史取焉。今修一代之史，蓋有取於家譜者矣。未聞取於縣志。則荒略無稽，荐紳先生所難言也。然其故，實始於誤仿圖經纂類之名目，此則不可不明辨也。"
噫！章君之言，余未之能盡也。然於志事，實不敢掉以輕心焉。二圖包括地理，不敢流連名勝，侈景物也。七志分別綱目，不敢以附麗失倫，致散渙也。二表辨析經緯，不敢以花名卯簿，致蕪穢也。五傳詳具事實，不敢節略文飾，失徵信也。鄉荐紳不余河漢，勤勤討論，勒為斯志，庶幾一方之掌故，不致如章君之所謂誤於地理之偏焉耳。若求其志，而欲附於著作專家，則余謝不敏矣。
○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
常德為古名郡，左包洞庭，右控五溪，戰國楚黔中地，秦楚爭衡，必得黔中以為橐鑰；所謂旁攝溪蠻，南通岭嶠，從此利盡南海者也。后漢嘗移荊州治此，蓋外控諸蠻，則州部之內，千里晏然。隋唐以來，益為全楚關鍵。五季馬氏既並朗州，而后屹然雄視，諸鎮莫敢與抗矣。蓋北屏荊渚，南臨長沙，遠作滇、黔門戶，實為控要之區，不其然歟？我朝奕世承平，蠻夷率服，大湖南北，皆為腹地。康熙二十二年，滿州將軍駐防荊州，遂移提督軍門，彈壓常德。后雖分湖南北為兩部院，而營制聯絡兩部，呼吸相通，故節制之任，仍統於一。
余承乏兩湖，嘗按部常德，覽其山川形勢，慨想秦漢通道以來，治亂機緘，割制利弊，與夫居安思治，化俗宜民之道，爰進守土長吏，講求而切磋究之。知府三原李君大{雨隆}，悃愊吏也。六條之察，次第既略具矣。府志輯於康熙九年，故冊荒陋，不可究詰；百餘年之文獻，又邈焉無徵；於是請事重修。余謂此能知其大也。雖然，方志遍寰宇矣，賢長吏知政事有恆，而載筆之士，不知辭尚體要，猥蕪雜濫，無譏焉耳。即有矯出流俗，自命成家，或文人矜於辭採，學士侈其蒐羅，而於事之關於經濟，文之出於史裁，則未之議也。
會稽章典籍學誠，游於余門。數為余言史事，黎然有當於余心。余嘉李君之意，因屬典籍，為之撰次，閱一載而告成。凡書二十四篇；為紀者二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；為考者十，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；為表者四，年經事緯，以著封建、職官、選舉、人物之名姓；為略者一，為傳者七，採輯傳記，參合見聞，以識名宦、鄉賢、忠孝、節義之行事。綱舉而目斯張，體立而用可達。俗志附會古跡，題詠八景，無實靡文，概從刪略。其有記序文字，歌詠篇什，足以考證事實，潤色風雅，志家例錄為藝文者；今以藝文專載書目，詩文不可混於史裁，別撰《文徵》七卷，自為一書，與志相輔而行。其搜剔之餘，畸言脞說，無當經綸，而有資談助者，更為《叢談》一卷。皆不入於志篇。凡此區分類別，所以辨明識職，歸於體要。於是常德典故，可指掌而言也。
夫志不特表章文獻，亦以輔政教也。披覽輿圖，則善德、桃源之為山鎮，漸、潛、滄浪之為川澤，悠然想見古人清風，可以興起末俗。爰求前跡，有若馬伏波、應司隸之流，制苗蠻於漢世；李習之、溫簡輿其人，興水利於唐時；因地制宜，隨時應變，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。考古即以徵今，而平日討論，不可以不豫也。蓋政之有恆與辭之體要，本非兩事，昧於治者不察也。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，而推明大旨，以為求治理者法焉。
○為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
荊州富於《禹貢》、《職方》，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，而沖要岩劇於前明。蓋至今所領僅七城，而於湖北部內十一府州，猶為重望雲。三代畫州，荊域袤延且數千里，無可言也。漢分南郡，荊州所部。蒯越說劉表曰："荊州南據江陵，北守襄陽，八郡可傳檄而定。"諸葛忠武說昭烈曰："荊州北據漢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蜀，用武之國。"六朝爭劇於蕭梁，五季稱雄於高氏，一時獻奇借箸，騰說雖多，大約不出蒯、葛數語。然是時荊州，實兼武陵、桂陽諸郡，幅員包湖南境。至明改元中興路為荊州府，則今荊州境矣。彼時王國所封，蔚為都會。我朝因明舊治，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，旋改滿營，設將軍都統以下如制。雍正十三年，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，分置宜昌、施南兩府。乾隆五十六年，又以遠安隸荊門州。於是荊州所部，止於七縣。然而形勢猶最諸府，則江陵固兼南北之沖，而東延西控，聯絡故自若也。至於時事異宜，則滿漢分城，民兵不擾；漕兌互抵，轉餉無勞，亦既因時而立制矣。惟大江東下分流，故道多湮，江防堵築，視昔為重。乾隆戊甲大水灌城，軍民被淹，城治傾圮。天子南顧疇咨，特命重臣，持節臨蒞，發帑二百萬金，鉅工大役，次第興舉。余於是時，奉命來督兩湖，夙夜惴惕，惟恐思慮有所未周，無以仰答詔旨。咨於群公，詢於寮寀，群策材力，幸無隕越。而億兆生靈，皆蒙愷澤，而出於昏墊，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。
逾年，民氣漸蘇，官司稍有清晏。知府山陰張君方理，始欲整齊掌故，為后持循；旋以事去。繼其任者，永濟崔君龍見，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。崔君以名進士起家，學優而仕，其於斯志，蓋斤斤乎不苟作也。且《荊志》著於古者，倍他州郡，盛弘之有《荊州記》，庾仲雍有《江記》，宗懍有《荊楚歲時記》，梁元帝有《荊南志》，又有《丹陽尹傳》，書雖不存，部目可考，遺文逸句，猶時見於群書所稱引也。前明所修《荊州府志》，僅見著錄而無其籍。康熙年間，胡在恪所修，號稱佳本，而世亦鮮見。今存葉仰高志，自雲多仍胡氏舊文，體例謹嚴，纂輯必注所出，則其法之善也。而崔君之於斯志，則一秉史裁，詳贍博雅之中，運以獨斷別裁之義。首紀以具編年史法，次表以著世次年代，掌故存於諸考，人物詳於列傳，亦既綱舉而目張矣。又以史志之書，記事為主。藝文仍著錄之篇，而近代志家，猥選詩文雜體；其有矯而正者，則又裁節詩文，分類隸於本事之下，皆失古人流別。今師史例以輯府志，更仿選例以輯文徵。自雲：志師八家《國語》，文徵師十五《國風》，各自為書，乃得相輔而不相亂。又採輯之餘，瑣事畸言，取則失裁，棄則可惜；近人編為志餘，亦非史法。今乃別為《叢談》一書，鉅細兼收，而有條不紊，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。昔羅願撰《新安志》，自謂儒者之書，不同鈔撮簿記。今崔君所輯，本源深遠，視羅氏雅裁，有過之而無不及已。會湖北有《通志》之役，聘會稽章典籍學誠，論次其事。章君雅有史識，與余言而有合。崔君又屢質於典籍，往復商榷，時亦取衷於余。余故備悉其始末，而敘於卷端。
○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
石首為荊州望縣，兩漢本華容地，晉平吳，分華容置縣，因山以石首名。趙宋改治調弘，易名建寧。尋遷繡林山左，復名石首。元大德中，又遷楚望山下。曆明至今，文物聲名，為荊部稱盛。縣志不修，近六十年。舊志疏脫，詮次無法，又闕數十年之事實。知縣玉田王君維屏，因余撰輯通志，檄徵州縣之書，乃論次其縣事，犁剔八門，合首尾為書十篇，以副所徵，且請余為之序。
余披覽其書，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。夫為政必先綱紀，治書必明體要。近日為州縣志者，或胥吏案牘，蕪穢失裁；或景物題詠，浮華無實；而求其名義所歸，政教所重，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。夫政者，事也。志者，言也。天下蓋有言之斐然，而不得於其事者矣；未聞言之尚無條貫，而其事轉能秩然得敘者也。今王君是志，凡目數十，括以八門，若網在綱，有條不紊。首曰編年，存史法也。志者史所取裁，史以記事，非編年弗為綱也。次曰方輿，考地理也。縣之有由立也，山川古跡，以類次焉。而水利江防，居其要矣。次曰建置，人功修也。城池廨署，以至壇廟，依次附焉。次曰民政，法度立也。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，郵驛兵防之隸於司馬，皆《洪範》八政之經也。次曰秩官，昭典守也。長佐師儒，政教所由出也。而卓然者，爰斯傳矣。次曰選舉，辟才俊也。論秀書昇，《王制》之大，興賢與能，《周官》是詳；勒邦乘者，所不容略也。次曰人物，次曰藝文，一以徵文，一以考獻，皆搜羅放失，謹備遺忘，尤為乘時之要務也。人物必徵實事，而不以標榜為虛名；藝文謹著部目，而不以詩文充篇幅。蓋人物為馬《史》列傳之遺，藝文為班劉著錄之例，事必師古，而后可以法當世也。部分為八，亦既綱舉而目張矣。至於序例圖考，冠於篇首，餘文剩說，綴於簡末，別為篇次，不入八門。殆如九夫畫井，八陣行軍，經緯燦然，體用具備。乃知方志為一方之政要，非徒以風流文採，為長吏飾儒雅之名也。
且石首置縣以來，凡三徙矣。今縣治形勢，實為不易，四顧平衍之中，至縣群山涌出，東有龍蓋，南有馬鞍，西有繡林，北有楚望，居中扼要，政令易均；是以明代至今，相仍為治。夫撫馭必因形勢，為政必恃綱紀，治書必貴體要，一也。王君以儒術入仕，知所先務。其於治書，洵有得於體要，后人相仍，如縣治矣。抑古人雲："坐而言者期起而行。"今之具於書者，果能實見諸政治，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為足稱職業，文採絢飾為足表聲譽；是則雖為一縣之志，即王君一人之治書也。古之良史，莫能尚已，余於王君有厚望焉。
○書武功志后
康海《武功志》三卷，又分七篇，各為之目：一曰《地理》，二曰《建置》，三曰《祠祀》，四曰《田賦》，五曰《宮師》，六曰《人物》，七曰《選舉》。首仿古人著述，別為篇敘，高自位置，幾於不讓，而世多稱之。王氏士正，亦謂"文簡事核，訓辭爾雅"；后人至欲奉為修志楷模，可為幸矣。夫康氏以二萬許言，成書三卷，作一縣志，自以謂高簡矣。今觀其書，蕪穢特甚。蓋緣不知史家法度，文章體裁，而惟以約省卷篇，謂之高簡，則誰不能為高簡邪？
志乃史裁，苟於事理無關，例不濫收詩賦，康氏於名勝古跡，猥登無用詩文；其與俗下修志，以文選之例為藝文者，相去有幾？夫諸侯不祖天子，大夫不祖諸侯，嚴名分也。曆代帝王后妃，史尊紀傳，不藉方志。修方志者，遇帝王后妃故里，表明其說可也。列帝王於人物，載后妃於列女，非惟名分混淆，且思王者天下為家，於一縣乎何有？康氏於人物，則首列后稷以至文王，節錄太史《周紀》；次則列唐高祖、太宗，又節錄《唐本紀》，乖刺不可勝詰矣。方志不當僣列帝王，姑且勿倫。就如其例，則武王以下，何為刪之？以謂后有天下，非邠之故邑耶？則太王嘗遷於岐，文王又遷於豐，何以仍列武功人物？以武王實有天下，文王以上，不過追王，故錄之耶？則唐之高祖、太宗，又何取義？以謂高祖、太宗生長其地，故錄之耶？則顯懿二祖，何為刪之？后妃上自姜嫄，下及太姜，何為中間獨無太任？姜非武功封邑，入於武功列女，以謂婦從夫耶？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后，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，皆有賢名，何為又不載乎？夫載所不當載，為蕪為僣，以言識不足也。就其自為凡例，任情出入，不可詰以意指所在，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？
尤可異者，志為七篇，輿圖何以不入篇次？蓋亦從俗例也。篇首冠圖，圖止有二，而蘇氏《璇璣》之圖，乃與輿圖並列，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。夫輿圖冠首，或仿古人圖經之例，所以揭一縣之全勢，猶可言也。《璇璣》之圖，不過一人文字，或仿範氏錄蔡琰《悲憤詩》例，收於列女之傳可也。如謂圖不可以入傳，附見傳后可也。驀然取以冠首，將武功為縣，特以蘇氏女而顯耶？然則充其義例，既列文王於人物矣，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？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，曷取六陣之圖冠首？雖曰迂謬無理，猶愈《璇璣圖》之僅以一女子名也。惟《官師志》褒貶並施，尚為直道不泯，稍出於流俗耳。
○書朝邑志后
韓邦靖《朝邑志》二卷，為書七篇：一曰《總志》，二曰《風俗》，三曰《物產》，四曰《田賦》，五曰《名宦》，六曰《人物》，七曰《雜記》。總約不過六七千言，用紙十六七番，志乘之簡，無有過於此者。康《武功》極意求簡，望之瞠乎后矣。康為作序，亦極稱之。
今觀文筆，較康實覺簡凈；惟總志於古跡中，入唐詩數首為蕪雜耳。康氏、韓氏皆能文之士，而不解史學，又欲求異於人，故其為書，不情至此，作者所不屑道也。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，故以志法繩之，疵謬百出。韓氏則更不可以為志，直是一篇無韻之《朝邑賦》，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《朝邑考》；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，如《陳留風俗》、《洛陽伽藍》諸傳記，不以史家正例求之，未始不可通也。故余於《武功》、《朝邑》二家之志，以《朝邑》為稍優。然《朝邑志》之疵病雖少，而程濟從建文事，濫採野史，不考事實，一謬也。並選舉於人物，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，二謬也。書其父事，稱韓家君名，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。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，自系邦靖尊屬；但使人至今不知為何人之妻，何人之母。古人臨文不諱。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為同；然《滑稽傳》有談言微中，不諱談字，恐諱名之說未確。就使諱之，而自敘家世，必實著其父名，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。今邦靖諱其父，而使人不知為誰；稱其尊屬為太宜人，而使人不知為誰之妻母；則是沒其先人行事，欲求加人而反損矣。三謬也。
至於篇卷之名，古人以竹簡為篇；簡策不勝，則別自為編，識以甲乙，便稽核耳。后人以繒帛成卷，較竹簡所載為多，故以篇為文之起訖，而卷則概以軸之所勝為量；篇有義理，而卷無義理故也。近代則紙冊寫書，較之卷軸，可增倍蓰，題名為卷，不過存古名耳。如累紙不須別自為冊，則分篇者，毋庸更分卷數，為其本自無義理也。今《武功》、《朝邑》二志，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，而括題俱以篇名，可謂得古人之似矣。《武功》用紙六十餘番，一冊足用，而必分七篇以為三卷，於義已無所取。《朝邑》用紙僅十餘番，不足一冊之用，而亦分七篇以為二卷，則何說也？或曰：此乃末節，非關文義，何為屑屑較之？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，此等篇題名目，猶且不達古人之意，則其一筆一削，希風前哲，不自度德量力，概可知矣。
○書吳郡志后
範成大《吳郡志》五十卷，分篇三十有九：曰沿革，曰分封，曰戶口稅租，曰土貢，曰風俗，曰城郭，曰學校，曰營寨，曰官宇，曰倉庫，而場務附焉，曰坊市，曰古跡，曰封爵，曰牧守，曰題名，曰官吏，曰祠廟，曰園亭，曰山，曰虎邱，曰橋梁，曰川，曰水利，曰人物，而列女附焉，曰進士題名，曰土物，曰宮觀，曰府郭寺，曰郊外寺，曰縣記，曰冢墓，曰仙事，曰浮屠，曰方技，曰奇事，曰異聞，曰考證，曰雜詠，曰雜志。篇首有紹定二年，汴人趙汝談序。言"石湖志成，守具木欲刻。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，嘩曰：'是書非石湖筆也。'守莫敢刻，遂藏學宮。紹定初元，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。其先度支公嘉言，石湖客也。謁學問故，驚曰：'是書猶未刊耶？'他日拜石湖祠，從其家求遺書，校學本無少異。而書止紹熙三年，其后大建置，如百萬倉、嘉定新邑、許浦水軍、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。於是會校官汪泰亨，與文學士雜議，用褚少孫例，增所闕遺，訂其誤偽，而不自別為續焉。"又曰："石湖在時，與郡士龔頤、滕成、周南厚三人數咨焉，而龔荐所聞於公尤多，異論由是作。益公碑公墓，載所為書，篇目可考"雲雲。其為人所推重如此。今學者論宋人方志，亦推羅氏《新安志》與範氏《吳郡志》為稱首，無異辭矣。
余諦審之，文筆亦自清簡；后世方志庸猥之習，彼時未開，編次亦爾雅潔。又其體制詳郡而略縣，自沿革、城池、職官題名之屬，皆有郡而無縣。縣記二卷，則但記官署，間及署中亭台，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姓，體參差不一律。此則當日志例，與近日府志之合州縣志而成者，迥不相同。余別有專篇討論其事，此固可無論也。第他事詳郡略縣，稱其體例可也；沿革有郡無縣，則眉目不分矣。宜其以平江路府，冒吳郡之舊稱，冠全志而不知其謬也。且沿革敘入宋代，則雲"開寶元年，吳越王改中吳軍為平江軍。太平興國三年，錢俶納土。"考史，是時改蘇州矣，而志文不著改州。下突接雲："政和三年，昇蘇州為平江府。"上無蘇州之文，忽入昇州為府，文指亦不明矣。通體採摭史籍及詩文說部，編輯而成，仍注所出於本條下，是足為纂類之法，卻非著作體也。風俗多摭吳下詩話，間亦考訂方音，是矣。徐祐輩九老之會，章岵輩耆英之會，皆當日偶為盛事，不當入風俗也。學校在四卷，縣記在三十七八卷；縣治官宇，既入縣記，而學校兼志府縣之學，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。坊市不附城郭，而附官宇，亦失其倫。提點刑獄司、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，不入牧守題名本類，而附見官宇之后，亦非法度。提點刑獄題名，皆大書名姓於上，而分注出身與來去年月於下；提舉常平鹽茶，皆大書官階名姓於上，而分注任事年月於下，亦於體例未畫一也。牧守載有名人，而題名反著於后，是倒置矣。官吏不載品制員額，而但取有可傳者，亦為疏略。功曹掾屬，與令長相間雜次，亦嫌令長之名在縣記之先也。古跡與祠廟、官宇、園亭、冢墓、宮觀、寺、山、川等，頗相混亂。別出虎丘一門於山之外，不解類例牽連詳略互注之法，則触手皆荊棘矣。
人物不自撰著，裁節史傳，亦纂類之例也。依次編為八卷，不用標目分類，尚為大雅。然如張、顧大族，代有聞人，自宜聚族為篇，一族之中，又以代次可也。乃忽分忽合，時代亦復間有顛倒，不如諸陸之萃合一編，前后不亂。豈今本訛錯，非範氏之原次歟？仙事、浮屠、方技，亦人物之支流，縱欲嚴其分別，亦當次於人物之后，別其題品可也。今於人物之后，間以進士題名、土物、宮觀、府郭寺、郊外寺、縣記、冢墓，凡十二卷后，忽出仙事以下三門，遂使物典人事，淆雜不清，可謂擾而不精之甚者矣。土物搜羅極博，證事亦佳。但干府、莫邪、屬鏤之劍，吳鴻、扈稽之鉤，傳記所載一時神物，亦復難以盡信；今概入之土物，非其類矣。奇事一卷，異聞三卷，細勘實無分別，考證疏而不至於陋。詩賦雜文，既注各類之下，又取無類可歸者，別為雜詠一門，雖所收不惡，亦頗嫌漫漶無當也。每見近人修志，識力不能裁斷，而又貪奇嗜瑣，不忍割愛，則於卷末編為雜志，或曰餘篇。蓋緣全志分門，如布算子，無復別識心裁，故於事類有難附者，輒為此卷，以作蛇龍之菹，甚無謂也。今觀範氏志末，亦為雜志，則前輩已先導之。其實所載，皆有門類可歸，惜範氏析例之不精也。其五十卷中，官名地號之稱謂非法，人氏名號之信筆亂填，蓋宋人詩話家風，大變史文格律；其無當於方志專家，史官繩尺，不待言矣。其所以為世所稱，則以石湖賢而有文，又貴顯於當時；而翦裁筆削，雖不合於史法，亦視近日猥濫庸妄一流，固為矯出，得名亦不偶然也。然以是為方志之佳，則不確矣。
○書姑蘇志后
王鏊《姑蘇志》六十卷，首郡邑沿革，次古今守令，次科第，皆為之表，次沿革，次分野，次疆域，次山，次水，次水利，次風俗，次戶口，次土產，次田賦，次城池，次坊巷，次鄉都，次橋梁，次官署，次學校，次兵防，次倉場，次驛遞，次壇廟，次寺觀，次第宅，次園池，次古跡，次冢墓，次吳世家，附封爵氏族；次平亂，次宦績，次人物，而人物之中，分名臣、忠義、孝友、儒林、文學、卓行、隱逸、荐舉、藝術、雜技、游寓、列女、釋老，凡一十三類；殿以紀異雜事。而卷次多寡，不以篇目為齊。名宦分卷為六，人物中之名臣分卷為十，而忠義與孝友合為一卷，儒林與文學合為一卷，倉場與驛遞合為一卷，如此等類，不一而足。總六十卷，亦約略紙幅多寡為之，無義例也。《蘇志》名義不一，即範氏成大以蘇州為《吳郡志》，已失其理，而前人惟譏王氏不當以蘇州府志為《姑蘇志》，所謂貴耳而賤目也。然郡縣志乘，古今卒鮮善本。如範氏、王氏之書，雖非史家所取，究於流俗惡爛之中，猶為矯出。今本《蘇州府志》之可取者多，亦緣所因之故籍足採摭也。然有荒謬無理，不直一笑，雖末流胥吏，略解文簿款式，斷不出於是者，如發端之三表是也。
表一曰郡邑沿革，以府縣為郡邑，其謬不待言矣。表以州國郡軍府路為目，但有統部州郡而無縣邑，無論體例不當，即其自標郡邑名目，豈不相矛盾耶？且職官有知縣，而沿革無縣名，不識知縣等官何所附耶？尤可異者，表之為體，縱橫以分經緯；蓋有同年月而異地，或同世次而異支，所謂同經異緯，參差不齊，非尋常行墨所能清析，故藉縱橫經緯以分別之。如《守令表》，必以郡之守丞判錄，縣之令丞簿尉，橫列為經；而以朝代年月，縱橫為緯。后人欲稽蒞任年月，由縱標而得其時世，由橫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錄，或先或后，或在同時，披表如指掌也。假有事出先后，必不同時，則無難列款而書，斷無經緯作表之理。表以州國郡軍府路分格。夫州則蘇州也，國則吳國也，郡則郡也，軍府路則平江路府也，此皆一蘇州府地先后沿革之名；稱吳國時並無蘇州，稱蘇州時並無吳郡，稱吳郡時並無平江路府；既無同時異出參差難齊之數，則按款羅列，閱者自知。今乃縱橫列表，忽上忽下，毫無義例，是徒亂人耳目；胥吏文簿，不如是顛倒也。《古守令表》，以太守、都尉權攝分格。夫太守都尉，固有同官年月；至於權攝，猶今之署印官也。有守即無權守，有尉即無攝尉；權攝官與本官，斷無同時互見之理，則亦必無縱橫列表之法。今分列格目，虛占篇幅，又胥吏之所不為也。職官列表，當以時制定名；守令之表，當題府縣官表，以后貫前可也。今雲古守令表，於文義固無礙矣；至於今守令表，則今乃指時制而言也，仍以守令稱明之知府知縣，名實之謬，又不待言矣。府官但列知府，而削同知以下；縣官但列知縣，而削丞簿之屬，此何說也？又表有經緯；經緯之法，所謂比其類而合之，乃是使不類者從其類也。故類之與表，勢不兩立。表則不能為類，類則無所用表，亦胥吏之所通曉也。科第之表，分上中下，以古今異制，簡編繁重，畫時代以分卷可也。其體自宜旁書屬籍為經，上書鄉會科年為緯。舉人進士，皆科第也；今乃以科第為名，而又分舉人進士列為二表，是分類之法，非比類也。且第進士者，必先得舉人，今以進士居前，舉人列后，是於事為倒置，而觀者耳目且為所亂，又胥吏所不為也。凡此謬戾，如王氏鏊，號為通人，未必出其所撰；大抵暗於史裁，又浸漬於文人習氣，以表無文義可觀，不復措意，聽一時無識之流，妄為編輯，而不知其貽笑識者，至如是也。故曰文人不可與修志也。
至於官署建置，亭樓台閣，所列前人碑記序跋，仍其原文可也。志文敘述創建重修，一篇之中，忽稱為州，忽稱為郡，多仍《範志》原文；不知《範志》不足法也。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，名為蘇州，政和五年以后，名為平江路府；終宋之世，無吳郡名。《範志》標題既謬，則志文法度，等於自鄶無譏。王氏不知改易，所謂謬也。
又敘自古兵革之事，列為平亂一門，亦不得其解也。山川田賦，坊巷風俗，戶驛兵倉，皆數典之目；宦跡流寓，人物列女，皆傳述之體。平亂名篇，既不類於書志數典，亦不等於列傳標人，自當別議記載，務得倫序；否則全志皆當改如記事本末，乃不致於不類之譏。然此惟精史例者，始能辨之，尚非所責於此志也。其餘文字小疵，編摩偶舛，則更不足深求矣。《蘇志》為世盛稱，是以不得不辨，非故事苛求，好摭先哲也。
○書灤志后
家存《灤志》四帙，板刻模糊，脫落顛倒，不可卒讀；蓋乾隆四十七年，主講永平，故灤州知州安岳蔡君薰，欲屬余撰輯州志，因取舊志視余，即其本也。按《明史·藝文志》，有陳士元《灤州志》十一卷。陳字養君，湖廣應城人，嘉靖甲辰進士，曆灤州知州，有盛名；著述甚富，多見《明志》，而史不列傳。《應城縣志》，有傳而無書目；然縣人士至今猶侈言之。余少僑應城，求其所著，一無所見。聞前知縣江浦金嶒，盡取其家藏稿以去，意甚惜之。今此志尚稱陳君原本。康熙中，知州侯紹岐依例續補，雖十一卷之次，不可復尋，而門類義例，無所改易。篇首不知何人撰序，有雲："昔宦中州，會青螺郭公議修《許州志》。公曰：'海內志書，李滄溟《青州志》第一，其次即為《灤志》。'"似指陳君原本而言。其書與人，均為當世盛稱，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議更張也。今觀其書，矯誣迂怪，頗染明中葉人不讀書而好奇習氣；文理至此，竟不復可言矣。陳君以博贍稱，而《灤志》庸妄若此，其他著述，不知更如何也。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贊，不可解矣。
其書分四篇：一曰世編，二曰疆里，三曰壤則，四曰建置。世編用編年體，仿《春秋》書法，實為妄誕不根。篇首大書雲："帝嚳氏建九州，我冀分。"傳雲："書者何？志始也。"雲雲。以考九州分域，又大書雲："黃帝逐葷粥。"傳雲："書葷粥何？我邊郡也。"又大書雲："周武王十有三祀，夷齊餓死於首陽，封召公奭於燕，我燕分。"此皆陳氏原編，怪妄不直一笑。《春秋》，魯國之書，臣子措辭，義有內外，故稱魯為我，非特別於他國之君。且魯史既以國名，則書中自不便於書國為魯，文法宜然，非有他也。郡縣之世，天下統於一尊，珥筆為州縣志者，孰非朝廷臣子，何我之有？至於公穀傳經，出於經師授受，隱微之旨，難以遽喻，則假問答而闡明之，非史例也。州縣之志，出於一手，撰述非有前人隱義，待己闡明，而自書自解，自問自答，既非優伶演劇，何為作獨對之酬酢乎？且劉氏《史通》，嘗論《晉紀》及《漢晉春秋》，力詆前人摩擬無端，稱我與假設問答，俱在所斥。陳氏號為通博，獨未之窺乎？國史且然，況州縣志乎？周武王十有三祀，文尤紕繆。殷祀周年，兩不相蒙。《洪範》為箕子陳疇，書法變例，非正稱也。陳氏為夷齊之故，而改年稱祀，其下與封召公，同蒙其文，豈將以召公為殷人乎？且夷齊不食周粟，餓死首陽，蓋言不受祿而窮餓以死，非絕粒殉命之謂也。大書識其年歲，不傎甚乎？即此數端，尚待窺其餘乎？
其世編分目為三：一曰前代，二曰我朝，三曰中興。其稱我朝者，終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；其題中興者，斷始嘉靖二十九年，實亦不得其解。疆里之目有六：曰域界，曰理制，曰山水，曰勝概，曰風俗，曰往跡。壤則之目有七：曰戶口，曰田賦，曰鹽法，曰物產，曰馬政，曰兵政，曰驛傳。建置之目十一：曰城池，曰署廨，曰儒學，曰倉庫，曰鋪舍，曰街市，曰坊牌，曰樓閣，曰橋渡，曰秩祀，曰寺觀。而官師人物，科目選舉，俱在編年之內。官師則大書年月，某官某人來任；其人有可稱者，即仿《左傳》之例，注其行實於下。科目則曰，某貢於學，某舉於鄉，其中某榜進士；其有可稱者，亦同官師之例，無則闕之。孝義節烈之得旌者，書於受旌之日。而闇修之儒，能文之士，不由科目，與夫節孝之婦，貞淑之女，偶不及旌，則無入志之例矣。
尤有異者，侯君續陳之志，於明萬曆四十七年，大書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，分注前明年號於下；復大書馮運泰中莊際昌榜進士，又書知州林應聚來任。夫前明疆宇，未入我朝版圖；國朝史筆，於書明事，不關於正朔者，並不斥去天啟、崇禎年號。藉曰臣子之義，內本朝而外前明，則既書天命年號於上，事之在前明者，必當加明字以別之；庶使閱者知所主客，是亦一定理也。今馮運泰乃明之進士，林應聚乃明之知州，隸於本朝年號之下，又無明字以為之區別，是直以明之進士知州，為本朝之科第職官，不亦誣乎！至《灤志》標題，亦甚庸妄。灤乃水名，州亦以水得名耳。今去州字，而稱《灤志》，則閱題簽者，疑為灤水志矣。然《明·藝文志》以陳士元撰為《灤州志》，則題刪州字，或侯紹岐之所為。要以全書觀之，此等尚屬細事，不足責也。
○書靈壽縣志后
書有以人重者，重其人而略其書可也；文有意善而辭不逮者，重其意而略其辭可也。平湖陸氏隴其，理學名儒，何可輕議？然不甚深於史學。所撰《靈壽縣志》，立意甚善，然不甚解於文理。則重陸之為人，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。重其人，因重其書，以謂志家之所矜式，則耳食矣。余按陸氏《靈壽縣志》十卷：一曰地理，紀事方音附焉，二曰建置，三曰祀典，四曰災祥，五曰物產，六曰田賦，七曰官師，八曰人物，人物之中，又分后妃、名臣、仕績、孝義、隱逸、列女，九選舉，十藝文。而田賦、藝文分上下卷，祀典、災祥、物產均合於一，則所分卷數，亦無義例者也。其書大率簡略，而田賦獨詳，可謂知所重矣。《敘例》皆雲："土瘠民貧，居官者不可紛更聚斂，土著者不可侈靡爭競。"尤為仁人愷悌之言。全書大率以是為作書之旨，其用心真不愧於古循良吏矣。
篇末以己所陳請於上，有所興廢於其縣者，及與縣人傅維雲往復論修志凡例終編。其興廢條議，固切實有用；其論修志例，則迂錯而無當矣。余懼世人徇名而忘其實也，不得不辨析於后。如篇首地理，附以方音可也，附以紀事謬矣。紀事，乃前代大事關靈壽者，編年而書，是於一縣之中，如史之有本紀者也。紀事可附地理，則《舜典》可附於《禹貢》，而曆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。書事貴於簡而有法；似此依附，簡則簡矣，豈可以為法乎？建置之篇，刪去坊表，而雲所重在人，不在於坊，其說則迂誕也。人莫重於孔子，人之無藉書志以詳，亦莫如孔子，以為所重有在，而志削其文，則闕里之志，可焚毀矣。坊表之所重在人，猶學校之所重在道也，官署之所重在政也，城池之所重在守也。以為別有所重而不載，是學校、官廨、城池皆可削去，建置一志，直可省其目矣。寺觀刪而不載，以謂辟邪崇正，亦迂而無當也。《春秋》重興作，凡不當作而作者，莫不詳書，所以示鑒戒也。如陸氏說，則但須削去其文，以為辟邪崇正，千百載后，誰復知其為邪而辟之耶？況寺觀之中，金石可考，逸文流傳，可求古事，不當削者一也。僧道之官，定於國家制度，所居必有其地，所領必有其徒，不當削者二也。水旱之有祈禱，災荒之有賑濟，棄嬰之有收養，先賢祠墓之有香火，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為公所，多遴僧道以為典守，於事大有所賴，往往見於章奏文移，未嘗害於治體；是寺觀僧道之類，昔人以崇異端，近日以助官事，正使周孔復生，因勢利導，必有所以區處，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。陸氏以削而不載，示其衛道，何所見之隘乎？官師選舉，止詳本朝，謂法舊志斷自明初之意，則尤謬矣。舊志不能博考前代，而以明初為斷，已是舊志之陋；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。今陸氏明見舊志，而刪其名姓，其無理不待辨矣。自古諸侯不祖天子，大夫不祖諸侯，理勢然也。方志諸家，於前代帝王后妃，但當著其出處，不可列為人物，此說前人亦屢議之，而其說訖不能定。其實列人物者，謬也。姑無論理勢當否，試問人物之例，統載古今，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，列於人物，則修京兆志者，當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。此不問而知其不可。則陸志人物之首后妃，殊為不謹嚴也。
至於篇末，與傅維雲議，其初不過所見有偏，及往復再辨，而強辭不準於情理矣。其自雲："名臣言行，如樂毅、曹彬，章章於正史者，止存其略。"維雲則謂"三代以上聖賢，事已見經籍者，史遷仍入《史記》，史遷所敘孝武前事，班固仍入《漢書》；不以他見而遂略。前人史傳文集，荒僻小縣，人罕盡見，藝文中如樂毅《報燕王書》、韓維《僖祖廟議》，不當刊削。"其說是也。陸氏乃雲："春秋人物，莫大於孔子，文章亦莫過於孔子。《左傳》於孔子之事，不如叔向、子產之詳，於孔子之文，不如叔向、子產之多；相魯適楚，刪書正樂，事之章章於萬世者，曾不一見；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《文言》、《系辭》，昭昭於萬世者，曾不一見。以孔子萬世聖人，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，所以尊孔子也。"此則非陸氏之本意，因窮於措辭，故為大言，以氣蓋人，而不顧其理之安，依然詆毀陽明習氣矣。《左傳》乃裁取國史為之，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，義與《春秋》相為經緯。子產、叔向，賢而有文，又當國最久，故晉鄭之事，多涉二人言行，非故詳也，關一國之政也。孔子不遇於時，惟相定公為郟谷之會，齊人來歸汶陽之田，是與國事相關，何嘗不詳載乎？其奔走四方，與設教洙泗，事與國政無關，左氏編年附經，其體徑直，非如后史紀傳之體，可以特著道學、儒林、文苑等傳，曲折而書，因人加重者也。雖欲獨詳孔子，其道無由，豈曰以是尊孔子哉？至謂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辭》不入《左傳》，亦為左氏之尊孔子，其曲謬與前說略同，毋庸更辨。第如其所說，以不載為尊，則帝典之載堯舜，謨貢之載大禹，是史臣不尊堯、舜、禹也；二南正雅之歌詠文武，是詩人不尊周先王也；孔子刪述《詩》、《書》，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，其說尚可通乎？且動以孔子為擬，尤學究壓人故習。試問陸氏修志初心，其視樂毅、曹彬、韓維諸人，豈謂足以當孔子邪？
又引太史公《管晏傳贊》有雲："吾讀《管子》、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馬》、《輕重》、《九府》及《晏子春秋》，其書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論。"可見世所有者，不必詳也。此說稍近理矣。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，蓋重在軼事，故為是言。且諸子著書，亦不能盡裁入傳，韓非載其《說難》，又豈因其書為世所有而不載耶？文入史傳，與入方志藝文，其事又異。史傳本記事之文，故裁取須嚴；而方志藝文，雖為俗例濫入詩文，然其法既寬，自可裁優而入選也。必欲兩全而無遺憾，余別有義例，此不復詳。
文史通義 卷七 外篇二
文史通義 卷七 外篇二
○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
史之有紀，肇於《呂氏春秋》十二月紀。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，冠冕百三十篇，蓋《春秋》之舊法也。厥后二十一家，迭相祖述，體肅例嚴，有如律令。而方州之志，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，不聞有所遵循；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，詳目而不能舉綱，宜其散漫無章，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。夫古者封建之世，列國自有史書；然正月必系周王，魯史必稱周典，(韓宣子見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謂《周禮》盡在於魯是也。)蓋著承稟所由始也。后世郡縣，雖在萬里之外，制如古者畿甸之法，乃其分門次類，略無規矩章程，豈有當於《周官》外史之義歟？(《周官》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掌達書名於四方。此見列國之書，不得自擅，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。)此則撰志諸家，不明史學之過也。
呂氏十二月令，但名為紀；而司馬遷、班固之徒，則稱本紀。原其稱本之義，司馬遷意在紹法《春秋》；顧左氏、公、穀專家，各為之傳；而遷則一人之書，更著書、表、列傳以為之緯，故加紀以本，而明其紀之為經耳。(其定名則仿《世本》之舊稱。)班固不達其意，遂並十志而題為本志。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，特以表稱年表，傳稱列傳，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，惟志止是單名，故強配其數，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。(古人配字雙單，往往有之，如《七略》之方稱經方，《淮南子》論稱書論之類，不一而足。惟無害於文義，乃可為之耳。)至於例以義起，方志撰紀，以為一書之經，當矣。如亦從史而稱本紀，則名實混淆，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。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詩文，有關當代人君行事，其文本非紀體，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，於義固無害也。若稱本紀，則無是理矣。是則方志所謂紀者，臨本書之表傳，則體為輕，對國史之本紀，則又為緯矣。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。
遷、固而下，本紀雖法《春秋》，而中載詔誥號令，又雜《尚書》之體。至歐陽修撰《新唐書》，始用大書之法，筆削謹嚴，乃出遷、固之上，此則可謂善於師《春秋》者矣。至於方志撰紀，所以備外史之拾遺，存一方之祗奉，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，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，期於慎輯詳志，無所取於《春秋》書事之例也。是以恭錄皇言，冠於首簡；與史家之例，互相經緯，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。
大哉王言，出於《尚書》；王言如絲，出於《禮記》。蓋三代天子稱王，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。后世以王言承用，據為典故。而不知三代以后，王亦人臣之爵；凡稱天子詔誥亦為王言，此則拘於泥古，未見其能從時者也。夫《尚書》之文，臣子自稱為朕，所言亦可稱誥。后世尊稱，既定於一，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，豈得拘執古例，不知更易？是以易王言之舊文，稱皇言之鴻號，庶幾事從其質，而名實不淆。
敕天之歌，載於謨典；而后史本紀，惟錄詔誥。蓋詩歌抒發性情，而詔誥施於政事，故史部所收，各有當也。至於方志之體，義在崇奉所尊，於例不當別擇。前總督李衛所修《畿輔通志》，首列詔諭宸章二門，於義較為允協。至永清一縣，密邇畿南，固無特頒詔諭。若牽連諸府州縣，及統該直隸全部，則當載入通志，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，遂冒錄以入書。如有恩賜蠲逋賑卹，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，而詔諭所該者廣，是亦未敢越界而書。惟是覃恩愷澤，褒贈貤封，固家乘之光輝，亦邑書之弁冕，是以輯而紀之。御制詩章，止有《冰窖》一篇，不能分置卷帙，恭錄詔諭之后，以志雲漢光華雲爾。
○永清縣志恩澤紀序例
古者左史紀言，右史紀事，朱子以謂言為《尚書》之屬，事為《春秋》之屬，其說似矣。顧《尚書》之例，非盡紀言；而所謂紀事之法，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。《周官》五史之法，詳且盡矣；而記注之書，后代不可盡詳。蓋自《書》與《春秋》而外，可參考者，《汲冢周書》似《尚書》，《竹書紀年》似《春秋》而已。然而《穆天子傳》，獨近起居之注。其書雖若不可盡信，要亦古者記載之法，經緯表里，各有所主；初不拘拘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二體，而即謂法備於是，亦可知矣。三代而后，細為宮史，若《漢武禁中起居注》，馬后《顯宗起居注》，是也。大為時政，若唐《貞觀政要》，《周顯德日曆》，是也。以時記錄，曆朝起居注，是也。薈粹全書，梁太清以下實錄，是也。蓋人君之德如天，晷計躔測，璣量圭度，法制周遍，乃得無所闕遺。是以《周官》立典，不可不詳其義，而《禮》言左史右史之職，誠廢一而不可者也。
紀之與傳，古人所以分別經緯，初非區辨崇卑。是以遷《史》中有無年之紀，劉子玄首以為譏，班《書》自敘，稱十二紀為春秋考紀，意可知矣。自班、馬而后，列史相仍，皆以紀為尊稱，而傳乃專屬臣下，則無以解於《穆天子傳》，與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諸傳也。今即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。如人君行跡，不如臣下之詳，篇首敘其靈徵，篇終斷其大略；其餘年編月次，但有政事，以為志傳之綱領；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，則以一經一緯，體自不可相兼故也。誠以《春秋》大旨斷之，則本紀但具元年即位，以至大經大法，足為事目，於義愜矣。人君行事，當參以傳體，詳載生平，冠於后妃列傳之上。是亦左氏之傳，以惠公元妃數語，先經起事，即屬隱公題下傳文，可互證也。但紀傳崇卑，分別已久；君臣一例，事理未安；則莫若一帝紀終，即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后。如鄭氏《易》之以《象傳》、《彖辭》，附於本卦之后之例，且崇其名曰大傳，而不混列傳；則名實相符，亦似折中之一道也。方志紀載，則分別事言，統名以紀，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，初無師法《春秋》之義例，以是不可議更張耳。
○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
職官選舉，入於方志，皆表體也。而今之編方志者，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，是以法古為例，定以鴻名，而皆編為志，斯則迂疏而寡當者矣。夫忠志之文，職官詳其制度，選舉明其典則，其文或仿《周官》之經，或雜記傳之體，編之為志，不亦宜乎？至於方志所書，乃是曆官歲月，與夫科舉甲庚，年經事緯，足以爽豁眉目，有所考索，按格而稽，於事足矣。今編書志之體，乃以知縣、典史、教諭、訓導之屬，分類相從，遂使乾隆知縣，居於順治典史之前；康熙訓導，次諸雍正教諭之后。其有時事后先，須資檢閱，及同僚共事，欲考歲年；使人反覆披尋，難為究竟，虛占篇幅，不知所裁。不識何故而好為自擾如斯也！夫人編列傳，史部鴻裁，方志載筆，不聞有所規從；至於職官選舉，實異名同，乃欲巧為附依，此永州鐵爐之步，所以致慨於千古也。
《周官》御史掌贊書，數從政，鄭氏注謂"數其現在之官位"，則官職姓名，於古蓋有其書矣。三百六十之官屬，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，竊意亦必有法焉。周譜經緯之凡例，恐不盡為星曆一家之用也。(劉向以譜與曆合為一家，歸於術數。而司馬遷之稱周譜，則非術數之書也。疑古人於累計之法，多用譜體。)班固《百官公卿表》，敘例全為志體，而不以志名者，知曆官之須乎譜法也。以《周官》之體為經，而以漢表之法為緯，古人之立法，博大而不疏，概可見矣。
東京以還，僅有職官志，而唐宋之史，乃有宰輔表，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。至於專門之書，官儀簿狀，自兩漢以還，代有其編，而列表編年，宋世始多其籍；(司馬光《百官公卿表》百五十卷之類。)亦見曆官紀數之書，每以無文而易亡也。至於方州記載，唐宋廳壁題名，與時湮沒，其圖經古制，不復類聚官人，非闕典歟？元明以來，州縣志書，往往存其曆任，而又以記載無法，致易混淆，此則不可不為釐正者也。或謂職官列表，僅可施於三公宰輔，與州縣方志；一則體尊而例嚴，一則官少而易約也。若夫部府之志，官職繁多，而尺幅難竟，如皆表之，恐其易經而難緯也。(上方年月為經，首行官階為緯，官多布格無容處也。)夫立例不精，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，此馬、班以后，所以書繁而事闕也。班史《百官》之表，卷帙無多，而所載詳及九卿；唐宋宰輔之表，卷帙倍增，而所載止畫於丞弼。非為古書事簡，而后史例繁也，蓋以班分類附之法，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，宜其進退失據，難於執簡而馭繁也。按班史，表列三十四官，格止一十四級，或以沿革，並注首篇，(相國、丞相、奉常、太常之類。)或以官聯，共居一格；(大行令、大鴻臚同格，左馮翊、京兆尹同格之類。)篇幅簡而易省，事類從而易明，故能使流覽者，按簡而無復遺逸也。苟為統部列表，則督撫提鎮之屬，共為一格。布按巡守之屬，共為一格。其餘以府州畫格，府屬官吏，同編一格之中，固無害也。及撰府州之志，即以州縣各占一格，亦可不致闕遺。是則曆官著表，斷無窮於無例可通，況縣志之固可一官自為一格歟？
姓名之下，注其鄉貫科甲，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略，注其首趾，亦所以省傳文也。無者闕之。至於金石紀載，他有所徵，而補收於志，即以金石年月冠之，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，去官何月，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。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，則於經緯列表之終，橫列以存其目，亦闕疑俟后意雲爾。
○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
選舉之表，即古人賢書之遺也。古者取士，不立專科，興賢出長，興能出治；舉才即見於用，用人即見於事。兩漢賢良、孝、秀，與夫州郡辭署，事亦見於紀傳，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。隋唐以來，選舉既專，資格愈重。科條繁委，故事相傳，選舉之書，累然充棟。則舉而不必盡用，用而不必盡見於事。舊章故典，不可求之紀傳之中，而選舉之文，乃為史志之專篇矣。
志家之載選舉，不解年經事緯之法，率以進士、舉人、貢生、武選，各分門類，又以進士冠首，而舉貢以次編於后。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，先見進士科年，再搜鄉舉時代，終篇而始明其入貢年甲焉。於事為倒置，而文豈非復沓乎？間有經緯而作表者，又於旁行斜上之中，注其事實。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，乃元人撰《遼》、《金史》之弊法，虛占行幅，而又混眉目，不識何所取乎此也。
史之有表，乃列傳之敘目。名列於表，而傳無其人者，乃無德可稱，而書事從略者也。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，事有可紀，而用特書之例也。今撰志者，選舉、職官之下，往往雜書一二事實；至其人之生平大節，又用總括大略，編於人物名宦條中；然后更取傳志全篇，載於藝文之內；此雲詳見某項，彼雲已列某條，一人之事，復見疊出。而能作表者，亦不免於表名之下，更注有傳之文，何其擾而不精之甚歟！
表有有經緯者，亦有不可以經緯者。如永清歲貢，嘉靖以前，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，載之無格可歸，刪之於理未愜，則列敘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，殿於正德選舉之末，是《春秋》歸餘於終，而《易》卦終於《未濟》之義也。史遷《三代世表》，於夏泄而下，無可經緯，則列敘而不復縱橫其體，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。
○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
方志之表土族，蓋出古法，非創例也。《周官》小史："奠系世，辨昭穆。"杜子春注："系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"是也。《書》曰："平章百姓。"鄭康成曰："百姓謂群臣之父子兄弟。"平章及辨別而章明之也。先王錫土分姓，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敘者，莫不由此。故欲協和萬邦，必先平章百姓，典綦重矣。
土亦民也，詳士族而略民姓，亦猶行古之道也。《周官》鄉大夫"以歲時登夫家之眾寡"，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。夫民賤而士貴，故夫家眾寡，僅登其數；而賢能為卿大夫者，乃詳世系之牒，是世系之牒，重於戶口之書，其明徵也。近代方志，無不詳書戶口，而世系之載，闃爾無聞，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。
夫合人而為家，合家而為國，合國而為天下。天下之大，由合人為家始也。家不可以悉數，是以貴世族焉。夫以世族率齊民，以州縣領世族，以司府領州縣，以部院領司府，則執簡馭繁，天下可以運於掌也。孟子曰："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"州縣之書，苟能部次世族，因以達於司府部院，則倫敘有所聯，而治化有所屬矣。今修志者，往往留連故跡，附會桑梓，而譜牒之輯闕然，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家矣。
譜牒掌之於官，則事有統會，人有著籍，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也。今大江以南，人文稱盛，習尚或近浮華。私門譜牒，往往附會名賢，侈陳德業，其失則誣。大河以北，風俗簡朴，其人率多椎魯無文。譜牒之學，闕焉不備，往往子孫不志高曾名字，間有所錄，荒略難稽，其失則陋。夫何地無人，何人無祖，而偏誣偏陋，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，譜牒不掌於官，而史權無統之故也。
或謂古人重世家，而其后流弊，至於爭門第。魏晉而后，王、謝、崔、盧動以流品相傾軋；而門戶風聲，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，何可為訓耶？此非然也。吏部選格，州郡中正，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，斯為得矣。若其譜牒，掌於曹郎令史，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偽讬，初非有弊也。且郎吏掌其譜系，而吏部登其俊良，則清門鉅族，無賢可以出長，無能可以出治者，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。是亦鼓舞賢才之一道也。
史遷世表，但紀三五之淵源；而《春秋》氏族，僅存杜預之世譜，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。歐陽《宰相世系》，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；(《史通·書志》篇，欲立氏族志，然意存商榷，非劉本旨。)第鄧州韓氏，不為宰相，以退之之故，而著於篇，是亦創例而不純者也。魏收《官氏》與鄭樵《氏族》，則但紀姓氏源流，不為條列支系。是史家之表系世，僅見於歐陽，而后人又不為宗法，毋亦有鑒於歐陽之為例不純乎？竊惟網羅一代，典籍浩繁，所貴持大體，而明斷足以決去取，乃為不刊之典爾。世系不必盡律以宰相，而一朝右族，聲望與國相終始者，纂次為表，篇帙亦自無多也。標題但署為世族，又何至於為例不純歟？劉歆曰："與其過而廢也，毋寧過而存之。"其是之謂矣。
正史既存大體，而部府州縣之志，以漸加詳焉。所謂行遠自邇，登高自卑，州縣博收，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。或曰：州縣有大小，而陋邑未必盡可備譜系。則一縣之內，固已有士有民矣。民可計戶口，而士自不虞無系也。或又曰；生員以上，皆曰士矣。文獻大邦，懼其不可勝收也。是則量其地之盛衰，而加寬嚴焉。或以舉貢為律，或以進士為律，至於部府之志，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為律，亦自不患其蕪也。夫志之載事，如鑒之示影也。徑寸之鑒，體具而微，盈尺以上，形之舒展亦稱是矣。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。
州縣之志，盡勒譜牒矣，官人取士之祖貫可稽檢也，爭為人后之獄訟可平反也，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，官府譜牒之訛誤(譜牒之在官者。)可借讎也。(借私家之譜校官譜，借他縣之譜校本縣，皆可也。)清濁流品可分也，姻睦孝友可勸也；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，於此可得其要略焉。
先王賜土分姓，以地著人，何嘗以人著地哉？封建罷，而人不土著矣。然六朝郡望，問謝而知為陽夏，問崔而知為清河，是則人戶以籍為定，而坊表都里，不為虛設也。至於梅里、鄭鄉，則又人倫之望，而鄉里以人為隱顯者也。是以氏族之表，一以所居之鄉里為次焉。
先城中，一縣所主之地也。次東，次南，而后西鄉焉，北則無而闕之，記其實也。城內先北街而后南街，方位北上而南下，城中方位有定者也。四鄉先東南而后西北，《禹貢》先青、兗，次揚、荊，而殿梁、雍之指也。然亦不為定例，就一縣之形勢，無不可也。
凡為士者，皆得立表，而無譜系者闕之。子孫無為士者不入，而昆弟則非士亦書，所以定其行次也。為人后者，錄於所后之下，不復詳其所生；志文從略，家譜自可詳也。寥寥數人，亦與入譜；先世失考，亦著於篇；蓋私書易失，官譜易存，急為錄之，庶后來可以詳定，玆所謂先示之例焉耳。
私譜自敘官階封贈，訛謬甚多。如同知通判稱分府，守備稱守府，猶徇流俗所稱也。錦衣千戶，則稱冠帶將軍，或御前將軍，或稱金吾，則鄙倍已甚，使人不解果為何官也。今並與較明更正。又譜中多稱省祭官者，不解是何名號，今仍之，而不入總計官數雲。
○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
史部要義，本紀為經，而諸體為緯。有文辭者，曰書，曰傳；無文辭者，曰表，曰圖；虛實相資，詳略互見，庶幾可以無遺憾矣。昔司馬氏創定百三十篇，但知本周譜而作表，不知溯夏鼎而為圖；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，可以推求，而前世之形勢名象，無能蹤跡；此則學《春秋》而得其譜曆之義，未知溯《易象》而得其圖書之通也。夫列傳之需表而整齊，猶書志之待圖而明顯也。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，殊不知其圖闕而書志不得不冗也。嗚呼！馬、班以來，二千年矣，曾無創其例者，此則窮源竟委，深為百三十篇惜矣。
鄭樵《圖譜》之略，自謂獨得之學；此特為著錄書目，表章部次之法爾。其實史部鴻裁，兼收博採，並存家學，以備遺忘，樵亦未能見及此也。且如《通志》，紀傳悉仍古人。反表為譜，改志稱略，體亦可為備矣。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，而不知自創圖體，以補前史之所無；以此而傲漢唐諸儒所不得聞，寧不愧歟？又樵錄圖譜，自謂部次，專則易存，分則易失，其說似矣。然今按以樵之部目，依檢前代之圖，其流亡散失，正復與前不甚相遠。然則專家之學，不可不入史氏鴻編，非僅區區著於部錄，便能保使無失也。司馬遷有表，而周譜遺法，至今猶存；任宏錄圖，(鄭樵雲：任宏校兵書，有書有圖，其法可謂善矣。)而漢家儀制，魏晉已不可考；則爭於著錄之功小，創定史體之功大，其理易明也。
史不立表，而世次年月，猶可補綴於文辭；史不立圖，而形狀名象，必不可旁求於文字。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，而圖之要義，所以更甚於表也。古人口耳之學，有非文字所能著者，貴其心領而神會也。至於圖象之學，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，貴其目擊而道存也。以鄭康成之學，而憑文字以求，則娑尊詁為鳳舞；至於鑿背之犧既出，而王肅之義長矣。以孔穎達之學，而就文義以解，江源出自岷山；至金沙之道既通，而《緬志》之流遠矣。此無他，一則困於三代圖亡，一則困於班固《地理》無圖學也。(《地理志》自班固始，故專責之。)雖有好學深思之士，讀史而不見其圖，未免冥行而擿埴矣。
唐、宋州郡之書，多以圖經為號，而地理統圖，起於蕭何之收圖籍。是圖之存於古者，代有其書，而特以史部不收，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。且其為體也，無文辭可以誦習，非纂輯可以約收；事存專家之學，業非文士所能；史部不與編摩，則再傳而失其本矣。且如《三輔黃圖》，《無和圖志》，今俱存書亡圖，是豈一朝一夕故耶？蓋古無鐫木印書，圖學難以摩畫；而竹帛之體繁重，則又難家有其編。馬、班專門之學，不為裁定其體，而后人溯流忘源，宜其相率而不為也。解經多舛，而讀史如迷，凡以此也。
近代方志，往往有圖，而不聞可以為典則者，其弊有二：一則逐於景物，而山水摩畫，工其繪事，則無當於史裁也。一則廁於序目凡例，而視同弁髦，不為系說命名，釐定篇次，則不可以立體也。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，圖有形象而無經緯，皆為書志列傳之要刪；而流俗相沿，苟為悅人耳目之具矣。則傳之既久，欲望如《三輔黃圖》、《元和圖志》之猶存文字，且不可得，而況能補馬、班之不逮，成史部之大觀也哉！
圖體無經緯，而地理之圖則亦略存經緯焉。孟子曰："行仁政，必自經界始。"《釋名》曰："南北為經，東西為緯。"地理之求經緯尚已。今之州縣輿圖，往往即楮幅之廣狹，為圖體之舒縮；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，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。今以開方計里為經，而以縣鄉村落為緯；使后之閱者，按格而稽，不爽銖黍，此圖經之義也。
○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
《周官》象魏之法，不可考矣。后世《三輔黃圖》及《洛陽宮殿》之圖，則都邑宮室之所由仿也。建章宮千門萬戶，張華遂能曆舉其名；鄭樵以為觀圖之效，而非讀書之效，是則建制之圖，所系豈不重歟？朱子嘗著《儀禮釋宮》，以為不得其制，則儀節度數，無所附著。蓋古今宮室異宜，學者求於文辭，而不得其解，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。后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古。城邑衙廨，壇壝祠廟，典章制度，社稷民人所由重也。不為慎著其圖，則后人觀志，亦不知所向往矣。遷、固以還，史無建置之圖；是則元、成而后，明堂太廟，所以紛紛多異說也。
邵子曰："天道見乎南，而潛乎北；是以人知其前，而昧其后也。"夫萬物之情，多背北而向南。故繪圖者，必南下而北上焉。山川之向背，地理之廣袤，列之於圖，猶可北下而南上，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。廟祠衙廨之建置，若取北下而南上，則檐額門扉，不復有所安處矣。華亭黃氏之雋，執八卦之圖，乾南居上，坤北居下，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，是不知河洛、《先、后天圖》，至宋始著，誤認為古物也。且理數之本質，從無形而立象體，當適適如其本位也。山川宮室，以及一切有形之物，皆從有象而入圖，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。且如繪人觀八卦圖，其人南面而坐，觀者當北面矣。是八卦圖，則必南下北上，此則物情之極致也。無形之理，如日臨檐，分寸不可逾也。有形之物，如鑒照影，對面則互易也，是圖繪必然之勢也。彼好言尚古，而不知情理之安，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。
建置所以志法度也，制度所不在，則不入於建置矣。近代方志，或入古跡，則古跡本非建而置之也。或入寺觀，則寺觀不足為建置也。舊志之圖，不詳經制，而繪八景之圖，其目有曰：南橋秋水，三塔春虹，韓城留角，漢廟西風，西山疊翠，通鎮鳴鐘，靈泉鼓韻，雁口聲<口雝>。命名庸陋，構意勉強，無所取材；故志中一切削去，不留題詠，所以嚴史體也。且如風月天所自有，春秋時之必然，而強葉景物，附會支離，何所不至。即如一室之內，曉霞夕照，旭日清風，東西南北，触類可名，亦復何取？而今之好為題詠，喜競時名，日異月新，逐狂罔覺，亦可已矣。
○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
史遷為《河渠書》，班固為《溝洫志》，蓋以地理為經，而水道為緯。地理有定，而水則遷徙無常，此班氏之所以別《溝洫》於《地理》也。顧河自天設，而渠則人為，遷以《河渠》定名，固兼天險人工之義；而固之命名《溝洫》，則考工水地之法，井田澮畎所為，專隸於匠人也。不識四尺為洫，倍洫為溝，果有當於瓠子決河、碣石入海之義否乎？然則諸史標題，仍馬而不依班，非無故矣。
河為一瀆之名，與江、漢、淮、濟等耳。遷書之目《河渠》，蓋漢代治河之法，與鄭、白諸渠綴合而名，未嘗及於江、淮、汶、泗之水，故為獨蒙以河號也。《宋》、《元》諸史，概舉天下水利，如汴、洛、漳、蔡、江、淮圩閘，皆存其制，而其目亦為《河渠》，且取北條諸水，而悉命為河，(不曰汴而曰汴河，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，不一而足。)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。(《水經》稱諸水，無以河字作統名者。)夫以一瀆之水，概名天下穿渠之制，包羅陂閘，雖曰命名從古，未免失所變通矣。孟子曰："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。"倘以水為統名，而道存制度，標題入志，稱為水道，不差愈乎？永定河名，聖祖所錫；渾河、蘆溝，古已雲然；題為河渠，是固宜矣；然減水、啞吧諸水，未嘗悉入一河，則標以《水道》，而全縣之水，皆可概其中矣。
地理之書，略有三例，沿革、形勢、水利是也。沿革宜表，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，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。遷、固以來，但為書志，而不繪其圖，是使讀者記誦，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。天下大勢，讀者了然於目，乃可豁然於心。今使論事甚明，而行之不可以步，豈非徇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？
地名之沿革，可以表治，而水利之沿革，則不可表治也。蓋表所以齊名目，而不可以齊形象也。圖可得形象，而形象之有沿革，則非圖之所得概焉。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，而各為之圖，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。《禹貢》之紀地理，以山川為表，而九州疆界，因是以定所至。后儒遂謂山川有定，而疆界不常，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。永定河形屢徙，往往不三數年，而形勢即改舊觀，以此定界，不可明也。今以村落為經，而開方計里，著為定法，河形之變易，即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，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。
志為一縣而作，水之不隸於永清者，亦總於圖，此何義耶？所以明水之源委，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。班史止記西京之事，而《地理》之志，上溯《禹貢》、《周官》。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。然而開方計里之法，沿革變遷之故，止詳於永清，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，是主賓輕重之義。濱河州縣，皆仿是而為之，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，蓋秩如焉。
○永清縣志六書例議
史家書志一體，古人官《禮》之遺也。周禮在魯，而《左氏春秋》，典章燦著，不能復備全官，則以依經編年，隨時錯見，勢使然也。自司馬八書，孟堅十志，師心自用，不知六典之文，遂使一朝大典，難以綱紀。后史因之，而詳略棄取，無所折衷，則弊之由來，蓋已久矣。
鄭樵嘗謂書志之原，出於《爾雅》。彼固特著《六書》、《七音》、《昆蟲草木》之屬，欲使經史相為經緯，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。若論制作，備乎官《禮》，則其所謂《六書》、《七音》，名物訓詁，皆本司徒之屬，所謂師氏保氏之官，是其職矣。而大經大法，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，《爾雅》之義，何足以盡之？官《禮》之義，大則書志，不得系之《爾雅》，其理易見者也。
宇文仿《周官》，唐人作《六典》，雖不盡合乎古，亦一代之章程也。而牛弘、劉煦之徒，不知挈其綱領，以序一代之典章，遂使《會要》、《會典》之書，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為一，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。
古今載籍，合則易存，分則難恃。如謂掌故備於《會要》、《會典》，而史中書志，不妨意存所重焉；則《漢志》不用漢官為綱領，而應劭之儀，殘闕不備；《晉志》不取晉官為綱領，而徐宣瑜之品，(徐氏有《晉官品》。)亡逸無存，其中大經大法，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，亦不少矣。且意存所重，一家私言，難為典則。若文章本乎制作，制作存乎官守；推而至於其極，則立官建制，聖人且不以天下為己私也；而載筆之士，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為詳略耶？
書志之體宜畫一，而史家以參差失之。列傳之體本參差，而史家以畫一失之。典章制度，一本官《禮》，體例本截然也。然或有《天官》而無《地理》，或分《禮》、《樂》而合兵《刑》，不知以當代人官為綱紀，其失則散。列傳本乎《春秋》，原無定式，裁於司馬，略示區分。抑揚詠嘆，予奪分合，其中有《春秋》之直筆，亦兼詩人之微婉，難以一概繩也。后史分別門類，整齊先后，執泥官閥，錙銖尺寸，不敢稍越，其失則拘。散也，拘也，非著作之通裁也。
州縣修志，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。吏戶兵刑之事，具體而微焉。今無其官而有吏，是亦職守之所在，掌故莫備於是，治法莫備於是矣。且府史之屬，《周官》具書其數，《會典》亦存其制，而所職一縣之典章，實兼該而可以為綱領；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，故志家不以取裁焉。然有入境而問故，舍是莫由知其要，是以書吏為令史，首領之官曰典史。知令史典史之史，即綱紀掌故之史也，可以得修志之要義矣。
今之州縣，繁簡異勢，而掌故令史，因事定制，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。然就一縣而志其事，即以一縣之制定其書，且舉其凡目，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。案牘簿籍無文章，而一縣之文章，則必考端於此，常人日用而不知耳。今為挈其綱領，修明其書，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，因法而明其職掌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，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，胥是道也。
或謂掌故之書，各守專官，連床架屋，書志之體所不能該，是以存之會典會要，而史志別具心裁焉。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。《周官》挈一代之大綱，而儀禮三千，不聞全入春官；《司馬法》六篇，不聞全入夏官；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，而禮兵要義，可以指掌而談也。且如馬作《天官》，而太初曆象，不盡見於篇籍也。班著《藝文》；而劉歆《七略》，不盡存其論說也。史家約取掌故，以為學者之要刪，其與專門成書，不可一律求詳，亦其勢也。既不求詳，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，則是散漫而無法也。以散漫無法之文，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，宜乎難矣！
或謂求掌故於令史，而以吏戶兵刑為綱領，則紀表圖書之體，不可復分也。如選舉之表，當入吏書，河道之圖，當入工書，充類之盡，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，何以復分諸體也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。古人著書，各有義類；義類既分，不可強合也。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，然譜曆之書，掌之太史，而旁行斜上之體，不聞雜入六典之中。蓋圖譜各有專書，而書志一體，專重典章與制度，自宜一代人官為統紀耳。非謂專門別為體例之作，皆雜其中，乃稱隱括也。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，而《易》不載於太卜，《詩》不載於太師，然三《易》之名，未嘗不見於太卜；而四《詩》之目，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，是其義矣。
六卿聯事，交互見功，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。州縣因地制宜，尤無一成之法，如丁口為戶房所領，而編戶煙冊，乃屬刑房；以煙冊非賦丁，而立意在詰奸也。武生武舉隸兵部，而承辦乃在禮房；以生員不分文武，皆在學校，而學校通於貢舉也。分合詳略之間，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，何莫非學問耶？
○永清縣志政略序例
近代志家，以人物為綱，而名宦、鄉賢、流寓諸條，標分為目，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。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為書，亦用統志類纂之法，可謂失其體矣。夫人物之不當類纂，義例詳於例傳首篇；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，則未達乎著述體裁，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。古者侯封世治，列國自具春秋，(羊舌肸《晉春秋》，墨子所引《燕春秋》。)則君臨封內，元年但奉王正而已。至封建罷而郡縣，守令承奉詔條，萬里之外，亦如畿內守土之官，甘棠之詠召公，鄭人之歌子產，馬、班《循吏》之傳，所以與時為昇降也。若夫正史而外，州部專書，古有作者，義例非無可繹。梁元帝有《丹陽尹傳》，(《隋志》凡十卷。)賀氏有《會稽太守贊》，(《唐志》凡二卷。)唐人有《成都幕府記》，(《唐志》凡二卷，起貞元，訖咸通。)皆取蒞是邦者，注其名跡。其書別出，初不與《廣陵烈士傳》(華隔撰，見《隋志》。)《會稽先賢傳》(謝承撰，見《隋志》。)《益部耆舊傳》(陳壽撰，見《隋志》。)猥雜登書。是則棠陰長吏，與夫梓里名流，初非類附雲龍，固亦事同風馬者也。敘次名宦，不可與鄉賢同為列傳，非第客主異形，抑亦詳略殊體也。長吏官於斯土，取其有以作此一方，興利除弊，遺德在民，即當屍而祝之。否則學類顏、曾，行同連、惠，於縣無補，志筆不能越境而書，亦其理也。如其未仕之前，鄉評未允，去官之后，晚節不終，苟為一時循良，便紀一方善政。吳起殺妻，而效奏西河，於志不當追既往也。黃霸為相，而譽減潁川，於志不逆其將來也。以政為重，而他事皆在所輕；豈與斯土之人，原始要終，而編為列傳者，可同其體制歟？
舊志於職官條下，備書政跡，而名宦僅占虛篇，惟於姓名之下，注雲事已詳前而已。是不但賓主倒置，抑亦未辨於褒貶去取，全失《春秋》之據事直書也。夫選舉為人物之綱目，猶職官為名宦之綱目也。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，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，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。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，與職官有表而政略無志，觀者依檢先后，責實循名，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，豈不可為后起者勸耶？
列傳之體縟而文，政略之體直而簡，非載筆有殊致，蓋事理有宜然也。列傳包羅鉅細，品藻人物，有類從如族，有分部如井；變化不拘，《易》之象也；敷道陳謨，《書》之質也；抑揚詠嘆，《詩》之旨也；繁曲委折，《禮》之倫也；比事屬辭，《春秋》之本義也。具人倫之鑒，盡事物之理，懷千古之志，擷經傳之腴，發為文章，不可方物。故馬、班之才，不盡於本紀表志，而盡於列傳也。至於政略之體，義取謹嚴，意存補救，時世拘於先后，紀述要於經綸。蓋將峻潔其體，可以臨蒞邦人，冠冕列傳，經緯錯綜，主在樞紐，是固難為文士言也。
古人有經無緯之書，大抵名之以略。裴子野取沈約《宋書》，而編年稱略，亦其例也。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略，而文不免繁，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。《黃石》、《淮南》，(《黃石公三略》、《淮南子·要略》。)諸子之篇也。張溫、魚豢(張溫《三史略》、魚豢《典略》。)史冊之文也。其中亦有謨略之意，何嘗盡取節文為義歟？
循吏之跡，難於志鄉賢也。治有賞罰，賞罰出而恩怨生，人言之不齊，其難一也。事有廢興，廢興異而難易殊，今昔之互視，其難二也。官有去留，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，則跡遠者易湮，其難三也。循吏悃愊無華，巧宦善於緣飾，去思之碑，半是愧辭，頌祝之言，難徵實跡，其難四也。擢當要路，載筆不敢直道，移治鄰封，瞻顧豈遂無情？其難五也。世法本多顧忌，人情成敗論才，偶遭罣誤彈章，便謂其人不善，其難六也。舊志紀載無法，風塵金石易湮，縱能粗舉大凡，歲月首趾莫考，其難七也。知其難，而不敢不即聞見以存其涯略，所以窮於無可如何，而益致其慎爾。
列傳首標姓名，次敘宮閥，史文一定之例也。政略以官標首，非惟賓主之理宜然，抑亦顧名思義之旨，不可忽爾。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，分類編次，不以曆官先后為序，非政略之意，故無足責也。
○永清縣志列傳序例
傳者對經之稱，所以轉授訓詁，演繹義蘊，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。左氏匯萃寶書，詳具《春秋》終始，而司馬氏以人別為篇，標傳稱列，所由名矣。經旨簡嚴，而傳文華美，於是文人沿流忘源，相率而撰無經之傳，則唐宋文集之中，所以紛紛多傳體也。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，於分不得撰傳。夫以繹經之題，逐末遺本，折以法度，彼實無辭。而乃稱說史官，罪其越俎，使彼反唇相譏，以謂公穀非魯太史，何以亦有傳文？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。且使身為史官，未有本紀，豈遽可以為列傳耶？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。
無經之傳，文人之集也。無傳之經，方州之志也。文集失之艷而誣，方志失之短而俗矣。自獲麟絕筆以來，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。州郡掌故，名曰圖經；曆世既久，圖亡而經孤，傳體不詳，其書遂成瓠落矣。樂史《寰宇記》，襲用《元和志》體，而名勝故跡，略存於點綴。其后元明《一統志》，遂以人物、列女、名宦、流寓諸目，與山川、祠墓，分類相次焉。此則地理專門，略具類纂之意，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，初不以是為重輕者也。(閻若璩欲去《一統志》之人物門，此說似是。其實此等亦自無傷，古人亦不盡廢也。蓋此等此，原不關正史體裁也。)州縣之志，本具一國之史裁，而撰述者轉用一統類纂之標目，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？
列傳之有題目，蓋事重於人，如《儒林》、《循吏》之篇，初不為施、孟、梁邱、龔、黃、卓、魯諸人而設也。其餘人類之不同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？必欲盡以二字為標題，夫子亦雲方人，我則不暇矣。歐陽《五代》一史，盡人皆署其品目，豈所語於《春秋》經世，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？方州之志，刪取事略，區類以編，觀者索然，如窺點鬼之簿。至於名賢列女，別有狀志傳銘，又為分裂篇章，別著藝文之下。於是無可奈何，但增子注，此雲詳見某卷，彼雲已列某條，復見疊出，使人披閱為勞，不識何故而好為自擾也！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。
近代之人，據所見聞，編次列傳，固其宜也。伊古有人，已詳前史，錄其史傳正文，無所更易，抑亦馬、班遞相刪述，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。雖然，列史作傳，一書之中，互為詳略，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。是以《陳餘傳》中，並詳張耳之跡，管晏政事，備於太公之篇，其明驗也。今既裁史以入志，猶仍列傳原文，而不採史文之互見，是何以異於鍥彼舟痕，而求我故劍也？
史文有訛謬，而志家訂正之，則必證明其故，而見我之改易，初非出於得已也。是亦時勢使然，故司馬氏《通鑒考異》，不得同馬、班之自我作古也。至於史文有褒貶，《春秋》以來，未有易焉者也。乃撰志者，往往採其長而諱所短，則不如勿用其文，猶得相忘於不覺也。志家選史傳以入藝文，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。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，求其所刪所節之故，而又無所證也，是則欲諱所短，而不知適以暴之矣。
史傳之先后，約略以代次；否則屈賈、老莊之別有命意也。比事屬辭，《春秋》之教也，比興於是存焉爾；疏通知遠，《尚書》之教也，象變亦有會焉爾。為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，是則為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。
○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
列女之傳，傳其幸也。史家標題署目之傳，儒林、文苑、忠義、循良，及於列女之篇，莫不以類相次，蓋自蔚宗、伯起以還，率由無改者也。第儒林、文苑，自有傳家，忠義、循良，勒名金石，且其人世不數見，見非一端，太史搜羅，易為識也。貞女節婦，人微跡隱，而綱維大義，冠冕人倫；地不乏人，人不乏事，輶軒遠而難採，輿論習而為常。不幸不值其時，或值其時而讬之非人，雖有高行奇節，歸於草木同萎，豈不惜哉！永清舊志，列女姓氏寥寥；覆按其文，事實莫考，則讬非其人之效也。舊志留青而后，新編未輯以前，中數十年，略無可紀，則值非其時之效也。今玆博採廣詢，備詳行實，其得與於列傳，玆非其幸歟？幸其遇，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！
列女之名，仿於劉向，非烈女也。曹昭重其學，使為丈夫，則儒林之選也。蔡琰著其才，使為丈夫，則文苑之材也。劉知幾譏範史之傳蔡琰，其說甚謬；而后史奉為科律，專書節烈一門。然則充其義例，史書男子，但具忠臣一傳足矣；是之謂不知類也。永清列女，固無文苑儒林之選，然而夫死在三十內，行年曆五十外，中間嫠處，亦必滿三十年；不幸夭亡，亦須十五年后，與夫四十歲外，律令不得不如是爾。婦德之賢否，不可以年律也。穆伯之死，未必在敬姜三十歲前；杞梁妻亡，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后也。以此推求，但覈真偽，不復拘歲年也。州縣之書，密邇而易於徵實，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，不得不存限制者也。
遷、固之書不著列女，非不著也；巴清敘於《貨殖》，文君附著《相如》，唐山之入《藝文》，緹縈之見《刑志》，或節或孝，或學或文，磊落相望；不特楊敞之有智妻，買臣之有愚婦也。蓋馬、班法簡，尚存《左》、《國》餘風，不屑屑為區分類別；亦猶四皓、君平之不標隱逸，鄒、枚、嚴、樂之不署文苑也。李延壽《南》、《北》二史，同出一家；《北史》仍魏、隋之題，特著《列女》；《南史》因無列女原題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，雜次《孝義》之篇；遂使一卷之中，男女無所區別，又非別有取義，是直謂之繆亂而已，不得妄讬於馬、班之例也。至於類族之篇，亦是世家遺意，若王、謝、崔、盧孫曾支屬，越代同篇；(王、謝、崔、盧，本史各分朝代，而李氏合為一處也。)又李氏之寸有所長，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。今以《列女》之篇，自立義例。其牽連而及者，或威姑年邁而有懿德，或子婦齒稚而著芳型，並援劉向之例。(劉向之例，列女乃羅列女行，不拘拘為節烈也。姑婦相附，又世家遺意也。)一並聯編，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。其或事系三從，行詳一族，雖是貞節正文，亦為別出門類；(如劉氏守節，而歸義門列傳之類。)庶幾事有統貫，義無枝離，不拘拘以標題為繩，猶得《春秋》家法，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。
範史列傳之體，人自為篇，篇各為論，全失馬、班合傳，師法《春秋》之比事屬辭也。(馬、班分合篇次，具有深意，非如範史之取足成卷而已。故前《漢書》於簡帙繁重之處，寧分上中下而仍為一篇，不肯分其篇為一二三也。)至於《列女》一篇，敘例明雲不專一操矣。(《自敘》雲："錄其高秀，不專一操"而已。)乃雜次為編，不為分別置論，(他傳往往一人事畢，便立論斷，破坏體裁。此處當分，反無論斷。)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誤耶？今志中列傳，不敢妄意分合，破體而作論贊。惟玆《列女》一篇，參用劉向遺意。(列傳不拘一操，每人各為之贊。)各為論列，抑亦詩人詠嘆之義雲爾。其事屬平恆，義無特著，則不復綴述焉。太史標題，不拘繩尺，(傳首直稱張廷尉、李將軍之類。)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。至班氏列傳，而名稱無假借矣。範史列傳，皆用班傳書法；而《列女》一篇，章首皆用郡望夫名，既非地理之志，何以地名冠首？又非男子之文，何必先出夫名？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。(當雲某氏，某郡某人之妻，不當雲某郡某人妻某也。)至於曹娥、叔先雄二女，又以孝女之稱，揭於其上，何蔚宗之不憚煩也？篇首既標列女，曹昭不聞署賢母也，蔡琰不聞署才女也，皇甫不聞稱烈婦也，龐氏不聞稱孝婦也，是則娥、雄之加藻飾，又豈《春秋》據事直書，善惡自見之旨乎？末世行文，至有敘次列女之行事，不書姓氏，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，何以異於科舉制義，破題人不稱名，而稱聖人、大賢、賢者、時人之例乎？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。今以女氏冠章，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，且詳書其村落，以為后此分鄉析縣之考徵。其貞烈節孝之事，觀文自悉，不復強裂題目，俾覽者得以詳焉。(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。今人不稱節婦貞女，即稱之曰氏，古人無此例也。稱其節婦貞女，是破題也。稱之謂氏，是呈狀式也。)
先后略以時代為次。其出於一族者，合為一處；時代不可詳者，亦約略而附焉。
無事可敘，亦必詳其婚姻歲月，及其見存之年歲者，其所以不與人人同面目，惟此區區焉耳。噫！人且以是為不憚煩也。(其有不載年歲者，詢之而不得耳。)
○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
史家闕文之義，備於《春秋》。兩漢以還，伏、鄭傳經，馬、班著史；經守師說，而史取心裁，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，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。(《公》、《穀》異聞，不著於《左氏》；《左氏》別見，不存於《公》、《穀》。)夫經尊而傳別其文，故入主出奴，體不妨於並載；史直而語統於一，則因削明筆，例不可以兼存，固其勢也。司馬氏肇法《春秋》，創為紀傳，其於傳聞異辭，折衷去取，可謂慎矣。顧石室金匱，方策留遺，名山大川，見聞增益。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，與夫古文乖異，以及書闕有間，其軼時時見於他說雲雲者，但著所取，而不明取之之由；自以為闕，而不存闕之之說；是則廁足而致之黃泉，容足之外，皆棄物矣。夫子曰："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。"聞欲多而疑存其闕，慎之至也。馬、班而下，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，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，又復何闕之有哉？
闕疑之例有三：有一事兩傳而難為衷一者，《春秋》書陳侯鮑卒，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。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，《春秋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。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為解者，《春秋》書恆星不見，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。韓非《儲說》，比次春秋時事，凡有異同，必加或曰雲雲，而著本文之下，則甲戌己丑之例也。孟子言獻子五友，而僅著二人，則郭公夏五之例也。《檀弓》書馬驚敗績，而不書馬中流矢，是恆星不見之例也。馬、班以還，書聞見而示意者，蓋有之矣；一事兩書，以及空存事目者，絕無聞焉。如謂經文得傳而明，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，則別存篇目，而明著闕疑以俟訪，未見體裁之有害也。
史無闕訪之篇，其弊有十。一己之見，折衷群說，稍有失中，后人無由辨正，其弊一也。才士意在好奇，文人義難割愛，猥雜登書，有妨史體，削而不錄，又闕情文，其弊二也。傳聞必有異同，勢難盡滅其跡，不為敘列大凡，則稗說叢言，起而淆亂，其弊三也。初因事實未詳，暫置不錄，后遂闕其事目，等於入海泥牛，其弊四也。載籍易散難聚，不為存證崖略，則一時之書，遂與篇目俱亡，后人雖欲考求，淵源無目，其弊五也。一時就所見聞，易為存錄，后代<蟲連>蜷補綴，辭費心勞，且又難以得實，其弊六也。《春秋》有口耳之受，馬、班有專家之學，史宗久失，難以期之馬氏外孫，班門女弟，不存闕訪，遂致心事難明，其弊七也。史傳之立意命篇，如《老莊》、《屈賈》是也；標題類敘，如《循吏》、《儒林》是也；是於史法，皆有一定之位置，斷無可綴之旁文。凡有略而不詳，疑而難決之事，不存闕訪之篇，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，類例不清，文辭難稱粹潔，其弊八也。開局修書，是非哄起，子孫欲表揚其祖父，朋黨各自逞其所私；苟使金石無徵，傳聞難信，不立闕訪，以杜請謁，(如雲事實尚闕，而所言既有如此，謹存其略，而容后此之參訪，則雖有惼心之人，亦無從起爭端也。)無以謝絕一偏之言，其弊九也。史無別識心裁，便如文案孔目；苟具別識心裁，不以闕訪存其補救，則才非素王，筆削必多失平，其弊十也。
或謂史至馬、班極矣，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。今必遠例《春秋》，而近祧《史》、《漢》，后代史家亦有見及於此者乎？答曰：后史皆宗《史》、《漢》。《史》、《漢》未具之法，后人以意創之，大率近於類聚之書，皆馬、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。夫以步趨馬、班，猶恐不及，況能創意以救馬、班之失乎？然有窺見一二，而微存其意者，功亦不可盡誣也。陳壽《蜀志》，以諸葛不立史官，蜀事窮於搜訪，因於十五列傳之末，獨取楊戲《季漢輔臣贊》，與《益部耆舊雜記》以補之。常璩《華陽國志》，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，曆久相傳，而遺言軼事，無所考見者，《序志》之篇，皆列其名，而無所筆削。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。惜其未能發凡起例，特著專篇；后人不暇搜其義蘊，遂使獨斷之學，與比類之書，接踵於世，而《春秋》之旨微矣。
近代府縣志書，例編人物一門，廁於山川祠墓、方物土產之間，而前史列傳之體，不復致思焉。其有豐功偉績，與夫潛德幽光，皆約束於盈寸之節略，排纂比次，略如類書；其體既褻，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。舊志所載，人物寥寥，而稱許之間，漫無區別，學皆伏、鄭，才盡班、揚，吏必龔、黃，行惟曾、史。且其文字之體，尤不可通，或如應酬膚語，或如案牘文移，泛填排偶之辭，閒雜帖括之句，循名按實，開卷茫然。凡若此者，或是鄉人庸行，請讬濫收；或是當日名流，失傳事實；削之則九原負屈，編之則傳例難歸。又如一事兩說，參差異同，偏主則褒貶懸殊，並載則抑揚無主，欲求名實無憾，位置良難。至於近代之人，開送事跡，俱為詳詢端末，縴悉無遺，具編列傳之中，曾無時世之限；其間亦有姓氏可聞，實行莫著，濫收比類之冊，或可奄藏，入諸史氏體裁，難相假借。今為別裁闕訪，同占列傳之篇，各為標目，可與正載諸傳，互相發明。是用敘其義例，以待后來者之知所審定雲爾。
○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
史家著作成書，必取前人撰述，匯而列之；所以辨家學之淵源，明折衷之有自也。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，猶是莊生之敘禽、墨，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。至司馬遷《十二諸侯表敘》，則於呂覽、虞卿、鐸椒、左丘明諸家，所為《春秋》家言，反覆推明著書之旨，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。(史遷紹述《春秋》，即虞、呂、鐸、左之意，人譏其僣妄非也。)班固作遷列傳，範氏作固列傳，家學具存。至沈約之傳範氏，姚氏之傳沈約，不以史事專篇為重，於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。今玆修志，而不為前志作傳，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，又甚於沈、姚之不存家學也。蓋州縣舊志之易亡，又不若範史、沈書之力能自壽也。
紀述之重史官，猶《儒林》之重經師，《文苑》之重作者也。《儒林列傳》當明大道散著，師授淵源；《文苑列傳》當明風會變遷，文人流別；此則所謂史家之書，非徒紀事，亦以明道也。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，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，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。況史學之重，遠紹《春秋》，而后史不立專篇，乃令專門著述之業，湮而莫考，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？夫列史具存，而不立專傳，弊已如是，況州縣之書，跡微易隱，而可無專錄乎？
書之未成，必有所取裁，如遷史之資於《世本》、《國策》，固書之資於馮商、劉歆，是也。書之既成，必有其傳述，如楊惲之布遷書，馬融之受漢史，是也。書既成家，必有其攻習，如徐廣、崔骃之注馬，服虔、應劭之釋班，是也。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。
馬、班而后，家學漸衰，(世傳之家學也。)而豪杰之士，特立名家之學起，如《后漢書》之有司馬彪、華嶠、謝承、範蔚宗諸家，而《晉書》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，是也。同紀一朝之跡，而史臣不領專官，則人自為編，家各為說；不為敘述討論，萃合一篇之內，何以得其折衷？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。
六代以還，名家復歇，(父子世傳為家學，一人特撰為名家。)而集眾修書之法行，如唐人之修《晉書》，元人之修《宋》、《遼》、《金》三史，是也。監修大臣，著名簡端，而編纂校勘之官，則隱顯不一。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，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，某志某傳輯自何人，孰為草創規條，孰為潤色文採，不為整齊綴合，各溯所由，未免一書之中，優劣互見，而功過難知。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。
若夫日曆起居之法，延閣廣內之藏，投牒議謚之制，稗官野史之徵，或於傳首敘例，詳明其制；或於傳終論述，推說其由，無施不可。亦猶儒林傳敘，申明學制，表立學官之遺意也。誠得此意而通於著作，猶患史學不舉，史道不明，未之聞也。
志乘為一縣之書，即古者一國之史也，而世人忽之；則以家學不立，師法失傳，文不雅馴，難垂典則故也。新編告成，而舊書覆瓮，未必新書皆優，而舊志盡劣也。舊志所有，新志重復載之，其筆削之善否，初未暇辨；而舊志所未及載，新志必有增益，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一矣。纂述之家，喜炫己長，后起之書，易於攻摘。每見修志諸家，創定凡例，不曰舊書荒陋，則雲前人無稽，后復攻前，效尤無已。其實狙公顛倒三四，本無大相徑庭；但前人已往，質證無由，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二矣。州縣之書，率多荒陋，文人學士，束而不觀。其有特事搜羅，旁資稽索，不過因此證彼，初非耽悅本書。新舊二本，雜陳於前，其翻閱者，猶如科舉之士，購求程墨，陰陽之家，檢視憲書，取新棄舊，理勢固然，本非有所特擇，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三矣。夫索綏《春秋》，(索綏撰《前涼春秋》。)端資邊瀏；(瀏承張駿之命，集涼內外事。)常璩《國志》，(《華陽國志》也。)半襲譙周。(《華陽國志》載李氏始末。其劉氏二志，大率取裁譙周《蜀本紀》。)是則一方之書，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，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，豈非得魚忘筌，習而不察？又何怪於方志之書，放失難考耶？
主修之官，與載筆之士，撰著文辭，不分名實；前志之難傳，一也。序跋虛設，於書無所發明；前志之難傳，二也。(如有發明，則如馬、班之錄《自序》，可以作傳矣。)作志之人，行業不詳；前志之難傳，三也。書之取裁，不標所目；前志之難傳，四也。志當遞續，非萬不得已，不當迭改；迭改之書，而欲並存，繁重難勝；前志之難傳，五也。於難傳之中，而為之作傳，蓋不得已而存之，推明其故，以為后人例也。
○永清縣志文徵序例
《永清縣志》告成，區分紀、表、圖、書、政略、列傳六體，定著二十五篇，篇各有例。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，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並收入本志者，又自以類相從，別為奏議、徵實、論說、詩賦，各為一卷，總四卷。卷為敘錄如左，而總敘大指，以冠其編。
敘曰：古人有專守之官，即有專掌之故；有專門之學，即有專家之言；未有博採諸家，匯輯眾體，如后世文選之所為也。官失學廢，文採愈繁。以意所尚，採掇名雋，若蕭氏《文選》，姚氏《文粹》，是也。循流溯源，推而達於治道，《宋文之鑒》是也。相質披文，進而欲為史翼，《元文之類》是也。是數子之用心，可謂至矣。然而古者十五《國風》、八國《國語》，以及晉乘、楚梼杌、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，則列國史書，與其文誥聲詩，相輔而行。在昔非無其例也。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繁瑣，欲取詔誥章疏之屬，以類相從，別為一體，入於紀傳之史，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，相輔益章之義矣。第窺古人之書，《國語》載言，必敘事之終始；《春秋》義授左氏，《詩》有國史之敘，故事去千載，讀者洞然無疑。后代選文諸家，掇取文辭，不復具其始末，如奏議可觀，而不載報可，寄言有讬，而不述時世，詩歌寓意，而不綴事由，則讀者無從委決，於史事復奚裨乎？《文選》、《文粹》，固無足責；《文鑒》、《文類》，見不及斯，豈非尺有所短者哉？近人修志，藝文不載書目，濫入詩文雜體，其失固不待言；亦緣撰志之時，先已不辨為一國史裁，其猥陋雜書，無所不有，亦何足怪？今玆稍為釐正，別具《文徵》，仍於詩文篇后，略具始末，便人觀覽，疑者闕之。聊於敘例，申明其旨雲爾。
奏議敘錄
奏議之文，所以經事綜物，敷陳治道；文章之用，莫重於斯。而蕭統選文，用賦冠首；后代撰輯諸家，奉為一定科律，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。如謂彼固辭章家言，本無當於史例，則賦乃六義附庸，而列於詩前；騷為賦之鼻祖，而別居詩后，其任情顛倒，亦復難以自解。而《文苑》、《文鑒》，從而宗之，又何說也？今以奏議冠首，以為輯文通例，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雲爾。
史家之取奏議，如《尚書》之載訓誥，其有關一時之制度，裁入書志之篇；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，編諸列傳之內。然而紀傳篇幅，各有限斷，一代奏牘，文字繁多，廣收則史體不類，割愛則文有闕遺。按班氏《漢書》，備詳書奏，然覆檢《藝文志》內，石渠奏議之屬，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論述冊詔之傳，未嘗不於正史之外，別有專書。然則奏議之編，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為表里者也。前人編《漢魏尚書》，近代編《名臣章奏》，皆體嚴用鉅，不若文士選文之例，而不知者，往往忽而不察，良可惜也。
杜佑撰《通典》，於累朝制度之外，別為禮議二十餘卷，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，而談言有中，存其名理。此則著書之獨斷，編次之通裁，其旨可以意會，而其說不可得而跡泥者也。然而專門之書，自為裁制，或刪或節，固無不可。史志之體，各有識職，徵文以補書志之闕，則錄而不敘，自由舊章。今採得奏議四篇，咨詳稟帖三篇，亦附錄之，為其官府文書，近於奏議，故類入焉。其先后一以年月為次，所以備事之本末雲爾。
徵實敘錄
徵實之文，史部傳記支流。古者史法謹嚴，記述之體，各有專家。是以魏晉以還，文人率有別集。然而諸史列傳，載其生平著述，止雲詩賦箴銘頌誄之屬，共若干篇而已。未聞載其記若干首，傳若干章，志若干條，述若干種者也。由是觀之，則記傳志述之體，古人各為專門之書，初無散著文集之內，概可知矣。唐宋以還，文集之風日熾，而專門之學杳然。於是一集之中，詩賦與經解並存，論說與記述同載，而裒然成集之書，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。若夫選輯之書，則蕭統《文選》不載傳記，《文苑》、《文鑒》始漸加詳，蓋其時勢然也。文人之集，可徵史裁，由於學不專家，事多旁出，豈不洵歟？
徵實之體，自記事而外，又有數典之文，考據之家，所以別於敘述之文也。以史法例之，記事乃紀傳之餘，數典為書志之裔，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。記事之源，出於《春秋》，而數典之源，本乎官《禮》，其大端矣。數典之文，古來亦具專家，《戴記》而后，若班氏《白虎通議》，應氏《風俗通議》，蔡氏《獨斷》之類，不可勝數。而文人入集，則自隋唐以前，此體尤所未見者也。至於專門學衰，而文士偶據所得，筆為考辨，著為述議，成書則不足，削棄又可惜，於是無可如何，編入文集之中，與詩賦書表之屬，分占一體，此后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。
徵實之文，與本書紀事，尤相表里，故採錄校別體為多。其傳狀之文，有與本志列傳相仿佛者，正以詳略互存，且以見列傳採摭之所自，而筆削之善否工拙，可以聽后人之別擇審定焉，不敢自據為私也。碑刻之文，有時不入金石者，錄其全文，其重在徵事得實也。仍於篇后著石刻之款識，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。
論說敘錄
論說之文，其原出於《論語》。鄭氏《易》雲："雲電屯，君子以經綸。言論撰書禮，樂施政事。"蓋當其用，則為典謨訓誥；當其未用，則為論撰說議，聖人制作，其用雖異，而其本出於一也。周秦諸子，各守專家，雖其學有醇駁，語有平陂；然推其本意，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，筆之於書，而非有意為文章華美之觀；是論說之本體也。自學不專門，而文求綺麗，於是文人撰集，說議繁多。其中一得之見，與夫偶合之言，往往亦有合於古人；而根本不深，旨趣未卓，或諸體雜出，自致參差；或先后匯觀，竟成復沓；此文集中之論說，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。唐馬總撰《意林》，裁節諸子，標其名雋，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。今玆選文，存其論之合者，亦撰述之通義也。
《文選》諸論，若《過秦》、《辨亡》諸篇，義取抑揚詠嘆，旨非抉摘發揮；是乃史家論贊之屬，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，與唐宋諸論，名同實異。然《養生》、《博弈》諸篇，則已自有命意；斯固文集盛行，諸子風衰之會也。蕭氏不察，同編一類，非其質矣。
諸子一變而為文集之論議，再變而為說部之劄記，則宋人有志於學，而為返朴還淳之會也。然嗜好多端，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，而為之太易，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。遍閱作者，求其始末，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，取其偶然所得，一時未能結撰者，劄而記之，積少致多，裒成其帙耳。故義理率多可觀，而宗旨終難究索也。
永清文獻荒蕪，論說之文，無可採擇，約存一首，聊以備體，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。
詩賦敘錄
詩賦者，六籍之鼓吹，文章之宣節也。古者聲詩立教，鏗鏘肄於司樂，篇什敘於太史；事領專官，業傳學者；欲通聲音之道，或求風教所施，詢諸掌故，本末犁然，其具存矣。自詩樂分源，俗工惟習工尺，文士僅攻月露；於是聲詩之道，不與政事相通；而業之守在專官，存諸掌故者，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。然漢魏而還，歌行樂府，指事類情；就其至者，亦可考其文辭，證其時事。唐宋以后，雖雲文士所業，而作者繼起，發揮微隱，敷陳政教；採其尤者，亦可不愧古人。故選文至於詩賦，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，斯庶幾矣。
劉氏《七略》，以封禪儀記入《禮經》，秦官奏議、《太史公書》入《春秋》，而《詩賦》自為一略，不隸《詩經》；則以部帙繁多，不能不別為部次也。惜其敘例，不能申明原委，致開后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。至於賦乃六義之一，其體誦而不歌。而劉《略》所收，篇第倍蓰於詩，於是以賦冠前，而詩歌雜體，反附於后，以致蕭《選》以下，奉為一定章程，可謂失所輕重者矣。又其詩賦區為五種，若雜賦一門，皆無專主名氏，體如后世總集之異於別集。詩歌一門，自為一類，雖無敘例，觀者猶可以意辨之，知所類別。至屈原以下二十家，陸賈以下二十一家，孫卿以下二十五家，門類既分為三，當日必有其說；而敘例闕如，(如諸子之目后敘明某家者流，其原出於古者某官雲雲是也。)不與諸子之書，同申原委；此詩賦一略，后人所為欲究遺文，而莫知宗旨者也。
州縣文徵，選輯詩賦，古者《國風》之遺意也。舊志八景諸詩，頗染文士習氣，故悉刪之，所以嚴史例也。文丞相詞與《祭漯河文》，非詩賦而並錄之者，有韻之文，如銘箴頌誄，皆古詩之遺也。
○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
班固《古今人表》，為世詬詈久矣。由今觀之，斷代之書，或可無需人表；通古之史，不可無人表也。固以斷代為書，承遷有作，凡遷史所闕門類，固則補之；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跡，但畫西京為界也。是以《地理》及於《禹貢》、《周官》，《五行》羅列春秋戰國；人表之例，可類推矣。人表之失，不當以九格定人，強分位置，而聖仁智愚，妄加品藻，不得《春秋》謹嚴之旨。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，名與實舛，說亦良允。其餘紛紛議其不當作者，皆不足為班氏病也。向令去其九等高下，與夫仁聖愚智之名，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，或以都分國別異有標題，橫列為經，而以年代先后標著上方，以為之緯；且明著其說曰，取補遷書，作列傳之稽檢。則其立例，當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，而豈至反為人詬詈哉？甚矣，千古良法，沉溺於眾毀之餘，而無有精史裁者，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。近代馬氏《繹史》，蓋嘗用其例矣。然馬氏之書，本屬纂類，不為著作。推其用意，不過三代去今日久，事文雜出，茫無端緒，列為人表，則一經傳姓名考耳。且猶貶置班表，不解可為遷書補隙；又不解擴其義類，可為史氏通裁；顧曰人表，若為《繹史》而作，則亦未為知類者也。
夫通古之史，所書事跡，多取簡編故實；非如當代紀載，得於耳聞目見，虛實可以互參。而既為著作，自命專家，則列傳去取，必有別識心裁，成其家言；而不能盡類以收，同於排纂，亦其勢也。(即如《左傳》中事，收入《史記》。而子產、叔向諸人，不能皆編列傳。《人表》安可不立？)至前人行事，雜見傳記，姓名隱顯，不無詳略異同。列傳裁斷所餘，不以人表收其梗概，則略者致譏掛漏，詳者被謗偏徇，即后人讀我之書，亦覺闕然少繩檢矣。故班氏之《人表》，於古蓋有所受，不可以輕議也。
○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
或曰：通史之需人表，信矣。斷代之史，子言或可無需人表，或之雲者，未定辭也。斷代無需徵古，何當有人表歟？曰：斷代書不一類，約計蓋有三門，然皆不可無人表也。較於通史，自稍緩耳；有之，斯為美矣。史之有列傳也，猶《春秋》之有《左氏》也。《左氏》依經而次年月，列傳分人而著標題，其體稍異；而其為用，則皆取足以備經(《春秋》。)紀(本紀。)之本末而已矣。治《左氏》者，嘗有列國《公子譜》矣。治斷代紀傳之文者，僅有班《書》、《人表》，甫著錄而已為叢詬所加，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歟？夫《春秋》、《公子》、《謚族》諸譜，(杜預等。)《名字異同》諸錄，(馮繼先等。)治編年者，如彼其詳。而紀傳之史，僅一列傳目錄，而列傳數有限制；即年表世表，亦僅著王侯將相，勢自不能兼該人物，類別區分。是以學者論世知人，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，大抵渺然難知；則人表之不可闕也，信矣。
顧氏炎武曰："史無年表，則列傳不得不多；列傳既多，則文繁而事反遺漏。"因謂其失始於陳壽，而範、沈、姚、李諸家，咸短於此。顧氏之說，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。年表自不可廢；然王公將相，範、沈、姚、李諸史，所占篇幅幾何？唐宋之史，復立年表，而列傳之繁，乃數倍於範沈諸書，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？夫不立人表，則列傳不得不多，年表猶其次焉者耳。而人表方為史家怪笑，不敢復犯，宜其紛紛著傳，如填戶版，而難為決斷，定去取矣。
夫通古之史，所取於古紀載，簡冊具存；不立人表，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，未為晚也。斷代之史，或取裁於簿書記注，或得之於耳目見聞，勢必不能盡類而書，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，牽聯而及；則縱攬人名，區類為表，亦足以自見凡例，且嚴列傳通裁，豈可更待后之人乎？夫斷代之史，上者如班、陳之專門名家，次者如晉唐之集眾所長，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。專門名家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；集眾所長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；強分抑配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棼。故曰，斷代之史，約計三門，皆不可無人表也。
○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
方志之表人物，何所仿乎？曰：將以救方志之弊也，非謂必欲仿乎史也，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。今之修方志者，其志人物，使人無可表也。且其所志人物，反類人物表焉，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，而表又非其表也。蓋方志之弊也久矣！史自司馬以來，列傳之體，未有易焉者也。方志為國史所取裁，則列人物而為傳，宜較國史加詳。而今之志人物者，刪略事實，總擷大意，約略方幅，區分門類。其文非敘非論，似散似駢；尺牘寒溫之辭，簿書結勘之語，濫收猥入，無復翦裁。至於品皆曾、史，治盡報、黃，學必漢儒，貞皆姜女，面目如一，情性難求；斯固等於自鄶無譏，存而不論可矣。即有一二矯矯，雅尚別裁，則又簡略其辭，謬讬高古；或仿竹書記注，或摩石刻題名，雖無庸惡膚言，實味通裁達識；所謂似表非表，似注非注，其為痼弊久矣。是以國史寧取家乘，不收方志，凡以此也。
夫志也，志也。人物列傳，必取別識心裁，法《春秋》之謹嚴，含詩人之比興。離合取舍，將以成其家言；雖曰一方之志，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。今為人物列表，其善蓋有三焉。前代帝王后紀，今存故里，志家收於人物，於義未安；削而不載，又似闕典。是以方志遇此，聚訟紛然，而私智穿鑿之流，往往節錄本紀，巧更名目，輾轉位置，終無確當。今於傳刪人物，而於表列帝王，則去取皆宜，永為成法。其善一也。史傳人物本詳，志家反節其略，此本類書摘比，實非史氏通裁。然既舉事文，歸於其義，則簡冊具有名姓，亦必不能一概而收，如類纂也。玆於古人見史策者，傳例苟無可登，列名人物之表，庶幾密而不猥，疏而不漏。其善二也。史家事跡，目詳於耳，寬今嚴古，勢有使然。至於鄉黨自好，家庭小善，義行但存標題，節操止開年例；史法不收，志家宜具。傳無可著之實，則文不繁猥；表有特著之名，則義無屈抑，其善三也。凡此三者，皆近志之通病，而作家之所難言。故曰：方志之表人物，將以救方志之弊也。
○亳州志掌故例議上
先王制作，存乎六藝，明其條貫，天下示諸掌乎？夫《書》道政事，典、謨、貢、範，可以為經要矣。而《周官》器數，不入四代之書。夏禮、殷禮，夫子能言，而今已不存其籍。蓋政教典訓之大，自為專書；而人官物曲之細，別存其籍，其義各有攸當。故以周孔經綸，不能合為一也。司馬遷氏紹法《春秋》，著為十二本紀，其年表列傳，次第為篇，足以備其事之本末；而於典章制度，所以經緯人倫，綱維世宙之具，別為八書，以討論之。班氏廣為十志，后史因之，互有損益，遂為史家一定法矣。昔韓宣子見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謂周《禮》在魯。左氏綜紀《春秋》，多稱禮經。書志之原，蓋出官《禮》。《天官》未改天文，《平準》未改食貨，猶存《漢書》一二名義，可想見也。鄭樵乃雲："志之大原，出於《爾雅》"，非其質矣。然遷、固書志，採其綱領，討論大凡，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，得與紀傳互相發明，足矣。至於名物器數，以謂別有專書，不求全備，猶左氏之數典徵文，不必具《周官》之縴悉也。司馬《禮書》末雲："俎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"其他抑可知矣。
自沈、範以降，討論之旨漸微，器數之加漸廣。至歐陽《新唐》之志，以十三名目，成書至五十卷，官府簿書，泉貨注記，分門別類，惟恐不詳。《宋》、《金》、《元史》繁猥愈甚，盈床疊幾，難窺統要。是殆欲以《周官》職事，經禮容儀，盡入《春秋》，始稱全體。則夫子刪述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不必分經為六矣。夫馬、班書志，當其創始，略存諸子之遺。《管子》、《呂覽》、《鴻烈》諸家，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，採掇制數，運以心裁，勒成一家之言，其所仿也。馬、班豈不知名數器物，不容忽略，蓋謂各有成書，不容於一家之言，曲折求備耳。如欲曲折求備，則文必繁蕪，例必龐雜，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。惟夫經生策括，類家纂要，本非著作，但欲事物兼該，便於尋檢，此則猥陋無足責耳。史家綱紀群言，將勒不朽，而惟沾沾器數，拾給不暇，是不知《春秋》官《禮》，意可互求，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。
○亳州志掌故例議中
簿書縴悉，既不可溷史志，而古人甲乙張本，后世又無由而知，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，其道何從？曰：叔孫章程，韓信軍法，蕭何律令，皆漢初經要之書，猶《周官》之六典也。《漢志》禮樂刑法，不能賅而存之，亦以其書自隸宮府，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。官失書亡，則以其體繁重，勢自不能行遠，自古如是，不獨漢為然矣。歐、宋諸家，不達其故，乃欲藉史力以傳之。夫文章易傳，而度數難久，故《禮》亡過半，而《樂經》全逸。六藝且然，況史文乎？且《唐書》倍漢，而《宋史》倍唐，已若不可勝矣。萬物之情，各有所極。倘后人再倍《唐》、《宋》而成書，則連床架屋，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，抑且遲之又久，終亦必亡。是則因度數繁重，反並史文而亡之矣，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？
然則前代章程故事，將遂聽其亡歟？曰：史學亡於唐，而史法亦莫具於唐。歐陽《唐志》未出，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，不可求全於史志也。劉氏有《政典》，杜氏有《通典》，並仿《周官》六典，包羅典章，鉅細兼收，書盈百帙。未嘗不曰君臣事跡，紀傳可詳，制度名數，書志難於賅備，故修之至汲汲也。至於宋初王氏有《唐會要》、《五代會要》，其后徐氏更為《兩漢會要》，則補苴前古，括代為書。雖與劉、杜之典，同源異流，要皆綜核典章，別於史志，義例昭然，不可易矣。夫唐宋所為典要，既已如彼；后人修唐宋書，即以其法，紀綱唐宋制度，使與紀傳之史，相輔而行；則《春秋》、《周禮》，並接源流。弈世遵行，不亦善乎？何歐陽述《唐》，元人纂《宋》，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，而猥加羅列，則亦不善度乎時矣。"或謂《通典》、《會要》之書，較馬、班書志之體為加詳耳。其於器物名數，亦復不能甄綜賅備，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，此又非知言也。古物苟存於今，雖戶版之籍，市井泉貨之簿，未始不可備考證也。如欲皆存而無裁制，則岱岳不足供藏書，滄海不足為墨瀋也。故為史學計其長策，紀、表、志、傳，率由舊章；再推周典遺意，就其官司簿籍，刪取名物器數，略有條貫，以存一時掌故，與史相輔而不相侵，雖為百世不易之規，可也。
○亳州志掌故例議下
掌故之原，始於官《禮》。百官具於朝廷，則惟國史書志，得而擷其要，國家會典會要之書，得而備其物與數矣。撰方志者，何得分志與掌故乎？曰：部寺卿監之志，即掌故也；擬於《周官》，猶夏官之有《司馬法》，冬官之有《考工記》也。部府州縣之志，乃國史之分體，擬於周制，猶晉《乘》、楚《梼杌》、與魯《春秋》也。郡縣異於封建，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。六曹職掌，在上頒而行之，在下承而奉之，較之國史，具體而微。志與掌故，各有其不可易，不容溷也。
今之方志，猥瑣庸陋，求於史家義例，似志非志，似掌故而又非掌故，蓋無以譏為也。然簿書案牘，頒於功令，守於吏典，自有一定科律；雖有奇才，不能為加；雖有愚拙，不能為損；名勝大邦，與荒僻陋邑，無以異也。故求於今日之志，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；求於今日之案牘，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。故曰：禮失求諸野也。夫治國史者，因推國史以及掌故，蓋史法未亡，而掌故之義不明，故病史也。治方志者，轉從掌故而正方志；蓋志義久亡，而掌故之守未墜；修其掌故，則志義轉可明矣。《易》曰："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"志義欲其簡而明也，然而事不可不備也。掌故欲其整以理也，然而要不容不挈也。徒以簡略為志，此《朝邑》、《武功》之陋識也。但知詳備為掌故，則胥史優為之，而不知其不可行矣。夫志者，志也。其事其文之外，蓋有義焉。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。而或誤以並省事跡，刪削文字，謂之簡也；其去古人，不亦遠乎？夫名家撰述，意之所在，必有別裁，或詳人之所略，或棄人之所取，初無一成之法。要讀之者，美愛傳久，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，斯乃有關於名教也。然不整齊掌故，別為專書，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。
《文史通義》 清·章學誠
○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
史之有紀，肇於《呂氏春秋》十二月紀。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，冠冕百三十篇，蓋《春秋》之舊法也。厥后二十一家，迭相祖述，體肅例嚴，有如律令。而方州之志，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，不聞有所遵循；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，詳目而不能舉綱，宜其散漫無章，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。夫古者封建之世，列國自有史書；然正月必系周王，魯史必稱周典，(韓宣子見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謂《周禮》盡在於魯是也。)蓋著承稟所由始也。后世郡縣，雖在萬里之外，制如古者畿甸之法，乃其分門次類，略無規矩章程，豈有當於《周官》外史之義歟？(《周官》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掌達書名於四方。此見列國之書，不得自擅，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。)此則撰志諸家，不明史學之過也。
呂氏十二月令，但名為紀；而司馬遷、班固之徒，則稱本紀。原其稱本之義，司馬遷意在紹法《春秋》；顧左氏、公、穀專家，各為之傳；而遷則一人之書，更著書、表、列傳以為之緯，故加紀以本，而明其紀之為經耳。(其定名則仿《世本》之舊稱。)班固不達其意，遂並十志而題為本志。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，特以表稱年表，傳稱列傳，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，惟志止是單名，故強配其數，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。(古人配字雙單，往往有之，如《七略》之方稱經方，《淮南子》論稱書論之類，不一而足。惟無害於文義，乃可為之耳。)至於例以義起，方志撰紀，以為一書之經，當矣。如亦從史而稱本紀，則名實混淆，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。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詩文，有關當代人君行事，其文本非紀體，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，於義固無害也。若稱本紀，則無是理矣。是則方志所謂紀者，臨本書之表傳，則體為輕，對國史之本紀，則又為緯矣。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。
遷、固而下，本紀雖法《春秋》，而中載詔誥號令，又雜《尚書》之體。至歐陽修撰《新唐書》，始用大書之法，筆削謹嚴，乃出遷、固之上，此則可謂善於師《春秋》者矣。至於方志撰紀，所以備外史之拾遺，存一方之祗奉，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，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，期於慎輯詳志，無所取於《春秋》書事之例也。是以恭錄皇言，冠於首簡；與史家之例，互相經緯，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。
大哉王言，出於《尚書》；王言如絲，出於《禮記》。蓋三代天子稱王，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。后世以王言承用，據為典故。而不知三代以后，王亦人臣之爵；凡稱天子詔誥亦為王言，此則拘於泥古，未見其能從時者也。夫《尚書》之文，臣子自稱為朕，所言亦可稱誥。后世尊稱，既定於一，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，豈得拘執古例，不知更易？是以易王言之舊文，稱皇言之鴻號，庶幾事從其質，而名實不淆。
敕天之歌，載於謨典；而后史本紀，惟錄詔誥。蓋詩歌抒發性情，而詔誥施於政事，故史部所收，各有當也。至於方志之體，義在崇奉所尊，於例不當別擇。前總督李衛所修《畿輔通志》，首列詔諭宸章二門，於義較為允協。至永清一縣，密邇畿南，固無特頒詔諭。若牽連諸府州縣，及統該直隸全部，則當載入通志，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，遂冒錄以入書。如有恩賜蠲逋賑卹，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，而詔諭所該者廣，是亦未敢越界而書。惟是覃恩愷澤，褒贈貤封，固家乘之光輝，亦邑書之弁冕，是以輯而紀之。御制詩章，止有《冰窖》一篇，不能分置卷帙，恭錄詔諭之后，以志雲漢光華雲爾。
○永清縣志恩澤紀序例
古者左史紀言，右史紀事，朱子以謂言為《尚書》之屬，事為《春秋》之屬，其說似矣。顧《尚書》之例，非盡紀言；而所謂紀事之法，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。《周官》五史之法，詳且盡矣；而記注之書，后代不可盡詳。蓋自《書》與《春秋》而外，可參考者，《汲冢周書》似《尚書》，《竹書紀年》似《春秋》而已。然而《穆天子傳》，獨近起居之注。其書雖若不可盡信，要亦古者記載之法，經緯表里，各有所主；初不拘拘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二體，而即謂法備於是，亦可知矣。三代而后，細為宮史，若《漢武禁中起居注》，馬后《顯宗起居注》，是也。大為時政，若唐《貞觀政要》，《周顯德日曆》，是也。以時記錄，曆朝起居注，是也。薈粹全書，梁太清以下實錄，是也。蓋人君之德如天，晷計躔測，璣量圭度，法制周遍，乃得無所闕遺。是以《周官》立典，不可不詳其義，而《禮》言左史右史之職，誠廢一而不可者也。
紀之與傳，古人所以分別經緯，初非區辨崇卑。是以遷《史》中有無年之紀，劉子玄首以為譏，班《書》自敘，稱十二紀為春秋考紀，意可知矣。自班、馬而后，列史相仍，皆以紀為尊稱，而傳乃專屬臣下，則無以解於《穆天子傳》，與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諸傳也。今即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。如人君行跡，不如臣下之詳，篇首敘其靈徵，篇終斷其大略；其餘年編月次，但有政事，以為志傳之綱領；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，則以一經一緯，體自不可相兼故也。誠以《春秋》大旨斷之，則本紀但具元年即位，以至大經大法，足為事目，於義愜矣。人君行事，當參以傳體，詳載生平，冠於后妃列傳之上。是亦左氏之傳，以惠公元妃數語，先經起事，即屬隱公題下傳文，可互證也。但紀傳崇卑，分別已久；君臣一例，事理未安；則莫若一帝紀終，即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后。如鄭氏《易》之以《象傳》、《彖辭》，附於本卦之后之例，且崇其名曰大傳，而不混列傳；則名實相符，亦似折中之一道也。方志紀載，則分別事言，統名以紀，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，初無師法《春秋》之義例，以是不可議更張耳。
○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
職官選舉，入於方志，皆表體也。而今之編方志者，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，是以法古為例，定以鴻名，而皆編為志，斯則迂疏而寡當者矣。夫忠志之文，職官詳其制度，選舉明其典則，其文或仿《周官》之經，或雜記傳之體，編之為志，不亦宜乎？至於方志所書，乃是曆官歲月，與夫科舉甲庚，年經事緯，足以爽豁眉目，有所考索，按格而稽，於事足矣。今編書志之體，乃以知縣、典史、教諭、訓導之屬，分類相從，遂使乾隆知縣，居於順治典史之前；康熙訓導，次諸雍正教諭之后。其有時事后先，須資檢閱，及同僚共事，欲考歲年；使人反覆披尋，難為究竟，虛占篇幅，不知所裁。不識何故而好為自擾如斯也！夫人編列傳，史部鴻裁，方志載筆，不聞有所規從；至於職官選舉，實異名同，乃欲巧為附依，此永州鐵爐之步，所以致慨於千古也。
《周官》御史掌贊書，數從政，鄭氏注謂"數其現在之官位"，則官職姓名，於古蓋有其書矣。三百六十之官屬，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，竊意亦必有法焉。周譜經緯之凡例，恐不盡為星曆一家之用也。(劉向以譜與曆合為一家，歸於術數。而司馬遷之稱周譜，則非術數之書也。疑古人於累計之法，多用譜體。)班固《百官公卿表》，敘例全為志體，而不以志名者，知曆官之須乎譜法也。以《周官》之體為經，而以漢表之法為緯，古人之立法，博大而不疏，概可見矣。
東京以還，僅有職官志，而唐宋之史，乃有宰輔表，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。至於專門之書，官儀簿狀，自兩漢以還，代有其編，而列表編年，宋世始多其籍；(司馬光《百官公卿表》百五十卷之類。)亦見曆官紀數之書，每以無文而易亡也。至於方州記載，唐宋廳壁題名，與時湮沒，其圖經古制，不復類聚官人，非闕典歟？元明以來，州縣志書，往往存其曆任，而又以記載無法，致易混淆，此則不可不為釐正者也。或謂職官列表，僅可施於三公宰輔，與州縣方志；一則體尊而例嚴，一則官少而易約也。若夫部府之志，官職繁多，而尺幅難竟，如皆表之，恐其易經而難緯也。(上方年月為經，首行官階為緯，官多布格無容處也。)夫立例不精，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，此馬、班以后，所以書繁而事闕也。班史《百官》之表，卷帙無多，而所載詳及九卿；唐宋宰輔之表，卷帙倍增，而所載止畫於丞弼。非為古書事簡，而后史例繁也，蓋以班分類附之法，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，宜其進退失據，難於執簡而馭繁也。按班史，表列三十四官，格止一十四級，或以沿革，並注首篇，(相國、丞相、奉常、太常之類。)或以官聯，共居一格；(大行令、大鴻臚同格，左馮翊、京兆尹同格之類。)篇幅簡而易省，事類從而易明，故能使流覽者，按簡而無復遺逸也。苟為統部列表，則督撫提鎮之屬，共為一格。布按巡守之屬，共為一格。其餘以府州畫格，府屬官吏，同編一格之中，固無害也。及撰府州之志，即以州縣各占一格，亦可不致闕遺。是則曆官著表，斷無窮於無例可通，況縣志之固可一官自為一格歟？
姓名之下，注其鄉貫科甲，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略，注其首趾，亦所以省傳文也。無者闕之。至於金石紀載，他有所徵，而補收於志，即以金石年月冠之，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，去官何月，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。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，則於經緯列表之終，橫列以存其目，亦闕疑俟后意雲爾。
○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
選舉之表，即古人賢書之遺也。古者取士，不立專科，興賢出長，興能出治；舉才即見於用，用人即見於事。兩漢賢良、孝、秀，與夫州郡辭署，事亦見於紀傳，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。隋唐以來，選舉既專，資格愈重。科條繁委，故事相傳，選舉之書，累然充棟。則舉而不必盡用，用而不必盡見於事。舊章故典，不可求之紀傳之中，而選舉之文，乃為史志之專篇矣。
志家之載選舉，不解年經事緯之法，率以進士、舉人、貢生、武選，各分門類，又以進士冠首，而舉貢以次編於后。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，先見進士科年，再搜鄉舉時代，終篇而始明其入貢年甲焉。於事為倒置，而文豈非復沓乎？間有經緯而作表者，又於旁行斜上之中，注其事實。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，乃元人撰《遼》、《金史》之弊法，虛占行幅，而又混眉目，不識何所取乎此也。
史之有表，乃列傳之敘目。名列於表，而傳無其人者，乃無德可稱，而書事從略者也。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，事有可紀，而用特書之例也。今撰志者，選舉、職官之下，往往雜書一二事實；至其人之生平大節，又用總括大略，編於人物名宦條中；然后更取傳志全篇，載於藝文之內；此雲詳見某項，彼雲已列某條，一人之事，復見疊出。而能作表者，亦不免於表名之下，更注有傳之文，何其擾而不精之甚歟！
表有有經緯者，亦有不可以經緯者。如永清歲貢，嘉靖以前，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，載之無格可歸，刪之於理未愜，則列敘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，殿於正德選舉之末，是《春秋》歸餘於終，而《易》卦終於《未濟》之義也。史遷《三代世表》，於夏泄而下，無可經緯，則列敘而不復縱橫其體，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。
○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
方志之表土族，蓋出古法，非創例也。《周官》小史："奠系世，辨昭穆。"杜子春注："系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"是也。《書》曰："平章百姓。"鄭康成曰："百姓謂群臣之父子兄弟。"平章及辨別而章明之也。先王錫土分姓，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敘者，莫不由此。故欲協和萬邦，必先平章百姓，典綦重矣。
土亦民也，詳士族而略民姓，亦猶行古之道也。《周官》鄉大夫"以歲時登夫家之眾寡"，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。夫民賤而士貴，故夫家眾寡，僅登其數；而賢能為卿大夫者，乃詳世系之牒，是世系之牒，重於戶口之書，其明徵也。近代方志，無不詳書戶口，而世系之載，闃爾無聞，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。
夫合人而為家，合家而為國，合國而為天下。天下之大，由合人為家始也。家不可以悉數，是以貴世族焉。夫以世族率齊民，以州縣領世族，以司府領州縣，以部院領司府，則執簡馭繁，天下可以運於掌也。孟子曰："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"州縣之書，苟能部次世族，因以達於司府部院，則倫敘有所聯，而治化有所屬矣。今修志者，往往留連故跡，附會桑梓，而譜牒之輯闕然，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家矣。
譜牒掌之於官，則事有統會，人有著籍，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也。今大江以南，人文稱盛，習尚或近浮華。私門譜牒，往往附會名賢，侈陳德業，其失則誣。大河以北，風俗簡朴，其人率多椎魯無文。譜牒之學，闕焉不備，往往子孫不志高曾名字，間有所錄，荒略難稽，其失則陋。夫何地無人，何人無祖，而偏誣偏陋，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，譜牒不掌於官，而史權無統之故也。
或謂古人重世家，而其后流弊，至於爭門第。魏晉而后，王、謝、崔、盧動以流品相傾軋；而門戶風聲，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，何可為訓耶？此非然也。吏部選格，州郡中正，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，斯為得矣。若其譜牒，掌於曹郎令史，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偽讬，初非有弊也。且郎吏掌其譜系，而吏部登其俊良，則清門鉅族，無賢可以出長，無能可以出治者，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。是亦鼓舞賢才之一道也。
史遷世表，但紀三五之淵源；而《春秋》氏族，僅存杜預之世譜，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。歐陽《宰相世系》，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；(《史通·書志》篇，欲立氏族志，然意存商榷，非劉本旨。)第鄧州韓氏，不為宰相，以退之之故，而著於篇，是亦創例而不純者也。魏收《官氏》與鄭樵《氏族》，則但紀姓氏源流，不為條列支系。是史家之表系世，僅見於歐陽，而后人又不為宗法，毋亦有鑒於歐陽之為例不純乎？竊惟網羅一代，典籍浩繁，所貴持大體，而明斷足以決去取，乃為不刊之典爾。世系不必盡律以宰相，而一朝右族，聲望與國相終始者，纂次為表，篇帙亦自無多也。標題但署為世族，又何至於為例不純歟？劉歆曰："與其過而廢也，毋寧過而存之。"其是之謂矣。
正史既存大體，而部府州縣之志，以漸加詳焉。所謂行遠自邇，登高自卑，州縣博收，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。或曰：州縣有大小，而陋邑未必盡可備譜系。則一縣之內，固已有士有民矣。民可計戶口，而士自不虞無系也。或又曰；生員以上，皆曰士矣。文獻大邦，懼其不可勝收也。是則量其地之盛衰，而加寬嚴焉。或以舉貢為律，或以進士為律，至於部府之志，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為律，亦自不患其蕪也。夫志之載事，如鑒之示影也。徑寸之鑒，體具而微，盈尺以上，形之舒展亦稱是矣。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。
州縣之志，盡勒譜牒矣，官人取士之祖貫可稽檢也，爭為人后之獄訟可平反也，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，官府譜牒之訛誤(譜牒之在官者。)可借讎也。(借私家之譜校官譜，借他縣之譜校本縣，皆可也。)清濁流品可分也，姻睦孝友可勸也；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，於此可得其要略焉。
先王賜土分姓，以地著人，何嘗以人著地哉？封建罷，而人不土著矣。然六朝郡望，問謝而知為陽夏，問崔而知為清河，是則人戶以籍為定，而坊表都里，不為虛設也。至於梅里、鄭鄉，則又人倫之望，而鄉里以人為隱顯者也。是以氏族之表，一以所居之鄉里為次焉。
先城中，一縣所主之地也。次東，次南，而后西鄉焉，北則無而闕之，記其實也。城內先北街而后南街，方位北上而南下，城中方位有定者也。四鄉先東南而后西北，《禹貢》先青、兗，次揚、荊，而殿梁、雍之指也。然亦不為定例，就一縣之形勢，無不可也。
凡為士者，皆得立表，而無譜系者闕之。子孫無為士者不入，而昆弟則非士亦書，所以定其行次也。為人后者，錄於所后之下，不復詳其所生；志文從略，家譜自可詳也。寥寥數人，亦與入譜；先世失考，亦著於篇；蓋私書易失，官譜易存，急為錄之，庶后來可以詳定，玆所謂先示之例焉耳。
私譜自敘官階封贈，訛謬甚多。如同知通判稱分府，守備稱守府，猶徇流俗所稱也。錦衣千戶，則稱冠帶將軍，或御前將軍，或稱金吾，則鄙倍已甚，使人不解果為何官也。今並與較明更正。又譜中多稱省祭官者，不解是何名號，今仍之，而不入總計官數雲。
○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
史部要義，本紀為經，而諸體為緯。有文辭者，曰書，曰傳；無文辭者，曰表，曰圖；虛實相資，詳略互見，庶幾可以無遺憾矣。昔司馬氏創定百三十篇，但知本周譜而作表，不知溯夏鼎而為圖；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，可以推求，而前世之形勢名象，無能蹤跡；此則學《春秋》而得其譜曆之義，未知溯《易象》而得其圖書之通也。夫列傳之需表而整齊，猶書志之待圖而明顯也。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，殊不知其圖闕而書志不得不冗也。嗚呼！馬、班以來，二千年矣，曾無創其例者，此則窮源竟委，深為百三十篇惜矣。
鄭樵《圖譜》之略，自謂獨得之學；此特為著錄書目，表章部次之法爾。其實史部鴻裁，兼收博採，並存家學，以備遺忘，樵亦未能見及此也。且如《通志》，紀傳悉仍古人。反表為譜，改志稱略，體亦可為備矣。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，而不知自創圖體，以補前史之所無；以此而傲漢唐諸儒所不得聞，寧不愧歟？又樵錄圖譜，自謂部次，專則易存，分則易失，其說似矣。然今按以樵之部目，依檢前代之圖，其流亡散失，正復與前不甚相遠。然則專家之學，不可不入史氏鴻編，非僅區區著於部錄，便能保使無失也。司馬遷有表，而周譜遺法，至今猶存；任宏錄圖，(鄭樵雲：任宏校兵書，有書有圖，其法可謂善矣。)而漢家儀制，魏晉已不可考；則爭於著錄之功小，創定史體之功大，其理易明也。
史不立表，而世次年月，猶可補綴於文辭；史不立圖，而形狀名象，必不可旁求於文字。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，而圖之要義，所以更甚於表也。古人口耳之學，有非文字所能著者，貴其心領而神會也。至於圖象之學，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，貴其目擊而道存也。以鄭康成之學，而憑文字以求，則娑尊詁為鳳舞；至於鑿背之犧既出，而王肅之義長矣。以孔穎達之學，而就文義以解，江源出自岷山；至金沙之道既通，而《緬志》之流遠矣。此無他，一則困於三代圖亡，一則困於班固《地理》無圖學也。(《地理志》自班固始，故專責之。)雖有好學深思之士，讀史而不見其圖，未免冥行而擿埴矣。
唐、宋州郡之書，多以圖經為號，而地理統圖，起於蕭何之收圖籍。是圖之存於古者，代有其書，而特以史部不收，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。且其為體也，無文辭可以誦習，非纂輯可以約收；事存專家之學，業非文士所能；史部不與編摩，則再傳而失其本矣。且如《三輔黃圖》，《無和圖志》，今俱存書亡圖，是豈一朝一夕故耶？蓋古無鐫木印書，圖學難以摩畫；而竹帛之體繁重，則又難家有其編。馬、班專門之學，不為裁定其體，而后人溯流忘源，宜其相率而不為也。解經多舛，而讀史如迷，凡以此也。
近代方志，往往有圖，而不聞可以為典則者，其弊有二：一則逐於景物，而山水摩畫，工其繪事，則無當於史裁也。一則廁於序目凡例，而視同弁髦，不為系說命名，釐定篇次，則不可以立體也。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，圖有形象而無經緯，皆為書志列傳之要刪；而流俗相沿，苟為悅人耳目之具矣。則傳之既久，欲望如《三輔黃圖》、《元和圖志》之猶存文字，且不可得，而況能補馬、班之不逮，成史部之大觀也哉！
圖體無經緯，而地理之圖則亦略存經緯焉。孟子曰："行仁政，必自經界始。"《釋名》曰："南北為經，東西為緯。"地理之求經緯尚已。今之州縣輿圖，往往即楮幅之廣狹，為圖體之舒縮；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，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。今以開方計里為經，而以縣鄉村落為緯；使后之閱者，按格而稽，不爽銖黍，此圖經之義也。
○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
《周官》象魏之法，不可考矣。后世《三輔黃圖》及《洛陽宮殿》之圖，則都邑宮室之所由仿也。建章宮千門萬戶，張華遂能曆舉其名；鄭樵以為觀圖之效，而非讀書之效，是則建制之圖，所系豈不重歟？朱子嘗著《儀禮釋宮》，以為不得其制，則儀節度數，無所附著。蓋古今宮室異宜，學者求於文辭，而不得其解，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。后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古。城邑衙廨，壇壝祠廟，典章制度，社稷民人所由重也。不為慎著其圖，則后人觀志，亦不知所向往矣。遷、固以還，史無建置之圖；是則元、成而后，明堂太廟，所以紛紛多異說也。
邵子曰："天道見乎南，而潛乎北；是以人知其前，而昧其后也。"夫萬物之情，多背北而向南。故繪圖者，必南下而北上焉。山川之向背，地理之廣袤，列之於圖，猶可北下而南上，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。廟祠衙廨之建置，若取北下而南上，則檐額門扉，不復有所安處矣。華亭黃氏之雋，執八卦之圖，乾南居上，坤北居下，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，是不知河洛、《先、后天圖》，至宋始著，誤認為古物也。且理數之本質，從無形而立象體，當適適如其本位也。山川宮室，以及一切有形之物，皆從有象而入圖，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。且如繪人觀八卦圖，其人南面而坐，觀者當北面矣。是八卦圖，則必南下北上，此則物情之極致也。無形之理，如日臨檐，分寸不可逾也。有形之物，如鑒照影，對面則互易也，是圖繪必然之勢也。彼好言尚古，而不知情理之安，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。
建置所以志法度也，制度所不在，則不入於建置矣。近代方志，或入古跡，則古跡本非建而置之也。或入寺觀，則寺觀不足為建置也。舊志之圖，不詳經制，而繪八景之圖，其目有曰：南橋秋水，三塔春虹，韓城留角，漢廟西風，西山疊翠，通鎮鳴鐘，靈泉鼓韻，雁口聲<口雝>。命名庸陋，構意勉強，無所取材；故志中一切削去，不留題詠，所以嚴史體也。且如風月天所自有，春秋時之必然，而強葉景物，附會支離，何所不至。即如一室之內，曉霞夕照，旭日清風，東西南北，触類可名，亦復何取？而今之好為題詠，喜競時名，日異月新，逐狂罔覺，亦可已矣。
○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
史遷為《河渠書》，班固為《溝洫志》，蓋以地理為經，而水道為緯。地理有定，而水則遷徙無常，此班氏之所以別《溝洫》於《地理》也。顧河自天設，而渠則人為，遷以《河渠》定名，固兼天險人工之義；而固之命名《溝洫》，則考工水地之法，井田澮畎所為，專隸於匠人也。不識四尺為洫，倍洫為溝，果有當於瓠子決河、碣石入海之義否乎？然則諸史標題，仍馬而不依班，非無故矣。
河為一瀆之名，與江、漢、淮、濟等耳。遷書之目《河渠》，蓋漢代治河之法，與鄭、白諸渠綴合而名，未嘗及於江、淮、汶、泗之水，故為獨蒙以河號也。《宋》、《元》諸史，概舉天下水利，如汴、洛、漳、蔡、江、淮圩閘，皆存其制，而其目亦為《河渠》，且取北條諸水，而悉命為河，(不曰汴而曰汴河，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，不一而足。)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。(《水經》稱諸水，無以河字作統名者。)夫以一瀆之水，概名天下穿渠之制，包羅陂閘，雖曰命名從古，未免失所變通矣。孟子曰："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。"倘以水為統名，而道存制度，標題入志，稱為水道，不差愈乎？永定河名，聖祖所錫；渾河、蘆溝，古已雲然；題為河渠，是固宜矣；然減水、啞吧諸水，未嘗悉入一河，則標以《水道》，而全縣之水，皆可概其中矣。
地理之書，略有三例，沿革、形勢、水利是也。沿革宜表，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，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。遷、固以來，但為書志，而不繪其圖，是使讀者記誦，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。天下大勢，讀者了然於目，乃可豁然於心。今使論事甚明，而行之不可以步，豈非徇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？
地名之沿革，可以表治，而水利之沿革，則不可表治也。蓋表所以齊名目，而不可以齊形象也。圖可得形象，而形象之有沿革，則非圖之所得概焉。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，而各為之圖，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。《禹貢》之紀地理，以山川為表，而九州疆界，因是以定所至。后儒遂謂山川有定，而疆界不常，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。永定河形屢徙，往往不三數年，而形勢即改舊觀，以此定界，不可明也。今以村落為經，而開方計里，著為定法，河形之變易，即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，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。
志為一縣而作，水之不隸於永清者，亦總於圖，此何義耶？所以明水之源委，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。班史止記西京之事，而《地理》之志，上溯《禹貢》、《周官》。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。然而開方計里之法，沿革變遷之故，止詳於永清，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，是主賓輕重之義。濱河州縣，皆仿是而為之，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，蓋秩如焉。
○永清縣志六書例議
史家書志一體，古人官《禮》之遺也。周禮在魯，而《左氏春秋》，典章燦著，不能復備全官，則以依經編年，隨時錯見，勢使然也。自司馬八書，孟堅十志，師心自用，不知六典之文，遂使一朝大典，難以綱紀。后史因之，而詳略棄取，無所折衷，則弊之由來，蓋已久矣。
鄭樵嘗謂書志之原，出於《爾雅》。彼固特著《六書》、《七音》、《昆蟲草木》之屬，欲使經史相為經緯，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。若論制作，備乎官《禮》，則其所謂《六書》、《七音》，名物訓詁，皆本司徒之屬，所謂師氏保氏之官，是其職矣。而大經大法，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，《爾雅》之義，何足以盡之？官《禮》之義，大則書志，不得系之《爾雅》，其理易見者也。
宇文仿《周官》，唐人作《六典》，雖不盡合乎古，亦一代之章程也。而牛弘、劉煦之徒，不知挈其綱領，以序一代之典章，遂使《會要》、《會典》之書，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為一，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。
古今載籍，合則易存，分則難恃。如謂掌故備於《會要》、《會典》，而史中書志，不妨意存所重焉；則《漢志》不用漢官為綱領，而應劭之儀，殘闕不備；《晉志》不取晉官為綱領，而徐宣瑜之品，(徐氏有《晉官品》。)亡逸無存，其中大經大法，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，亦不少矣。且意存所重，一家私言，難為典則。若文章本乎制作，制作存乎官守；推而至於其極，則立官建制，聖人且不以天下為己私也；而載筆之士，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為詳略耶？
書志之體宜畫一，而史家以參差失之。列傳之體本參差，而史家以畫一失之。典章制度，一本官《禮》，體例本截然也。然或有《天官》而無《地理》，或分《禮》、《樂》而合兵《刑》，不知以當代人官為綱紀，其失則散。列傳本乎《春秋》，原無定式，裁於司馬，略示區分。抑揚詠嘆，予奪分合，其中有《春秋》之直筆，亦兼詩人之微婉，難以一概繩也。后史分別門類，整齊先后，執泥官閥，錙銖尺寸，不敢稍越，其失則拘。散也，拘也，非著作之通裁也。
州縣修志，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。吏戶兵刑之事，具體而微焉。今無其官而有吏，是亦職守之所在，掌故莫備於是，治法莫備於是矣。且府史之屬，《周官》具書其數，《會典》亦存其制，而所職一縣之典章，實兼該而可以為綱領；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，故志家不以取裁焉。然有入境而問故，舍是莫由知其要，是以書吏為令史，首領之官曰典史。知令史典史之史，即綱紀掌故之史也，可以得修志之要義矣。
今之州縣，繁簡異勢，而掌故令史，因事定制，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。然就一縣而志其事，即以一縣之制定其書，且舉其凡目，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。案牘簿籍無文章，而一縣之文章，則必考端於此，常人日用而不知耳。今為挈其綱領，修明其書，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，因法而明其職掌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，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，胥是道也。
或謂掌故之書，各守專官，連床架屋，書志之體所不能該，是以存之會典會要，而史志別具心裁焉。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。《周官》挈一代之大綱，而儀禮三千，不聞全入春官；《司馬法》六篇，不聞全入夏官；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，而禮兵要義，可以指掌而談也。且如馬作《天官》，而太初曆象，不盡見於篇籍也。班著《藝文》；而劉歆《七略》，不盡存其論說也。史家約取掌故，以為學者之要刪，其與專門成書，不可一律求詳，亦其勢也。既不求詳，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，則是散漫而無法也。以散漫無法之文，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，宜乎難矣！
或謂求掌故於令史，而以吏戶兵刑為綱領，則紀表圖書之體，不可復分也。如選舉之表，當入吏書，河道之圖，當入工書，充類之盡，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，何以復分諸體也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。古人著書，各有義類；義類既分，不可強合也。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，然譜曆之書，掌之太史，而旁行斜上之體，不聞雜入六典之中。蓋圖譜各有專書，而書志一體，專重典章與制度，自宜一代人官為統紀耳。非謂專門別為體例之作，皆雜其中，乃稱隱括也。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，而《易》不載於太卜，《詩》不載於太師，然三《易》之名，未嘗不見於太卜；而四《詩》之目，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，是其義矣。
六卿聯事，交互見功，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。州縣因地制宜，尤無一成之法，如丁口為戶房所領，而編戶煙冊，乃屬刑房；以煙冊非賦丁，而立意在詰奸也。武生武舉隸兵部，而承辦乃在禮房；以生員不分文武，皆在學校，而學校通於貢舉也。分合詳略之間，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，何莫非學問耶？
○永清縣志政略序例
近代志家，以人物為綱，而名宦、鄉賢、流寓諸條，標分為目，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。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為書，亦用統志類纂之法，可謂失其體矣。夫人物之不當類纂，義例詳於例傳首篇；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，則未達乎著述體裁，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。古者侯封世治，列國自具春秋，(羊舌肸《晉春秋》，墨子所引《燕春秋》。)則君臨封內，元年但奉王正而已。至封建罷而郡縣，守令承奉詔條，萬里之外，亦如畿內守土之官，甘棠之詠召公，鄭人之歌子產，馬、班《循吏》之傳，所以與時為昇降也。若夫正史而外，州部專書，古有作者，義例非無可繹。梁元帝有《丹陽尹傳》，(《隋志》凡十卷。)賀氏有《會稽太守贊》，(《唐志》凡二卷。)唐人有《成都幕府記》，(《唐志》凡二卷，起貞元，訖咸通。)皆取蒞是邦者，注其名跡。其書別出，初不與《廣陵烈士傳》(華隔撰，見《隋志》。)《會稽先賢傳》(謝承撰，見《隋志》。)《益部耆舊傳》(陳壽撰，見《隋志》。)猥雜登書。是則棠陰長吏，與夫梓里名流，初非類附雲龍，固亦事同風馬者也。敘次名宦，不可與鄉賢同為列傳，非第客主異形，抑亦詳略殊體也。長吏官於斯土，取其有以作此一方，興利除弊，遺德在民，即當屍而祝之。否則學類顏、曾，行同連、惠，於縣無補，志筆不能越境而書，亦其理也。如其未仕之前，鄉評未允，去官之后，晚節不終，苟為一時循良，便紀一方善政。吳起殺妻，而效奏西河，於志不當追既往也。黃霸為相，而譽減潁川，於志不逆其將來也。以政為重，而他事皆在所輕；豈與斯土之人，原始要終，而編為列傳者，可同其體制歟？
舊志於職官條下，備書政跡，而名宦僅占虛篇，惟於姓名之下，注雲事已詳前而已。是不但賓主倒置，抑亦未辨於褒貶去取，全失《春秋》之據事直書也。夫選舉為人物之綱目，猶職官為名宦之綱目也。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，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，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。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，與職官有表而政略無志，觀者依檢先后，責實循名，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，豈不可為后起者勸耶？
列傳之體縟而文，政略之體直而簡，非載筆有殊致，蓋事理有宜然也。列傳包羅鉅細，品藻人物，有類從如族，有分部如井；變化不拘，《易》之象也；敷道陳謨，《書》之質也；抑揚詠嘆，《詩》之旨也；繁曲委折，《禮》之倫也；比事屬辭，《春秋》之本義也。具人倫之鑒，盡事物之理，懷千古之志，擷經傳之腴，發為文章，不可方物。故馬、班之才，不盡於本紀表志，而盡於列傳也。至於政略之體，義取謹嚴，意存補救，時世拘於先后，紀述要於經綸。蓋將峻潔其體，可以臨蒞邦人，冠冕列傳，經緯錯綜，主在樞紐，是固難為文士言也。
古人有經無緯之書，大抵名之以略。裴子野取沈約《宋書》，而編年稱略，亦其例也。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略，而文不免繁，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。《黃石》、《淮南》，(《黃石公三略》、《淮南子·要略》。)諸子之篇也。張溫、魚豢(張溫《三史略》、魚豢《典略》。)史冊之文也。其中亦有謨略之意，何嘗盡取節文為義歟？
循吏之跡，難於志鄉賢也。治有賞罰，賞罰出而恩怨生，人言之不齊，其難一也。事有廢興，廢興異而難易殊，今昔之互視，其難二也。官有去留，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，則跡遠者易湮，其難三也。循吏悃愊無華，巧宦善於緣飾，去思之碑，半是愧辭，頌祝之言，難徵實跡，其難四也。擢當要路，載筆不敢直道，移治鄰封，瞻顧豈遂無情？其難五也。世法本多顧忌，人情成敗論才，偶遭罣誤彈章，便謂其人不善，其難六也。舊志紀載無法，風塵金石易湮，縱能粗舉大凡，歲月首趾莫考，其難七也。知其難，而不敢不即聞見以存其涯略，所以窮於無可如何，而益致其慎爾。
列傳首標姓名，次敘宮閥，史文一定之例也。政略以官標首，非惟賓主之理宜然，抑亦顧名思義之旨，不可忽爾。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，分類編次，不以曆官先后為序，非政略之意，故無足責也。
○永清縣志列傳序例
傳者對經之稱，所以轉授訓詁，演繹義蘊，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。左氏匯萃寶書，詳具《春秋》終始，而司馬氏以人別為篇，標傳稱列，所由名矣。經旨簡嚴，而傳文華美，於是文人沿流忘源，相率而撰無經之傳，則唐宋文集之中，所以紛紛多傳體也。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，於分不得撰傳。夫以繹經之題，逐末遺本，折以法度，彼實無辭。而乃稱說史官，罪其越俎，使彼反唇相譏，以謂公穀非魯太史，何以亦有傳文？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。且使身為史官，未有本紀，豈遽可以為列傳耶？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。
無經之傳，文人之集也。無傳之經，方州之志也。文集失之艷而誣，方志失之短而俗矣。自獲麟絕筆以來，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。州郡掌故，名曰圖經；曆世既久，圖亡而經孤，傳體不詳，其書遂成瓠落矣。樂史《寰宇記》，襲用《元和志》體，而名勝故跡，略存於點綴。其后元明《一統志》，遂以人物、列女、名宦、流寓諸目，與山川、祠墓，分類相次焉。此則地理專門，略具類纂之意，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，初不以是為重輕者也。(閻若璩欲去《一統志》之人物門，此說似是。其實此等亦自無傷，古人亦不盡廢也。蓋此等此，原不關正史體裁也。)州縣之志，本具一國之史裁，而撰述者轉用一統類纂之標目，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？
列傳之有題目，蓋事重於人，如《儒林》、《循吏》之篇，初不為施、孟、梁邱、龔、黃、卓、魯諸人而設也。其餘人類之不同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？必欲盡以二字為標題，夫子亦雲方人，我則不暇矣。歐陽《五代》一史，盡人皆署其品目，豈所語於《春秋》經世，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？方州之志，刪取事略，區類以編，觀者索然，如窺點鬼之簿。至於名賢列女，別有狀志傳銘，又為分裂篇章，別著藝文之下。於是無可奈何，但增子注，此雲詳見某卷，彼雲已列某條，復見疊出，使人披閱為勞，不識何故而好為自擾也！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。
近代之人，據所見聞，編次列傳，固其宜也。伊古有人，已詳前史，錄其史傳正文，無所更易，抑亦馬、班遞相刪述，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。雖然，列史作傳，一書之中，互為詳略，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。是以《陳餘傳》中，並詳張耳之跡，管晏政事，備於太公之篇，其明驗也。今既裁史以入志，猶仍列傳原文，而不採史文之互見，是何以異於鍥彼舟痕，而求我故劍也？
史文有訛謬，而志家訂正之，則必證明其故，而見我之改易，初非出於得已也。是亦時勢使然，故司馬氏《通鑒考異》，不得同馬、班之自我作古也。至於史文有褒貶，《春秋》以來，未有易焉者也。乃撰志者，往往採其長而諱所短，則不如勿用其文，猶得相忘於不覺也。志家選史傳以入藝文，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。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，求其所刪所節之故，而又無所證也，是則欲諱所短，而不知適以暴之矣。
史傳之先后，約略以代次；否則屈賈、老莊之別有命意也。比事屬辭，《春秋》之教也，比興於是存焉爾；疏通知遠，《尚書》之教也，象變亦有會焉爾。為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，是則為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。
○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
列女之傳，傳其幸也。史家標題署目之傳，儒林、文苑、忠義、循良，及於列女之篇，莫不以類相次，蓋自蔚宗、伯起以還，率由無改者也。第儒林、文苑，自有傳家，忠義、循良，勒名金石，且其人世不數見，見非一端，太史搜羅，易為識也。貞女節婦，人微跡隱，而綱維大義，冠冕人倫；地不乏人，人不乏事，輶軒遠而難採，輿論習而為常。不幸不值其時，或值其時而讬之非人，雖有高行奇節，歸於草木同萎，豈不惜哉！永清舊志，列女姓氏寥寥；覆按其文，事實莫考，則讬非其人之效也。舊志留青而后，新編未輯以前，中數十年，略無可紀，則值非其時之效也。今玆博採廣詢，備詳行實，其得與於列傳，玆非其幸歟？幸其遇，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！
列女之名，仿於劉向，非烈女也。曹昭重其學，使為丈夫，則儒林之選也。蔡琰著其才，使為丈夫，則文苑之材也。劉知幾譏範史之傳蔡琰，其說甚謬；而后史奉為科律，專書節烈一門。然則充其義例，史書男子，但具忠臣一傳足矣；是之謂不知類也。永清列女，固無文苑儒林之選，然而夫死在三十內，行年曆五十外，中間嫠處，亦必滿三十年；不幸夭亡，亦須十五年后，與夫四十歲外，律令不得不如是爾。婦德之賢否，不可以年律也。穆伯之死，未必在敬姜三十歲前；杞梁妻亡，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后也。以此推求，但覈真偽，不復拘歲年也。州縣之書，密邇而易於徵實，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，不得不存限制者也。
遷、固之書不著列女，非不著也；巴清敘於《貨殖》，文君附著《相如》，唐山之入《藝文》，緹縈之見《刑志》，或節或孝，或學或文，磊落相望；不特楊敞之有智妻，買臣之有愚婦也。蓋馬、班法簡，尚存《左》、《國》餘風，不屑屑為區分類別；亦猶四皓、君平之不標隱逸，鄒、枚、嚴、樂之不署文苑也。李延壽《南》、《北》二史，同出一家；《北史》仍魏、隋之題，特著《列女》；《南史》因無列女原題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，雜次《孝義》之篇；遂使一卷之中，男女無所區別，又非別有取義，是直謂之繆亂而已，不得妄讬於馬、班之例也。至於類族之篇，亦是世家遺意，若王、謝、崔、盧孫曾支屬，越代同篇；(王、謝、崔、盧，本史各分朝代，而李氏合為一處也。)又李氏之寸有所長，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。今以《列女》之篇，自立義例。其牽連而及者，或威姑年邁而有懿德，或子婦齒稚而著芳型，並援劉向之例。(劉向之例，列女乃羅列女行，不拘拘為節烈也。姑婦相附，又世家遺意也。)一並聯編，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。其或事系三從，行詳一族，雖是貞節正文，亦為別出門類；(如劉氏守節，而歸義門列傳之類。)庶幾事有統貫，義無枝離，不拘拘以標題為繩，猶得《春秋》家法，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。
範史列傳之體，人自為篇，篇各為論，全失馬、班合傳，師法《春秋》之比事屬辭也。(馬、班分合篇次，具有深意，非如範史之取足成卷而已。故前《漢書》於簡帙繁重之處，寧分上中下而仍為一篇，不肯分其篇為一二三也。)至於《列女》一篇，敘例明雲不專一操矣。(《自敘》雲："錄其高秀，不專一操"而已。)乃雜次為編，不為分別置論，(他傳往往一人事畢，便立論斷，破坏體裁。此處當分，反無論斷。)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誤耶？今志中列傳，不敢妄意分合，破體而作論贊。惟玆《列女》一篇，參用劉向遺意。(列傳不拘一操，每人各為之贊。)各為論列，抑亦詩人詠嘆之義雲爾。其事屬平恆，義無特著，則不復綴述焉。太史標題，不拘繩尺，(傳首直稱張廷尉、李將軍之類。)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。至班氏列傳，而名稱無假借矣。範史列傳，皆用班傳書法；而《列女》一篇，章首皆用郡望夫名，既非地理之志，何以地名冠首？又非男子之文，何必先出夫名？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。(當雲某氏，某郡某人之妻，不當雲某郡某人妻某也。)至於曹娥、叔先雄二女，又以孝女之稱，揭於其上，何蔚宗之不憚煩也？篇首既標列女，曹昭不聞署賢母也，蔡琰不聞署才女也，皇甫不聞稱烈婦也，龐氏不聞稱孝婦也，是則娥、雄之加藻飾，又豈《春秋》據事直書，善惡自見之旨乎？末世行文，至有敘次列女之行事，不書姓氏，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，何以異於科舉制義，破題人不稱名，而稱聖人、大賢、賢者、時人之例乎？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。今以女氏冠章，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，且詳書其村落，以為后此分鄉析縣之考徵。其貞烈節孝之事，觀文自悉，不復強裂題目，俾覽者得以詳焉。(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。今人不稱節婦貞女，即稱之曰氏，古人無此例也。稱其節婦貞女，是破題也。稱之謂氏，是呈狀式也。)
先后略以時代為次。其出於一族者，合為一處；時代不可詳者，亦約略而附焉。
無事可敘，亦必詳其婚姻歲月，及其見存之年歲者，其所以不與人人同面目，惟此區區焉耳。噫！人且以是為不憚煩也。(其有不載年歲者，詢之而不得耳。)
○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
史家闕文之義，備於《春秋》。兩漢以還，伏、鄭傳經，馬、班著史；經守師說，而史取心裁，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，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。(《公》、《穀》異聞，不著於《左氏》；《左氏》別見，不存於《公》、《穀》。)夫經尊而傳別其文，故入主出奴，體不妨於並載；史直而語統於一，則因削明筆，例不可以兼存，固其勢也。司馬氏肇法《春秋》，創為紀傳，其於傳聞異辭，折衷去取，可謂慎矣。顧石室金匱，方策留遺，名山大川，見聞增益。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，與夫古文乖異，以及書闕有間，其軼時時見於他說雲雲者，但著所取，而不明取之之由；自以為闕，而不存闕之之說；是則廁足而致之黃泉，容足之外，皆棄物矣。夫子曰："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。"聞欲多而疑存其闕，慎之至也。馬、班而下，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，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，又復何闕之有哉？
闕疑之例有三：有一事兩傳而難為衷一者，《春秋》書陳侯鮑卒，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。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，《春秋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。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為解者，《春秋》書恆星不見，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。韓非《儲說》，比次春秋時事，凡有異同，必加或曰雲雲，而著本文之下，則甲戌己丑之例也。孟子言獻子五友，而僅著二人，則郭公夏五之例也。《檀弓》書馬驚敗績，而不書馬中流矢，是恆星不見之例也。馬、班以還，書聞見而示意者，蓋有之矣；一事兩書，以及空存事目者，絕無聞焉。如謂經文得傳而明，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，則別存篇目，而明著闕疑以俟訪，未見體裁之有害也。
史無闕訪之篇，其弊有十。一己之見，折衷群說，稍有失中，后人無由辨正，其弊一也。才士意在好奇，文人義難割愛，猥雜登書，有妨史體，削而不錄，又闕情文，其弊二也。傳聞必有異同，勢難盡滅其跡，不為敘列大凡，則稗說叢言，起而淆亂，其弊三也。初因事實未詳，暫置不錄，后遂闕其事目，等於入海泥牛，其弊四也。載籍易散難聚，不為存證崖略，則一時之書，遂與篇目俱亡，后人雖欲考求，淵源無目，其弊五也。一時就所見聞，易為存錄，后代<蟲連>蜷補綴，辭費心勞，且又難以得實，其弊六也。《春秋》有口耳之受，馬、班有專家之學，史宗久失，難以期之馬氏外孫，班門女弟，不存闕訪，遂致心事難明，其弊七也。史傳之立意命篇，如《老莊》、《屈賈》是也；標題類敘，如《循吏》、《儒林》是也；是於史法，皆有一定之位置，斷無可綴之旁文。凡有略而不詳，疑而難決之事，不存闕訪之篇，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，類例不清，文辭難稱粹潔，其弊八也。開局修書，是非哄起，子孫欲表揚其祖父，朋黨各自逞其所私；苟使金石無徵，傳聞難信，不立闕訪，以杜請謁，(如雲事實尚闕，而所言既有如此，謹存其略，而容后此之參訪，則雖有惼心之人，亦無從起爭端也。)無以謝絕一偏之言，其弊九也。史無別識心裁，便如文案孔目；苟具別識心裁，不以闕訪存其補救，則才非素王，筆削必多失平，其弊十也。
或謂史至馬、班極矣，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。今必遠例《春秋》，而近祧《史》、《漢》，后代史家亦有見及於此者乎？答曰：后史皆宗《史》、《漢》。《史》、《漢》未具之法，后人以意創之，大率近於類聚之書，皆馬、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。夫以步趨馬、班，猶恐不及，況能創意以救馬、班之失乎？然有窺見一二，而微存其意者，功亦不可盡誣也。陳壽《蜀志》，以諸葛不立史官，蜀事窮於搜訪，因於十五列傳之末，獨取楊戲《季漢輔臣贊》，與《益部耆舊雜記》以補之。常璩《華陽國志》，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，曆久相傳，而遺言軼事，無所考見者，《序志》之篇，皆列其名，而無所筆削。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。惜其未能發凡起例，特著專篇；后人不暇搜其義蘊，遂使獨斷之學，與比類之書，接踵於世，而《春秋》之旨微矣。
近代府縣志書，例編人物一門，廁於山川祠墓、方物土產之間，而前史列傳之體，不復致思焉。其有豐功偉績，與夫潛德幽光，皆約束於盈寸之節略，排纂比次，略如類書；其體既褻，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。舊志所載，人物寥寥，而稱許之間，漫無區別，學皆伏、鄭，才盡班、揚，吏必龔、黃，行惟曾、史。且其文字之體，尤不可通，或如應酬膚語，或如案牘文移，泛填排偶之辭，閒雜帖括之句，循名按實，開卷茫然。凡若此者，或是鄉人庸行，請讬濫收；或是當日名流，失傳事實；削之則九原負屈，編之則傳例難歸。又如一事兩說，參差異同，偏主則褒貶懸殊，並載則抑揚無主，欲求名實無憾，位置良難。至於近代之人，開送事跡，俱為詳詢端末，縴悉無遺，具編列傳之中，曾無時世之限；其間亦有姓氏可聞，實行莫著，濫收比類之冊，或可奄藏，入諸史氏體裁，難相假借。今為別裁闕訪，同占列傳之篇，各為標目，可與正載諸傳，互相發明。是用敘其義例，以待后來者之知所審定雲爾。
○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
史家著作成書，必取前人撰述，匯而列之；所以辨家學之淵源，明折衷之有自也。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，猶是莊生之敘禽、墨，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。至司馬遷《十二諸侯表敘》，則於呂覽、虞卿、鐸椒、左丘明諸家，所為《春秋》家言，反覆推明著書之旨，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。(史遷紹述《春秋》，即虞、呂、鐸、左之意，人譏其僣妄非也。)班固作遷列傳，範氏作固列傳，家學具存。至沈約之傳範氏，姚氏之傳沈約，不以史事專篇為重，於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。今玆修志，而不為前志作傳，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，又甚於沈、姚之不存家學也。蓋州縣舊志之易亡，又不若範史、沈書之力能自壽也。
紀述之重史官，猶《儒林》之重經師，《文苑》之重作者也。《儒林列傳》當明大道散著，師授淵源；《文苑列傳》當明風會變遷，文人流別；此則所謂史家之書，非徒紀事，亦以明道也。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，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，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。況史學之重，遠紹《春秋》，而后史不立專篇，乃令專門著述之業，湮而莫考，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？夫列史具存，而不立專傳，弊已如是，況州縣之書，跡微易隱，而可無專錄乎？
書之未成，必有所取裁，如遷史之資於《世本》、《國策》，固書之資於馮商、劉歆，是也。書之既成，必有其傳述，如楊惲之布遷書，馬融之受漢史，是也。書既成家，必有其攻習，如徐廣、崔骃之注馬，服虔、應劭之釋班，是也。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。
馬、班而后，家學漸衰，(世傳之家學也。)而豪杰之士，特立名家之學起，如《后漢書》之有司馬彪、華嶠、謝承、範蔚宗諸家，而《晉書》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，是也。同紀一朝之跡，而史臣不領專官，則人自為編，家各為說；不為敘述討論，萃合一篇之內，何以得其折衷？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。
六代以還，名家復歇，(父子世傳為家學，一人特撰為名家。)而集眾修書之法行，如唐人之修《晉書》，元人之修《宋》、《遼》、《金》三史，是也。監修大臣，著名簡端，而編纂校勘之官，則隱顯不一。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，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，某志某傳輯自何人，孰為草創規條，孰為潤色文採，不為整齊綴合，各溯所由，未免一書之中，優劣互見，而功過難知。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。
若夫日曆起居之法，延閣廣內之藏，投牒議謚之制，稗官野史之徵，或於傳首敘例，詳明其制；或於傳終論述，推說其由，無施不可。亦猶儒林傳敘，申明學制，表立學官之遺意也。誠得此意而通於著作，猶患史學不舉，史道不明，未之聞也。
志乘為一縣之書，即古者一國之史也，而世人忽之；則以家學不立，師法失傳，文不雅馴，難垂典則故也。新編告成，而舊書覆瓮，未必新書皆優，而舊志盡劣也。舊志所有，新志重復載之，其筆削之善否，初未暇辨；而舊志所未及載，新志必有增益，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一矣。纂述之家，喜炫己長，后起之書，易於攻摘。每見修志諸家，創定凡例，不曰舊書荒陋，則雲前人無稽，后復攻前，效尤無已。其實狙公顛倒三四，本無大相徑庭；但前人已往，質證無由，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二矣。州縣之書，率多荒陋，文人學士，束而不觀。其有特事搜羅，旁資稽索，不過因此證彼，初非耽悅本書。新舊二本，雜陳於前，其翻閱者，猶如科舉之士，購求程墨，陰陽之家，檢視憲書，取新棄舊，理勢固然，本非有所特擇，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三矣。夫索綏《春秋》，(索綏撰《前涼春秋》。)端資邊瀏；(瀏承張駿之命，集涼內外事。)常璩《國志》，(《華陽國志》也。)半襲譙周。(《華陽國志》載李氏始末。其劉氏二志，大率取裁譙周《蜀本紀》。)是則一方之書，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，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，豈非得魚忘筌，習而不察？又何怪於方志之書，放失難考耶？
主修之官，與載筆之士，撰著文辭，不分名實；前志之難傳，一也。序跋虛設，於書無所發明；前志之難傳，二也。(如有發明，則如馬、班之錄《自序》，可以作傳矣。)作志之人，行業不詳；前志之難傳，三也。書之取裁，不標所目；前志之難傳，四也。志當遞續，非萬不得已，不當迭改；迭改之書，而欲並存，繁重難勝；前志之難傳，五也。於難傳之中，而為之作傳，蓋不得已而存之，推明其故，以為后人例也。
○永清縣志文徵序例
《永清縣志》告成，區分紀、表、圖、書、政略、列傳六體，定著二十五篇，篇各有例。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，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並收入本志者，又自以類相從，別為奏議、徵實、論說、詩賦，各為一卷，總四卷。卷為敘錄如左，而總敘大指，以冠其編。
敘曰：古人有專守之官，即有專掌之故；有專門之學，即有專家之言；未有博採諸家，匯輯眾體，如后世文選之所為也。官失學廢，文採愈繁。以意所尚，採掇名雋，若蕭氏《文選》，姚氏《文粹》，是也。循流溯源，推而達於治道，《宋文之鑒》是也。相質披文，進而欲為史翼，《元文之類》是也。是數子之用心，可謂至矣。然而古者十五《國風》、八國《國語》，以及晉乘、楚梼杌、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，則列國史書，與其文誥聲詩，相輔而行。在昔非無其例也。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繁瑣，欲取詔誥章疏之屬，以類相從，別為一體，入於紀傳之史，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，相輔益章之義矣。第窺古人之書，《國語》載言，必敘事之終始；《春秋》義授左氏，《詩》有國史之敘，故事去千載，讀者洞然無疑。后代選文諸家，掇取文辭，不復具其始末，如奏議可觀，而不載報可，寄言有讬，而不述時世，詩歌寓意，而不綴事由，則讀者無從委決，於史事復奚裨乎？《文選》、《文粹》，固無足責；《文鑒》、《文類》，見不及斯，豈非尺有所短者哉？近人修志，藝文不載書目，濫入詩文雜體，其失固不待言；亦緣撰志之時，先已不辨為一國史裁，其猥陋雜書，無所不有，亦何足怪？今玆稍為釐正，別具《文徵》，仍於詩文篇后，略具始末，便人觀覽，疑者闕之。聊於敘例，申明其旨雲爾。
奏議敘錄
奏議之文，所以經事綜物，敷陳治道；文章之用，莫重於斯。而蕭統選文，用賦冠首；后代撰輯諸家，奉為一定科律，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。如謂彼固辭章家言，本無當於史例，則賦乃六義附庸，而列於詩前；騷為賦之鼻祖，而別居詩后，其任情顛倒，亦復難以自解。而《文苑》、《文鑒》，從而宗之，又何說也？今以奏議冠首，以為輯文通例，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雲爾。
史家之取奏議，如《尚書》之載訓誥，其有關一時之制度，裁入書志之篇；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，編諸列傳之內。然而紀傳篇幅，各有限斷，一代奏牘，文字繁多，廣收則史體不類，割愛則文有闕遺。按班氏《漢書》，備詳書奏，然覆檢《藝文志》內，石渠奏議之屬，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論述冊詔之傳，未嘗不於正史之外，別有專書。然則奏議之編，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為表里者也。前人編《漢魏尚書》，近代編《名臣章奏》，皆體嚴用鉅，不若文士選文之例，而不知者，往往忽而不察，良可惜也。
杜佑撰《通典》，於累朝制度之外，別為禮議二十餘卷，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，而談言有中，存其名理。此則著書之獨斷，編次之通裁，其旨可以意會，而其說不可得而跡泥者也。然而專門之書，自為裁制，或刪或節，固無不可。史志之體，各有識職，徵文以補書志之闕，則錄而不敘，自由舊章。今採得奏議四篇，咨詳稟帖三篇，亦附錄之，為其官府文書，近於奏議，故類入焉。其先后一以年月為次，所以備事之本末雲爾。
徵實敘錄
徵實之文，史部傳記支流。古者史法謹嚴，記述之體，各有專家。是以魏晉以還，文人率有別集。然而諸史列傳，載其生平著述，止雲詩賦箴銘頌誄之屬，共若干篇而已。未聞載其記若干首，傳若干章，志若干條，述若干種者也。由是觀之，則記傳志述之體，古人各為專門之書，初無散著文集之內，概可知矣。唐宋以還，文集之風日熾，而專門之學杳然。於是一集之中，詩賦與經解並存，論說與記述同載，而裒然成集之書，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。若夫選輯之書，則蕭統《文選》不載傳記，《文苑》、《文鑒》始漸加詳，蓋其時勢然也。文人之集，可徵史裁，由於學不專家，事多旁出，豈不洵歟？
徵實之體，自記事而外，又有數典之文，考據之家，所以別於敘述之文也。以史法例之，記事乃紀傳之餘，數典為書志之裔，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。記事之源，出於《春秋》，而數典之源，本乎官《禮》，其大端矣。數典之文，古來亦具專家，《戴記》而后，若班氏《白虎通議》，應氏《風俗通議》，蔡氏《獨斷》之類，不可勝數。而文人入集，則自隋唐以前，此體尤所未見者也。至於專門學衰，而文士偶據所得，筆為考辨，著為述議，成書則不足，削棄又可惜，於是無可如何，編入文集之中，與詩賦書表之屬，分占一體，此后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。
徵實之文，與本書紀事，尤相表里，故採錄校別體為多。其傳狀之文，有與本志列傳相仿佛者，正以詳略互存，且以見列傳採摭之所自，而筆削之善否工拙，可以聽后人之別擇審定焉，不敢自據為私也。碑刻之文，有時不入金石者，錄其全文，其重在徵事得實也。仍於篇后著石刻之款識，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。
論說敘錄
論說之文，其原出於《論語》。鄭氏《易》雲："雲電屯，君子以經綸。言論撰書禮，樂施政事。"蓋當其用，則為典謨訓誥；當其未用，則為論撰說議，聖人制作，其用雖異，而其本出於一也。周秦諸子，各守專家，雖其學有醇駁，語有平陂；然推其本意，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，筆之於書，而非有意為文章華美之觀；是論說之本體也。自學不專門，而文求綺麗，於是文人撰集，說議繁多。其中一得之見，與夫偶合之言，往往亦有合於古人；而根本不深，旨趣未卓，或諸體雜出，自致參差；或先后匯觀，竟成復沓；此文集中之論說，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。唐馬總撰《意林》，裁節諸子，標其名雋，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。今玆選文，存其論之合者，亦撰述之通義也。
《文選》諸論，若《過秦》、《辨亡》諸篇，義取抑揚詠嘆，旨非抉摘發揮；是乃史家論贊之屬，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，與唐宋諸論，名同實異。然《養生》、《博弈》諸篇，則已自有命意；斯固文集盛行，諸子風衰之會也。蕭氏不察，同編一類，非其質矣。
諸子一變而為文集之論議，再變而為說部之劄記，則宋人有志於學，而為返朴還淳之會也。然嗜好多端，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，而為之太易，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。遍閱作者，求其始末，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，取其偶然所得，一時未能結撰者，劄而記之，積少致多，裒成其帙耳。故義理率多可觀，而宗旨終難究索也。
永清文獻荒蕪，論說之文，無可採擇，約存一首，聊以備體，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。
詩賦敘錄
詩賦者，六籍之鼓吹，文章之宣節也。古者聲詩立教，鏗鏘肄於司樂，篇什敘於太史；事領專官，業傳學者；欲通聲音之道，或求風教所施，詢諸掌故，本末犁然，其具存矣。自詩樂分源，俗工惟習工尺，文士僅攻月露；於是聲詩之道，不與政事相通；而業之守在專官，存諸掌故者，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。然漢魏而還，歌行樂府，指事類情；就其至者，亦可考其文辭，證其時事。唐宋以后，雖雲文士所業，而作者繼起，發揮微隱，敷陳政教；採其尤者，亦可不愧古人。故選文至於詩賦，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，斯庶幾矣。
劉氏《七略》，以封禪儀記入《禮經》，秦官奏議、《太史公書》入《春秋》，而《詩賦》自為一略，不隸《詩經》；則以部帙繁多，不能不別為部次也。惜其敘例，不能申明原委，致開后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。至於賦乃六義之一，其體誦而不歌。而劉《略》所收，篇第倍蓰於詩，於是以賦冠前，而詩歌雜體，反附於后，以致蕭《選》以下，奉為一定章程，可謂失所輕重者矣。又其詩賦區為五種，若雜賦一門，皆無專主名氏，體如后世總集之異於別集。詩歌一門，自為一類，雖無敘例，觀者猶可以意辨之，知所類別。至屈原以下二十家，陸賈以下二十一家，孫卿以下二十五家，門類既分為三，當日必有其說；而敘例闕如，(如諸子之目后敘明某家者流，其原出於古者某官雲雲是也。)不與諸子之書，同申原委；此詩賦一略，后人所為欲究遺文，而莫知宗旨者也。
州縣文徵，選輯詩賦，古者《國風》之遺意也。舊志八景諸詩，頗染文士習氣，故悉刪之，所以嚴史例也。文丞相詞與《祭漯河文》，非詩賦而並錄之者，有韻之文，如銘箴頌誄，皆古詩之遺也。
○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
班固《古今人表》，為世詬詈久矣。由今觀之，斷代之書，或可無需人表；通古之史，不可無人表也。固以斷代為書，承遷有作，凡遷史所闕門類，固則補之；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跡，但畫西京為界也。是以《地理》及於《禹貢》、《周官》，《五行》羅列春秋戰國；人表之例，可類推矣。人表之失，不當以九格定人，強分位置，而聖仁智愚，妄加品藻，不得《春秋》謹嚴之旨。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，名與實舛，說亦良允。其餘紛紛議其不當作者，皆不足為班氏病也。向令去其九等高下，與夫仁聖愚智之名，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，或以都分國別異有標題，橫列為經，而以年代先后標著上方，以為之緯；且明著其說曰，取補遷書，作列傳之稽檢。則其立例，當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，而豈至反為人詬詈哉？甚矣，千古良法，沉溺於眾毀之餘，而無有精史裁者，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。近代馬氏《繹史》，蓋嘗用其例矣。然馬氏之書，本屬纂類，不為著作。推其用意，不過三代去今日久，事文雜出，茫無端緒，列為人表，則一經傳姓名考耳。且猶貶置班表，不解可為遷書補隙；又不解擴其義類，可為史氏通裁；顧曰人表，若為《繹史》而作，則亦未為知類者也。
夫通古之史，所書事跡，多取簡編故實；非如當代紀載，得於耳聞目見，虛實可以互參。而既為著作，自命專家，則列傳去取，必有別識心裁，成其家言；而不能盡類以收，同於排纂，亦其勢也。(即如《左傳》中事，收入《史記》。而子產、叔向諸人，不能皆編列傳。《人表》安可不立？)至前人行事，雜見傳記，姓名隱顯，不無詳略異同。列傳裁斷所餘，不以人表收其梗概，則略者致譏掛漏，詳者被謗偏徇，即后人讀我之書，亦覺闕然少繩檢矣。故班氏之《人表》，於古蓋有所受，不可以輕議也。
○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
或曰：通史之需人表，信矣。斷代之史，子言或可無需人表，或之雲者，未定辭也。斷代無需徵古，何當有人表歟？曰：斷代書不一類，約計蓋有三門，然皆不可無人表也。較於通史，自稍緩耳；有之，斯為美矣。史之有列傳也，猶《春秋》之有《左氏》也。《左氏》依經而次年月，列傳分人而著標題，其體稍異；而其為用，則皆取足以備經(《春秋》。)紀(本紀。)之本末而已矣。治《左氏》者，嘗有列國《公子譜》矣。治斷代紀傳之文者，僅有班《書》、《人表》，甫著錄而已為叢詬所加，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歟？夫《春秋》、《公子》、《謚族》諸譜，(杜預等。)《名字異同》諸錄，(馮繼先等。)治編年者，如彼其詳。而紀傳之史，僅一列傳目錄，而列傳數有限制；即年表世表，亦僅著王侯將相，勢自不能兼該人物，類別區分。是以學者論世知人，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，大抵渺然難知；則人表之不可闕也，信矣。
顧氏炎武曰："史無年表，則列傳不得不多；列傳既多，則文繁而事反遺漏。"因謂其失始於陳壽，而範、沈、姚、李諸家，咸短於此。顧氏之說，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。年表自不可廢；然王公將相，範、沈、姚、李諸史，所占篇幅幾何？唐宋之史，復立年表，而列傳之繁，乃數倍於範沈諸書，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？夫不立人表，則列傳不得不多，年表猶其次焉者耳。而人表方為史家怪笑，不敢復犯，宜其紛紛著傳，如填戶版，而難為決斷，定去取矣。
夫通古之史，所取於古紀載，簡冊具存；不立人表，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，未為晚也。斷代之史，或取裁於簿書記注，或得之於耳目見聞，勢必不能盡類而書，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，牽聯而及；則縱攬人名，區類為表，亦足以自見凡例，且嚴列傳通裁，豈可更待后之人乎？夫斷代之史，上者如班、陳之專門名家，次者如晉唐之集眾所長，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。專門名家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；集眾所長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；強分抑配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棼。故曰，斷代之史，約計三門，皆不可無人表也。
○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
方志之表人物，何所仿乎？曰：將以救方志之弊也，非謂必欲仿乎史也，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。今之修方志者，其志人物，使人無可表也。且其所志人物，反類人物表焉，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，而表又非其表也。蓋方志之弊也久矣！史自司馬以來，列傳之體，未有易焉者也。方志為國史所取裁，則列人物而為傳，宜較國史加詳。而今之志人物者，刪略事實，總擷大意，約略方幅，區分門類。其文非敘非論，似散似駢；尺牘寒溫之辭，簿書結勘之語，濫收猥入，無復翦裁。至於品皆曾、史，治盡報、黃，學必漢儒，貞皆姜女，面目如一，情性難求；斯固等於自鄶無譏，存而不論可矣。即有一二矯矯，雅尚別裁，則又簡略其辭，謬讬高古；或仿竹書記注，或摩石刻題名，雖無庸惡膚言，實味通裁達識；所謂似表非表，似注非注，其為痼弊久矣。是以國史寧取家乘，不收方志，凡以此也。
夫志也，志也。人物列傳，必取別識心裁，法《春秋》之謹嚴，含詩人之比興。離合取舍，將以成其家言；雖曰一方之志，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。今為人物列表，其善蓋有三焉。前代帝王后紀，今存故里，志家收於人物，於義未安；削而不載，又似闕典。是以方志遇此，聚訟紛然，而私智穿鑿之流，往往節錄本紀，巧更名目，輾轉位置，終無確當。今於傳刪人物，而於表列帝王，則去取皆宜，永為成法。其善一也。史傳人物本詳，志家反節其略，此本類書摘比，實非史氏通裁。然既舉事文，歸於其義，則簡冊具有名姓，亦必不能一概而收，如類纂也。玆於古人見史策者，傳例苟無可登，列名人物之表，庶幾密而不猥，疏而不漏。其善二也。史家事跡，目詳於耳，寬今嚴古，勢有使然。至於鄉黨自好，家庭小善，義行但存標題，節操止開年例；史法不收，志家宜具。傳無可著之實，則文不繁猥；表有特著之名，則義無屈抑，其善三也。凡此三者，皆近志之通病，而作家之所難言。故曰：方志之表人物，將以救方志之弊也。
○亳州志掌故例議上
先王制作，存乎六藝，明其條貫，天下示諸掌乎？夫《書》道政事，典、謨、貢、範，可以為經要矣。而《周官》器數，不入四代之書。夏禮、殷禮，夫子能言，而今已不存其籍。蓋政教典訓之大，自為專書；而人官物曲之細，別存其籍，其義各有攸當。故以周孔經綸，不能合為一也。司馬遷氏紹法《春秋》，著為十二本紀，其年表列傳，次第為篇，足以備其事之本末；而於典章制度，所以經緯人倫，綱維世宙之具，別為八書，以討論之。班氏廣為十志，后史因之，互有損益，遂為史家一定法矣。昔韓宣子見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謂周《禮》在魯。左氏綜紀《春秋》，多稱禮經。書志之原，蓋出官《禮》。《天官》未改天文，《平準》未改食貨，猶存《漢書》一二名義，可想見也。鄭樵乃雲："志之大原，出於《爾雅》"，非其質矣。然遷、固書志，採其綱領，討論大凡，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，得與紀傳互相發明，足矣。至於名物器數，以謂別有專書，不求全備，猶左氏之數典徵文，不必具《周官》之縴悉也。司馬《禮書》末雲："俎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"其他抑可知矣。
自沈、範以降，討論之旨漸微，器數之加漸廣。至歐陽《新唐》之志，以十三名目，成書至五十卷，官府簿書，泉貨注記，分門別類，惟恐不詳。《宋》、《金》、《元史》繁猥愈甚，盈床疊幾，難窺統要。是殆欲以《周官》職事，經禮容儀，盡入《春秋》，始稱全體。則夫子刪述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不必分經為六矣。夫馬、班書志，當其創始，略存諸子之遺。《管子》、《呂覽》、《鴻烈》諸家，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，採掇制數，運以心裁，勒成一家之言，其所仿也。馬、班豈不知名數器物，不容忽略，蓋謂各有成書，不容於一家之言，曲折求備耳。如欲曲折求備，則文必繁蕪，例必龐雜，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。惟夫經生策括，類家纂要，本非著作，但欲事物兼該，便於尋檢，此則猥陋無足責耳。史家綱紀群言，將勒不朽，而惟沾沾器數，拾給不暇，是不知《春秋》官《禮》，意可互求，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。
○亳州志掌故例議中
簿書縴悉，既不可溷史志，而古人甲乙張本，后世又無由而知，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，其道何從？曰：叔孫章程，韓信軍法，蕭何律令，皆漢初經要之書，猶《周官》之六典也。《漢志》禮樂刑法，不能賅而存之，亦以其書自隸宮府，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。官失書亡，則以其體繁重，勢自不能行遠，自古如是，不獨漢為然矣。歐、宋諸家，不達其故，乃欲藉史力以傳之。夫文章易傳，而度數難久，故《禮》亡過半，而《樂經》全逸。六藝且然，況史文乎？且《唐書》倍漢，而《宋史》倍唐，已若不可勝矣。萬物之情，各有所極。倘后人再倍《唐》、《宋》而成書，則連床架屋，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，抑且遲之又久，終亦必亡。是則因度數繁重，反並史文而亡之矣，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？
然則前代章程故事，將遂聽其亡歟？曰：史學亡於唐，而史法亦莫具於唐。歐陽《唐志》未出，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，不可求全於史志也。劉氏有《政典》，杜氏有《通典》，並仿《周官》六典，包羅典章，鉅細兼收，書盈百帙。未嘗不曰君臣事跡，紀傳可詳，制度名數，書志難於賅備，故修之至汲汲也。至於宋初王氏有《唐會要》、《五代會要》，其后徐氏更為《兩漢會要》，則補苴前古，括代為書。雖與劉、杜之典，同源異流，要皆綜核典章，別於史志，義例昭然，不可易矣。夫唐宋所為典要，既已如彼；后人修唐宋書，即以其法，紀綱唐宋制度，使與紀傳之史，相輔而行；則《春秋》、《周禮》，並接源流。弈世遵行，不亦善乎？何歐陽述《唐》，元人纂《宋》，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，而猥加羅列，則亦不善度乎時矣。"或謂《通典》、《會要》之書，較馬、班書志之體為加詳耳。其於器物名數，亦復不能甄綜賅備，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，此又非知言也。古物苟存於今，雖戶版之籍，市井泉貨之簿，未始不可備考證也。如欲皆存而無裁制，則岱岳不足供藏書，滄海不足為墨瀋也。故為史學計其長策，紀、表、志、傳，率由舊章；再推周典遺意，就其官司簿籍，刪取名物器數，略有條貫，以存一時掌故，與史相輔而不相侵，雖為百世不易之規，可也。
○亳州志掌故例議下
掌故之原，始於官《禮》。百官具於朝廷，則惟國史書志，得而擷其要，國家會典會要之書，得而備其物與數矣。撰方志者，何得分志與掌故乎？曰：部寺卿監之志，即掌故也；擬於《周官》，猶夏官之有《司馬法》，冬官之有《考工記》也。部府州縣之志，乃國史之分體，擬於周制，猶晉《乘》、楚《梼杌》、與魯《春秋》也。郡縣異於封建，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。六曹職掌，在上頒而行之，在下承而奉之，較之國史，具體而微。志與掌故，各有其不可易，不容溷也。
今之方志，猥瑣庸陋，求於史家義例，似志非志，似掌故而又非掌故，蓋無以譏為也。然簿書案牘，頒於功令，守於吏典，自有一定科律；雖有奇才，不能為加；雖有愚拙，不能為損；名勝大邦，與荒僻陋邑，無以異也。故求於今日之志，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；求於今日之案牘，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。故曰：禮失求諸野也。夫治國史者，因推國史以及掌故，蓋史法未亡，而掌故之義不明，故病史也。治方志者，轉從掌故而正方志；蓋志義久亡，而掌故之守未墜；修其掌故，則志義轉可明矣。《易》曰："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"志義欲其簡而明也，然而事不可不備也。掌故欲其整以理也，然而要不容不挈也。徒以簡略為志，此《朝邑》、《武功》之陋識也。但知詳備為掌故，則胥史優為之，而不知其不可行矣。夫志者，志也。其事其文之外，蓋有義焉。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。而或誤以並省事跡，刪削文字，謂之簡也；其去古人，不亦遠乎？夫名家撰述，意之所在，必有別裁，或詳人之所略，或棄人之所取，初無一成之法。要讀之者，美愛傳久，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，斯乃有關於名教也。然不整齊掌故，別為專書，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。
《文史通義》 清·章學誠
文史通義 卷六 外篇一
文史通義 卷六 外篇一
○方志立三書議
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，必立三家之學，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。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，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，仿《文選》、《文苑》之體而作文徵。三書相輔而行，闕一不可；合而為一，尤不可也。懼人以謂有意創奇，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。
或曰：方志之由來久矣，未有析而為三書者。今忽析而為三，何也？曰：明史學也。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，至縴至析。余考之於《周官》，而知古人之於史事，未嘗不至縴析也。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謂："若晉《乘》、魯《春秋》、楚《梼杌》之類"，是一國之全史也。而行人又獻五書，太師又陳風詩。(詳見《志科議》，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，)是王朝之取於侯國，其文獻之徵，固不一而足也。苟可闕其一，則古人不當設是官，苟可合而為一，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。
或曰：封建罷為郡縣，今之方志，不得擬於古國史也。曰：今之天下，民彝物則，未嘗稍異於古也。方志不得擬於國史，以言乎守令之官，皆自吏部遷除，既已不世其家，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。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，豈有異乎？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，以謂諸侯各自為制度，略如后世割據之國史，不可推行於方志耳。不知《周官》之法，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，侯封之稟王章，不異后世之郡縣也。
古無私門之著述，六經皆史也。后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，惟《春秋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三家之流別耳。紀傳正史，《春秋》之流別也；掌故典要，官《禮》之流別也；文徵諸選，風《詩》之流別也。獲麟絕筆以還，后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，必積久而后漸推以著也。馬《史》班《書》以來，已演《春秋》之緒矣。劉氏《政典》，杜氏《通典》，始演官《禮》之緒焉。呂氏《文鑒》，蘇氏《文類》，始演風《詩》之緒焉。並取括代為書，互相資證，無空言也。
或曰：文中子曰："聖人述史有三，《書》、《詩》與《春秋》也。"今論三史，則去《書》而加《禮》，文中之說，豈異指歟？曰：《書》與《春秋》，本一家之學也。《竹書》雖不可盡信，編年蓋古有之矣。《書》篇乃史文之別具。古人簡質，未嘗合撰紀傳耳。左氏以傳翼經，則合為一矣。其中辭命，即訓誥之遺也；所徵典實，即貢範之類也。故《周書》訖平王，(《秦誓》乃附侯國之書。)而《春秋》讬始於平王，明乎其相繼也。左氏合而馬、班因之，遂為史家一定之科律，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，不知其然而然也。后人不解，而以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分別記言記事者，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。若夫官《禮》之不可闕，則前言已備矣。
或曰：樂亡而《書》合於《春秋》，六藝僅存其四矣。既曰六經皆史矣，后史何無演《易》之流別歟？曰：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，后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，時勢使然，聖人有所不能強也。上古雲鳥紀官，命以天時，唐、虞始命以人事；《堯典》詳命羲、和，《周官》保章，僅隸春官之中秩，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。《易》之為書也，開物成務，聖人神道設教，作為神物，以前民用。羲、農、黃帝不相襲，夏、商、周代不相沿，蓋與治曆明時，同為一朝之創制，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。后世惟以頒曆授時為政典，而占時卜日為司天之官守焉；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，時勢之不得不然。是以后代史家，惟司馬猶掌天官，而班氏以下，不言天事也。
或曰：六經演而為三史，亦一朝典制之鉅也。方州蕞爾之地，一志足以盡之，何必取於備物歟？曰：類例不容合一也。古者天子之服，十有二章，公侯卿大夫士差降，至於元裳一章，斯為極矣。然以為賤，而使與冠履並合為一物，必不可也。前人於六部卿監，蓋有志矣。然吏不知兵，而戶不侵禮，雖合天下之大，其實一官之偏，不必責以備物也。方州雖小，其所承奉而施布者，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，無所不備，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。國史於是取裁，方將如《春秋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，又何可忽歟？
或曰：自有方志以來，未聞國史取以為憑也。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？曰：方志久失其傳。今之所謂方志，非方志也。其古雅者，文人游戲，小記短書，清言叢說而已耳。其鄙俚者，文移案牘，江湖游乞，隨俗應酬而已耳。搢紳先生每難言之。國史不得已，而下取於家譜志狀，文集記述，所謂禮失求諸野也。然而私門撰著，恐有失實，無方志以為之持證，故不勝其考覈之勞，且誤信之弊，正恐不免也。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。方志既不為國史所憑，則虛設而不得其用，所謂觚不觚也，方志乎哉！
或曰：今三書並立，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？曰：有所分，亦有所增。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。史之為道也，文士雅言，與胥吏薄牘，皆不可用；然舍是二者，則無所以為史矣。孟子曰：其事，其文，其義，《春秋》之所取也。即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，而斷之以義，國史方志，皆《春秋》之流別也。譬之人身，事者其骨，文者其膚，義者其精神也。斷之以義，而書始成家。書必成家，而后有典有法，可誦可識，乃能傳世而行遠。故曰；志者志也，欲其經久而可記也。
或曰：志既取簿牘以為之骨矣，何又刪簿牘而為掌故乎？曰：說詳《亳州掌故》之例議矣，今復約略言之。馬遷八書，皆綜覈典章，發明大旨者也。其《禮書》例曰："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"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。馬遷所指為有司者，如叔孫朝儀，韓信軍法，蕭何律令，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，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。惜無劉秩、杜佑其人，別刪掌故而裁為典要。故求漢典者，僅有班書，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，其效易見也。則別刪掌故以輔志，猶《唐書》之有《唐會要》，《宋史》之有《宋會要》，《元史》之有《元典章》，《明史》之有《明會典》而已矣。
或曰：今之方志，所謂藝文，置書目而多選詩文，似取事言互證，得變通之道矣。今必別撰一書為文徵，意豈有異乎？曰：說詳《永清文徵》之序例矣，今復約略言之。志既仿史體而為之，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，當入紀傳之中，如班《書》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，可也。以選文之例而為藝文志，是《宋文鑒》可合《宋史》為一書，《元文類》可合《元史》為一書矣，與紀傳中所載之文，何以別乎？
或曰：選事仿於蕭梁，繼之《文苑英華》與《唐文粹》，其所由來久矣。今舉《文鑒》、《文類》，始演風詩之緒，何也？曰：《文選》、《文苑》諸家意在文藻，不徵實事也。《文鑒》始有意於政治，《文類》乃有意於故事，是后人相習久，而所見長於古人也。
或曰：方州文字無多，既取經要之篇入經傳矣，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，別為一書，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。曰：既已別為一書，義例自可稍寬。即《文鑒》《文類》，大旨在於證史，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。名筆佳章，人所同好，即不盡合於證史，未嘗不可兼收也。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，《詩》教自與《春秋》分轍也。近代方志之藝文，其猥濫者，毋庸議矣。其稍有識者，亦知擇取其有用，而慎選無多也。不知律以史志之義，即此已為濫收；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，雖倍增其藝文，猶嫌其隘矣。不為專輯一書，以明三家之學，進退皆失所據也。
或曰：《文選》諸體，無所不備，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，何謂也？曰：說詳《詩教》之篇矣，今復約略言之。《書》曰："詩言志。"古無私門之著述，經子諸史，皆本古人之官守；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。唐、宋以前，文集之中無著述。文之不為義解(經學、)傳記(史學、)論撰(子家)諸品者，古人始稱之為文。其有義解、傳記、論撰諸體者，古人稱書，不稱文也。蕭統《文選》，合詩文而皆稱為文者，見文集之與詩，同一流別也。今仿選例而為文徵，入選之文，雖不一例，要皆自以其意為言者，故附之於風詩也。
或曰：孔衍有《漢魏尚書》，王通亦有《續書》，皆取詔誥章疏，都為一集，亦《文選》之流也。然彼以衍書家，而不以入詩部，何也？曰：《書》學自左氏以后，並入《春秋》。孔衍、王通之徒，不達其義而強為之，故其道亦卒不能行。譬猶后世，濟水已入於河，而泥《禹貢》者，猶欲於滎澤、陶邱濬故道也。
或曰：三書之外，亦有相仍而不廢者，如《通鑒》之編年，本末之紀事，后此相承，當如俎豆之不祧矣。是於六藝，何所演其流別歟？曰：是皆《春秋》之支別也。蓋紀傳之史，本衍《春秋》家學，而《通鑒》即衍本紀之文，而合其志傳為一也。若夫紀事本末，其源出於《尚書》；而《尚書》中折而入於《春秋》，故亦為《春秋》之別也。馬、班以下，代演《春秋》於紀傳矣，《通鑒》取紀傳之分，而合之以編年，《紀事本末》又取《通鑒》之合，而分之以事類；而因事命篇，不為常例，轉得《尚書》之遺法。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，賁飾所為受以剝，剝窮所為受以復也。譬燒丹砂以為水銀，取水銀而燒之，復為丹砂，即其理矣。此說別有專篇討論，不具詳也。(此乃附論，非言方志。)
或曰：子修方志，更於三書之外，別有《叢談》一書何為邪？曰：此徵材之所餘也。古人書欲成家，非夸多而求盡也。然不博覽，無以為約取地。既約取矣，博覽所餘，攔入則不倫，棄之則可惜，故附稗野說部之流，而作叢談，猶經之別解，史之外傳，子之外篇也。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，何邪？三書皆經要，而《叢談》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。前人修志，則常以此類附志后，或稱餘編，或稱雜志。彼於書之例義，未見卓然成家，附於其后，故無傷也。既立三家之學，以著三部之書，則義無可惜，不如別著一編為得所矣。《漢志》所謂小說家流，出於稗官，街談巷議，亦採風所不廢雲爾。
○州縣請立志科議
鄙人少長貧困，筆墨干人，屢膺志乘之聘，閱曆志事多矣。其間評騭古人是非，斟酌后志凡例，蓋嘗詳哉其言之矣。要皆披文相質，因體立裁。至於立法開先，善規防后，既非職業所及，嫌為出位之謀，間或清燕談天，輒付泥牛入海。美志不效，中懷闕如。然定法既不為一時，則立說亦何妨俟后，是以願終言之，以待知者擇焉。
按《周官》宗伯之屬，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謂若晉《乘》、楚《梼杌》之類，是則諸侯之成書也。成書豈無所藉？蓋嘗考之周制，而知古人之於史事，未嘗不至縴悉也。司會既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；黨正"屬民讀法，書其德行道藝"；閭胥比眾，"書其敬敏任卹"；誦訓"掌道方志，以詔觀事，掌道方慝，以詔避忌，以知地俗"；小史"掌邦國之志，奠系世，辨昭穆"；訓方"掌導四方之政事，與其上下之志，誦四方之傳道"；形方"掌邦國之地域，而正其封疆"；山師川師"各掌山林川澤之名，辨物與其利害"；原師"掌四方之地名，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"；是於鄉遂都鄙之間，山川風俗，物產人倫，亦已鉅細無遺矣。至於行人之獻五書，職方之聚圖籍，大師之陳風詩，則其達之於上者也。蓋制度由上而下，採摭由下而上，惟採摭備，斯制度愈精，三代之良法也。后世史事，上詳於下。郡縣異於封建，方志不復視古國史，而入於地理家言，則其事已偏而不全。且其書無官守制度，而聽人之自為，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為典要，勢使然也。
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。三代以后之文章，可無三代之遺制；三代以后之政事，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。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，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？天下政事，始於州縣，而達乎朝廷，猶三代比閭族黨，以上於六卿；其在侯國，則由長帥正伯，以通於天子也。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，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。其自下而上，亦猶三代比閭族黨、長帥正伯之遺也。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，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。乃州縣掌故，因事為名，承行典吏，多添注於六科之外。而州縣紀載，並無專人典守，大義闕如。間有好事者流，修輯志乘，率憑一時採訪，人多庸猥，例罕完善；甚至挾私誣罔，賄賂行文。是以言及方志，荐紳先生每難言之。史官採風自下，州縣志乘如是，將憑何者為筆削資也？且有天下之史，有一國之史，有一家之史，有一人之史。傳狀志述，一人之史也；家乘譜牒，一家之史也；部府縣志，一國之史也；綜紀一朝，天下之史也。比人而后有家，比家而后有國，比國而后有天下。惟分者極其詳，然后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。譜牒散而難稽，傳志私而多諛；朝廷修史，必將於方志取其裁。而方志之中，則統部取於諸府，諸府取於州縣，亦自下而上之道也。然則州縣志書，下為譜牒傳志持平，上為部府徵信，實朝史之要刪也。期會工程，賦稅獄訟，州縣恃有吏典掌故，能供六部之徵求；至於考獻徵文，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，曾何足以當史官之採擇乎？州縣挈要之籍，既不足觀，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志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。夫期會工程，賦稅獄訟，六部不由州縣，而直問於民間，庸有當歟？則三代以后之史事，不亦難乎？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。無三代之官守典籍，即無三代之文章；苟無三代之文章，雖有三代之事功，不能昭揭如日月也。令史案牘，文學之儒，不屑道也。而經綸政教，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。后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，而官司掌故，不為史氏備其法制焉，斯則三代以后，離質言文，史事所以難言也。今天下大計，既始於州縣，則史事責成，亦當始於州縣之志。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，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。志有因人臧否、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，案牘無因人臧否、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；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，典守有一定之人，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。故州縣之志，不可取辦於一時，平日當於諸典吏中，特立志科，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，以充其選。而且立為成法，俾如法以紀載，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，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。積數十年之久，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，筆削以為成書，所謂待其人而后行也。如是又積而又修之，於事不勞，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，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。
然則立為成法將奈何？六科案牘，約取大略，而錄藏其副可也。官長師儒，去官之日，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，錄其始末可也。所屬之中，家修其譜，人撰其傳志狀述，必呈其副；學校師儒，採取公論，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。所屬人士，或有經史撰著，詩辭文筆，論定成編，必呈其副，藏於志科，兼錄部目可也。衙廨城池，學廟祠宇，堤堰橋梁，有所修建，必告於科，而呈其端委可也。銘金刻石，紀事摛辭，必摩其本，而藏之於科可也。賓興鄉飲，讀法講書，凡有舉行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，錄其所聞所見可也。置藏室焉，水火不可得而侵也。置鎖櫝焉，分科別類，歲月有時，封志以藏，無故不得而私啟也。仿鄉塾義學之意，四鄉各設採訪一人，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為之，俾搜遺文逸事，以時呈納可也。學校師儒，慎選老成，凡有呈納，相與持公覈實可也。夫禮樂與政事，相為表里者也。學士討論禮樂，必詢器數於宗祝，考音節於工師，乃為文章不讬於空言也。令史案牘，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，猶禮之有宗祝器數，樂之有工師音節也。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，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，與夫工師音節，則是無質之文，不可用也。獨於史氏之業，不為立法無弊，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？
或曰：州縣既立志科，不患文獻之散逸矣。由州縣而達乎史官，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，府與布政使司，可不過而問歟？曰：州縣奉行不實，司府必當以條察也。至於志科，既約六科案牘之要，以存其籍矣。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，以為府志取裁；司吏必約府科之要，以為通志取裁；不特司府之志，有所取裁，且兼收並蓄，參互考求，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。至於統部大僚，司科亦於去官之日，如州縣志科之於其官長師儒，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，詳其始末，存於科也。諸府官僚，府科亦於去官之日，錄如州縣可也。此則府志科吏，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，司志科吏，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，且有自為其司與府者，不容略也。
或曰：是於史事，誠有裨矣。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？曰：文章政事，未有不相表里者也。令史案牘，政事之憑藉也。有事出不虞，而失於水火者焉，有收藏不謹，而蝕於濕蠹者焉；有奸吏舞法，而竄竊更改者焉；如皆錄其要，而藏副於志科，則無數者之患矣。此補於政理者不鮮也。譜牒不掌於官，亦今古異宜，天下門族之繁，不能悉覈於京曹也。然祠襲爭奪，則有訟焉；產業繼嗣，則有訟焉；冒姓占籍，降服歸宗，則有訟焉；昏姻違律，則有訟焉；戶役隱漏，則有訟焉。或譜據遺失，或奸徒偽撰，臨時炫惑，叢弊滋焉。平日凡有譜牒，悉呈其副於志科，則無數者之患矣。此補於政理者，又不鮮也。古無私門之著述，蓋自戰國以還，未有可以古法拘也。然文字不隸於官守，則人不勝自用之私。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，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；晚近文集傳志之猥濫，說部是非之混淆，其瀆亂紀載，熒惑清議，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。苟於論定成編之業，必呈副於志科，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，則地近而易於質實，時近而不能讬於傳聞，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。此補於政理者，殆不可以勝計也。故曰文章政事，未有不相表里者也。
○地志統部
陽湖洪編修亮吉，嘗撰輯《乾隆府廳州縣志》，其分部乃用《一統志》例，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。余於十年前，訪洪君於其家，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，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。因曆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，以明例義。洪君意未然也。近見其所刻《卷施閣文集》，內有《與章進士書》，繁稱博引，痛駁分部之說。余終不敢謂然。又其所辨，多余向所已剖，不當復雲雲者。則余本旨，洪君殆亦不甚憶矣。因疏別其說，存示子弟，明其所見然耳，不敢謂己說之必是也。
統部之制，封建之世，則有方伯。郡縣之世，則自漢分十三部州；六朝州郡，制度迭改，其統部之官，雖有都督總管諸名，而建府無常，故唐人修五代地志，即《隋志》。不得統部之說，至以《禹貢》九州，畫分郡縣，其弊然也。唐人分道，宋人分路，雖官制統轄不常，而道路之名不改；故修地志者，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。元制雖亦分路，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為主，故又稱行省。而明改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，其守土之官，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。布政使司者，分部之名，而布政使者，統部之官，不可混也。然布政使司，連四字為言，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為省，人情樂趨簡便，故制度雖改，而當時流俗，止稱為省。沿習既久，往往見於章奏文移，積漸非一日矣。我朝布政使司，仍明舊制；而沿習稱省，亦仍明舊。此如漢制子弟封國，頒爵為王，而詔誥章奏，乃稱為諸侯王；當時本非諸侯，則亦徇古而沿其名也。但初制盡如明舊，故正名自當為布政使司。百餘年來，因時制宜，名稱雖沿明故，而體制與明漸殊。
今洪君書以乾隆為名，則循名責實，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。蓋初制巡撫無專地，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，而順天、應天間設巡撫；順天之外，又有正定，應天之外，又有鳳陽諸撫。不似今之統轄全部，自有專地。此當稱部院者一也。初制巡撫無專官。故康熙以前，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，其兼侍郎則二品，副都御史則三品，僉都御史則四品；今則皆兼兵部侍郎、右副都御史矣。其畫一制度，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。此當稱部院者二也。學差關部，皆有京職，去其京職，即無其官矣。今巡撫新除，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。雖故事相沿，未有不兼銜者；但既有應否之請，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。按《會典》、《品級考》諸書，已列巡撫為從二品，注雲："加侍郎銜正二。"則巡撫雖不兼京銜，已有一定階級，正如宋之京朝官，知州軍知縣事，雖有京銜，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。此當稱部院者三也。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。今戎政為總督專司，而巡撫亦有標兵，固無論矣。壇廟祭祀，向由布政使主祭者，而今用巡撫主祭。則當稱部院者四也。賓興大典，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，而今用巡撫關防。此當稱部院者五也。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，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。都司掌兵，按察使司提刑。是布政二使，內比六部；而按察一使，內比都察院也。今裁二使歸一，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，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，其職任與前異。故上自詔旨，下及章奏文移，皆指督撫為封疆，而不曰軺使；皆謂布政之司為錢谷總匯，按察之司為刑名總匯，而不以布政使為封疆。此尤準時立制，必當稱部院者六也。督撫雖同曰封疆，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；蓋兵部堂官，雖兼右都御史，而仍以戎政為主者也。巡撫頭銜則稱部院；蓋都察院堂官，雖兼兵部侍郎，而仍以察吏為主者也。故今制陪京以外，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，而斷無不隸巡撫之府州縣也。如河南、山東、山西，有巡撫而無總督。巡撫不必兼總督銜。直隸、四川、甘肅，有總督而無巡撫，則總督必兼巡撫銜。督撫事權相等，何以有督無撫，督必兼撫銜哉？正以巡撫部院，畫一職方制度，並非無端多此兼銜。此尤生今之時，宜達今之體制，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。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，而《會典》則例，六部文移，若吏部大計，戶部奏銷，禮部會試，刑部秋勘，皆止知有十八直省，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；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。(巡撫實止十五，總督兼缺有三。)故江蘇部院，相沿稱江蘇省久矣。蘇松布政使司，與江淮布政使司，分治八府三州，不聞公私文告，有蘇松直省、江淮直省之分。此尤見分部制度，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，必當稱部院者八也。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，不如布政使司正印，不得為地方正主，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為二五矣。如洪君說，則其所為府廳州縣之稱，亦不當也。府州縣固自有印，廳乃直隸同知，止有關防而無印也。同知發知府印，而關防可領職方；巡撫分都察院印，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，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。洪君又謂今制督撫，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，州雖領郡，而《漢志》仍以郡國為主，不以刺史列於其間。此比不甚親切。今制惟江蘇一部院，有兩布政使司；此外使司所治，即部院所治，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。然即洪君所言，則闞氏《十三州志》，自有專書，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。此當稱部院者十也。
夫制度更改，必有明文。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，賓主間耳。其稍尊者，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。自后台權漸重，三司奉行台旨。然制度未改，一切計典奏銷，賓興祭祀，皆布政使專主，故為統部長官，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。我朝百餘年來，職掌制度，逐漸更易。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，分治錢谷刑名，同為部院屬吏，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。一切大政大典，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，曆有明文，此朝野所共知也。而統部之當稱使司，與改稱部院，乃轉無明文，何哉？以官私文告，皆沿習便而稱直省，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，即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。律令典例，詔旨文移，皆有直省之稱；惟《一統志》尚沿舊例，稱布政使司，偶未改正。洪君既以乾隆名志，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？
或曰：《統志》乃館閣書，洪君遵制度而立例，何可非之？余謂統志初例已定，其后相沿未及改耳。(初例本當以司為主。)其制度之改使司而為部院者，以漸而更，非有一旦創新之舉，故館閣不及改也。私門自著，例以義起，正為制度雲然。且余所辨，不盡為洪君書也。今之為古文辭者，於統部稱謂，亦曰諸省，或曰某省。棄現行之制度，而借元人之名稱，於古蓋未之聞也。雍正、康熙以前，古文亦無使司之稱；(彼時理必當稱使司。)則明人便省文，而因仍元制，為古文之病也久矣。故余於古文辭，有當稱統部者，流俗或雲某省，余必曰某部院，或節文稱某部；流俗或雲諸省及某某等省，余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，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；庶幾名正為言順耳。使非今日制度，則必曰使司，或節文稱司，未為不可，其稱省則不可行也。或雲：詔旨章奏文移，何以皆仍用之？答曰：此用為辭語故無傷，非古文書事例也。且如詔旨章奏文移，稱布政為藩，按察為臬，府州縣長為守牧令，辭語故無害也，史文無此例矣。
○和州志皇言紀序例
《周官》，外史"掌四方之志"，又"以書使於四方，則書其令。"鄭氏注四方之志，"若魯之《春秋》，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"是也。書其令，謂"書王命以授使者"是也。鄉大夫於"正月之吉，受教法於司徒，退而頒之鄉吏。"孔氏疏"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"是也。夫畿內六鄉，天子自治，則受法於司徒，而畿外侯封，各治其國，以其國制自為《春秋》。(列國之史，總名《春秋》。)然而四方之書，必隸外史；書令所出，奉為典章。則古者國別為書，而簡策所昭，首重王命，信可徵也。是以《春秋》歲首必書王正，而韓宣子聘魯，得見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謂周禮在是。蓋書在四方，則入而正於外史；而命行王國，亦自外史頒而出之。故事有專官，而書有定制，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。
竊意《周官》之治，列國史記，必有成法，受於王朝，如鄉大夫之受教法，考察文字，罔有奇訝。至晉楚之史，自以《乘》與《梼杌》名書，乃周衰官失，列國自擅之制歟？司馬遷侯國世家，亦存國別為書之義，而孝武《三王》之篇，詳書詔策，冠於篇首。王言絲綸，史家所重，有由來矣。后代方州之書，編次失倫，體要無當，而朝廷詔誥，或入藝文，篇首標紀，或載沿革。又或以州縣偏隅，未有特布德音，遂使中朝掌故，散見四方之志者，闕然無所考見。是固編摩之業，世久失傳；然亦外史專官，秦漢以來，未有識職故也。夫封建之世，國別為史，然篇首尚重王正之書。郡縣受治，守令承奉詔條，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，而外史掌故，未嘗特立專條。宋、元、明州縣志書，今可見者，迄用一律，亦甚矣其不講於《春秋》之義也！今裒錄州中所有，恭編為《皇言紀》一，以時代相次，蔚光篇首，以志祇承所自雲爾。
○和州志官師表序例
《周官》，御史"掌贊書，數從政"。鄭氏注謂"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。"蓋贊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。夫官有先后，政有得失；太宰存其綱紀，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，則百工敘而庶績熙也。后代官儀之篇，考選之格，(《漢官儀》、《唐六典》、《梁選簿》、《隋官序錄》。)代有成書，而官職姓名，浩繁莫紀，則是有太宰之綱紀，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。班固《百官公卿表》，猶存古意，其篇首敘官，則太宰六典之遺也，其后表職官姓氏，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。範、陳而后，斯風渺矣。至於《唐書》、《宋史》，乃有《宰相年表》，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；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，抑史籍猥繁，其勢亦難概舉也。
至於嗜古之士，掇輯品令，聯綴姓名，職官故事之書，六朝以還，於斯為盛。然而中朝掌故，不及方州，猥瑣之編，難登史志；則記載無法，而編次失倫，前史不得不職其咎也。夫百職卿尹，中朝敘官；方州守令，外史紀載。《周官》御史數從政之士，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，不徒山川土俗，凡所謂分職受事，必有其書，以歸柱下之掌，可知也。唐人文集，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，蓋亦敘官之意也。然文存而名不可考，自非蒐羅金石，詳定碑碣，莫得而知，則未嘗勒為專書之故也。宋、元以來，至於近代方州之書，頗記任人名氏；然猥瑣無文，如閱縣令署役卯簿，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。或編次為表者，序錄不詳，品秩無次；或限於尺幅，其有官階稍多，沿革異制，即文武分編，或府州別記，以趨苟簡。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，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。又前人姓氏，不可周知，然遺編具存，他說互見，不為博採旁搜，徒讬闕文之義，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。
今折衷諸家，考次前后，上始漢代，迄於今玆，勒為一表，疑者闕之。后之覽者，得以詳焉。
○和州志選舉表序例
《周官》，鄉大夫"三年大比，興一鄉之賢能，獻書於王。王再拜受之，登於天府"，甚盛典也。漢制，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，蓋以古者鄉黨州閭之遺，當時賢書典籍，辟舉掌故，未有專書；則以科條為繁，興替人文，散見紀傳；潛心之士，自可考而知也。江左六朝，州郡僑遷，士不土著，學不專業，鄉舉里選，勢漸難行。至於隋氏，一以文學詞章，創為進士之舉，有唐以來，於斯為盛。選舉既專，資格愈重，科條繁委，故事相傳。於是文學之士，蒐羅典章，採摭聞見，識大識小，並有成書。傳記故事，雜以俳諧，而選舉之書，蓋裒然與柱下所藏等矣。
撰著既繁，條貫義例，未能一轍，就求其指，略有三門：若晁迥《進士編敕》，陸深《科場條貫》之屬，律例功令之書也；姚康、樂史《科第錄》，(姚康十六卷，樂史十卷。)李奕、洪適《登科記》，(李奕二卷亡。洪適十五卷。)題名記傳之類也；王定保《唐摭言》，錢明逸《宋衣冠盛事》，稗野雜記之屬也。史臣採輯掌故，編於書志，裁擇人事，次入列傳；一代浩繁，義例嚴謹，其筆削之餘，等於棄土之苴，吐果之核。而陳編猥瑣，雜錄無文，小牘短書，不能傳世行遠；遂使甲第人文，《周官》所以拜獻於王而登之天府者，闕焉不備。是以方州之書，不遵鄉大夫慎重賢書之制，記載無法，條貫未明之咎也。
近代頗有考定方州自為一書者，若樂史《江南登科記》，張朝瑞《南國賢書》，陳汝元《皇明浙士登科考》，皆類萃一方掌故，惜未見之天下通行。而州縣志書，編次科目，表列舉貢，前明以來，頗存其例，較之宋元州郡之書，可謂寸有所長者矣。特其體例未純，紀載無法，不熟年經事緯之例，(亦有用表例者，舉貢掾仕封蔭之條，多所牴牾。)猥雜成書；甚者附載事跡，表傳不分，此則相率成風，未可悉數其謬者也。(論辨詩列傳第一篇總論內。)今摭史志之文，先詳制度，后列題名，以世相次，起於唐代，讬於今玆，為《選舉表》。其封蔭辟舉，不可紀以年者，附其后雲。
○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
《周官》，小史"奠系世，辨昭穆。"譜牒之掌，古有專官。司馬遷以《五帝系》牒、《尚書》集世記，為《三代世表》，氏族淵源，有自來矣。班固以還，不載譜系。而王符《氏姓》之篇，(《潛夫論》第三十五篇。)杜預《世族》之譜，(《春秋釋例》第二篇。)則治經著論，別有專長，義盡而止，不復更求譜學也。自魏晉以降，迄乎六朝，族望漸崇。學士大夫，輒推太史世家遺意，自為家傳。其命名之別，若《王肅家傳》、虞覽《家記》、範汪《世傳》、明粲《世錄》、陸煦《家史》(陸史十五卷。)之屬，並於譜牒之外，勒為專書，以俟採錄者也。至於摯虞《昭穆記》、王儉《百家譜》、以及何氏《姓苑》、賈氏《要狀》(賈希鑒《氏族要狀》十五卷。)諸編，則總匯群倫，編分類次，上者可裨史乘，下或流入類書，其別甚廣，不可不辨也。族屬既嚴，郡望愈重。若沛國劉氏，隴西李氏，太原王氏，陳郡謝氏，雖子姓散處，或本非同居，然而推言族望，必本所始。后魏遷洛，則有八氏、十姓、三十六族、九十二姓，並居河南、洛陽。而中國人士，各第門閥，有四海大姓、州姓、郡姓、縣姓，撰為譜錄。齊梁之間，斯風益盛，郡譜州牒，並有專書。若王儉、王僧孺之所著錄，(王儉《諸州譜》十二卷。王僧孺《十八州譜》七百卷。)《冀州姓族》、《揚州譜鈔》之屬，不可勝紀，俱以州郡系其世望者也。唐劉知幾討論史志，以謂族譜之書，允宜入史。其后歐陽《唐書》，撰為宰相世系；顧清門鉅族，但不為宰相者，時有所遺。至鄭樵《通志》，首著《氏族》之略，其敘例之文，發明譜學所系，推原史學不得師承之故，蓋嘗慨切言之。而后人修史，不師其法，是亦史部之闕典也。
古者，瞽蒙誦詩，並誦世系，以戒勸人君。《國語》所謂"教之世，而為之昭明德"者，是也。然則奠系之屬，掌於小史，誦於瞽蒙，先王所重；蓋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。當時州閭族黨之長，屬民讀法；鄉大夫三年大比，考德藝而獻書於王；則其系世之屬，必有成數，以集上於小史，可知也。夫比人斯有家，比家斯有國，比國斯有天下。家牒不修，則國之掌故，何所資而為之徵信耶？《易》曰："天與火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"物之大者，莫過於人。人之重者，莫重於族。記傳之別，或及蟲魚；地理之書，必徵土產；而於先王錫土分姓，所以重人類而明倫敘者，闕焉無聞，非所以明大通之義也。且譜牒之書，藏之於家，易於散亂；盡入國史，又懼繁多；是則方州之志，考定成編，可以領諸家之總，而備國史之要刪，亦載筆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。
○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
奠系世之掌於小史，與民數之掌於司徒，其義一也。杜子春曰："奠系世為帝系、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。"然則比伍小民，其世系之牒，不隸小史可知也。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眾寡，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。夫夫家眾寡，即上大司徒之民數，其賢能為卿大夫之選，又可知也。民賤，故僅登戶口眾寡之數；卿大夫貴，則詳系世之牒，理勢之自然也。后代史志，詳書戶口，而譜系之作無聞，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。《書》曰："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"鄭氏注："百姓，為群臣之父子兄弟。"(見司馬遷《五帝本紀》注。)平章，乃辨別而章明之，是即《周官》小史奠系之權輿也。孟子曰："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"近代州縣之志，留連故跡，附會桑梓；至於世牒之書，闕而不議，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。且夫國史不錄，州志不載；譜系之法，不掌於官，則家自為書，人自為說，子孫或過譽其祖父，是非或頗謬於國史。其不肖者流，或謬讬賢哲，或私鬻宗譜，以偽亂真，悠謬恍惚，不可勝言。其清門華冑，則門閥相矜，私立名字。若江左王謝諸家，但有官勛，即標列傳，史臣含毫，莫能裁斷。以至李必隴西，劉必沛國，但求資望，不問從來，則有譜之弊，不如無譜。史志闕略，蓋亦前人之過也。
夫以司府領州縣，以州縣領世族，以世族率齊民，天下大計，可以指掌言也。唐三百年譜系，僅錄宰相，彼一代浩繁，出於計之無如何耳。方州之書，登其科甲仕宦，則固成周鄉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。今仿《周官》遺意，特表氏族，其便蓋有十焉。一則史權不散，私門之書，有所折衷，其便一也。一則譜法畫一；私譜凡例未純，可以參取，其便二也。一則清濁分涂，非其族類，不能依讬，流品攸分，其便三也。一則著籍已定，衡文取士，自有族屬可稽；非其籍者，無難句檢，其便四也。一則昭穆親疏，秩然有敘；或先賢奉祀之生，或絕嗣嗣續之議，爭為人后，其訟易平，其便五也。一則祖系分明；或自他邦遷至，或后遷他邦，世表編於州志，其他州縣，或有譜牒散亡，可以借此證彼，其便六也。一則改姓易氏，其時世前后及其所改之故，明著於書，庶幾婚姻有辨；且修明譜學者，得以考厥由來，其便七也。一則世系蟬聯，修門望族，或科甲仕宦，系譜有書，而德行道藝，列傳無錄，沒世不稱，志士所恥；是文無增損，義兼勸懲，其便八也。一則地望著重，坊表都里，不為虛設，其便九也。一則徵文考獻，館閣檄收，按志而求，易如指掌，其便十也。然則修而明之，可以推於諸府州縣，不特一州之志已也。
○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
《易》曰："物不可窮也，故受之以《未濟》。"夫網羅散失，是先有散失，而后有網羅者也。表章潛隱，是先有潛隱，而后有表章者也。陳壽《蜀志》列傳，殿以楊戲之贊；常璩《華陽》序志，概存士女之名。二子知掌故之有時而窮也，故以贊序名字，存其大略，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僅存之故，是亦史氏闕文之舊例也。和州在唐宋為望郡，而文獻之徵，不少概見。至於家譜世牒，寥寥無聞。詢之故老，則雲明季乙亥寇變，圖書毀於兵燹。今州境之人士，皆當日僅存幸免者之曾若玄也。所聞所傳，聞者不過五世七世而止，不復能遠溯也。傳世既未久遠，子姓亦無繁多，故譜法大率不修。就求其所有，則出私劄筆記之屬，體例未定，難為典則，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。余於是為之慨然嘆焉。
夫家譜簡帙，輕於州志；兵燹之后，家譜無存。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鸞、與萬曆中知州康誥所修之州志，為時更久，而其書今日具存；是在官易守，而私門難保之明徵也。及今而不急為之所，則並此區區者，后亦莫之徵矣。且吾觀《唐書·宰相世系》，列其先世，有及梁、陳者矣，有及元魏、后周者矣，不復更溯奕葉而上；則中牒闕文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然則錄其所可考，而略其所不可知，乃免不知而作之誚焉。每姓推所自出，備稽古之資也。詳入籍之世代，定州略也。科甲仕宦為目，而貢監生員與封君，及貲授空階皆與焉，從其類也。無科甲仕宦，而僅有生員及貲授空階，不為立表，定主賓輕重之衡也。科甲仕宦之族，旁支皆齊民，則及分支之人而止。不復列其子若孫者，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。若皆列之，是與版圖之籍無異也。雖有科甲仕宦，而無譜者闕之，嚴訛濫之防也。正貢亦為科甲，微秩亦為仕宦，不復分其資級，以文獻無徵，與其過而廢也，毋寧過而存之，是《未濟》之義也。
○和州志輿地圖序例
圖譜之學，古有專門，鄭氏樵論之詳矣。司馬遷為史，獨取旁行斜上之遺，列為十表；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，列為諸圖。於是后史相承，表志愈繁，圖經浸失。好古之士，載考陳編，口誦其辭，目迷其象，是亦載筆之通弊，斯文之闕典也。鄭樵生千載而后，慨然有志於三代遺文，而於《圖譜》一篇，既明其用；又推后代失所依據之故，本於班固收書遺圖，亦既感慨言之矣。然鄭氏之意，只為著錄諸家，不立圖譜專門，故欲別為一錄，以輔《七略》四部之不逮耳。其實未嘗深考；圖學失傳，由於司馬遷有表無圖，遂使后人修史，不知採錄；故其自為《通志》紀傳譜略，諸體具備，而形勢名家，亦未為圖。以此而議班氏，豈所謂楚則失之，而齊亦未為得者非耶？夫圖譜之用，相為表里。周譜之亡久矣，而三代世次，諸侯年月，今具可考，以司馬遷採摭為表故也。象魏之藏既失，而形名制度，方圓曲直，今不可知，以司馬遷未列為圖故也。然則書之存亡，系於史臣之筆削，明矣。圖之遠者，姑弗具論。自《三輔黃圖》、《洛陽宮殿圖》以來，都邑之簿，代有成書，后代蒐羅，百不存一。鄭氏獨具心裁，立為專錄，以謂有其舉之，莫或廢矣。然今按以鄭氏所收，其遺亡散失，與前代所著，未始逕庭；則書之存亡，系於史臣之筆削者尤重，而系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，又明矣。樽罍之微，或資博雅，鹵簿之屬，或著威儀，前人並有圖書，蓋亦繁富。史臣識其經要，未遑悉入編摩；鄭氏列為專錄，使有所考，但求本書可也。至於方州形勢，天下大計，不於表志之間，列為專部；使讀其書者，乃若冥行擿埴，如之何其可也？治《易》者必明乎象，治《春秋》者必通乎譜；圖象譜牒，《易》與《春秋》之大原也。《易》曰："系辭焉以盡其言。"《記》曰："比事屬辭，《春秋》教也。"夫謂之系辭屬辭者，明乎文辭從其后也。然則圖象為無言之史，譜牒為無文之書，相輔而行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。況州郡圖經，尤前人之所重耶？
或曰：學者亦知圖象之用大矣。第辭可傳習，而圖不可以誦讀，故書具存，而圖不可考也，其勢然也。雖然，非知言也。夫圖不可誦，則表亦非有文辭者也。表著於史，而圖不入編，此其所以亡失也。且圖之不可傳者有二：一則爭於繪事之工也。以古人專門藝事，自以名家，實無當於大經大法。若郭璞《山海經圖贊》，贊存圖亡。今觀贊文，自類雕龍之工，則知圖繪，殆亦畫虎之技也。一則同乎髦弁之微也。近代方州之志，繪為圖象，廁於序例之間，不立專門，但綴名勝，以為一書之檔識，而實無當於古人圖譜之學也。夫爭於繪事，則藝術無當於史裁；而廁於弁髦，則書肆苟為標幟，以為市易之道，皆不可語於史學之精微也。古人有專門之學，即有專門之書；有專門之書，即有專門之體例。旁行斜上，標分子注，譜牒之體例也。開方計里，推表山川，輿圖之體例也。圖不詳而系之以說，說不顯而實之以圖，互著之義也。文省而事無所晦，形著而言有所歸，述作之則也。亥豕不得淆其傳，筆削無能損其質，久遠之業也。要使不履其地，不深於文者，依檢其圖，洞如觀火，是又通方之道也。夫天官、河渠圖，而八書可以六；地理、溝洫圖，而十志可以八；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，稽西京之版輿，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。況夫方州之書，徵名辨物，尤宜詳贍無遺，庶幾一家之作；而乃流連景物，附會名勝，以為丹青末藝之觀耶？其亦不講於古人所以左圖右史之義也夫？
圖不能不系之說，而說之詳者，即同於書，圖之名不亦綴歟？曰：非綴也。體有所專，意亦有所重也。古人書有專名，篇有專義。辭之出入非所計，而名實賓主之際，作者所謂竊取其義焉耳。且吾見前史之文，有表似乎志者矣，(《漢書．百官公卿表》，篇首曆敘官制。)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。有志似乎表者矣，(《漢書·律曆志》，排列三統甲子。)不必皆比事屬辭之例也。《三輔黃圖》，今亡其書矣，其見於他說所稱引，則其辭也。遁甲通統之圖，今存其說，猶《華黍》、《由庚》之有其義耳。雖一尺之圖，系以尋丈之說可也。既曰圖矣，統謂之圖可也。圖又以類相次，不亦繁歟？曰：非繁也。圖之有類別，猶書之有篇名也。以圖附書，則義不顯，分圖而系之以說，義斯顯也。若皇朝《明史·律曆志》，於儀象推步皆繪為圖，蓋前人所未有矣。當時史臣，未嘗別立為圖，故不列專門，事各有所宜也。今州志分圖為四：一曰輿地，二曰建置，三曰營汛，四曰水利。皆取其有關經要，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，詳系之說，而次諸紀表之后，用備一家之學，而發其例於首簡雲爾。
○和州志田賦書序例
自畫土制貢，創於夏書，任土授職，(載師物地事及授地職。)詳於《周禮》；而田賦之書，專司之掌，有由來矣。班氏約取《洪範》八政，裁為《食貨》之篇，后史相仍，著為圭臬。然而司農圖籍，會稽簿錄，填委架閣，不可勝窮；於是酌取一代之中，以為定制。其有沿革大凡，盈縮總計，略存史氏要刪，計臣章奏；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，則亦其勢然也。若李吉甫、韋處厚所為《國計》之簿，(李吉甫《元和國計簿》十卷，韋處厚《太和國計》二十卷。)丁謂、田況所為《會計》之錄，(丁謂《景德會計錄》六卷，田況《皇祐會計錄》六卷。)則仿《周官》司會所貳，書契版圖之制也。杜佑、宋白之《通典》，王溥、章得象之《會要》，則掌故匯編；其中首重食貨，義取綜核，事該古今；至於麻縷之微，銖兩之細，不復委折求盡也。趙過均田之議，李翱《平賦》之書，則公牘私論，各抒所見；惟以一時利病，求所折衷，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。夫令史簿錄，猥瑣無文，不能傳世行遠；文學掌故，博綜大要，莫能深鑒隱微；此田賦之所以難明，而成書之所以難覯者也。古者財賦之事，征於司徒，(載師屬大司徒。)會於太宰。(司會屬太宰。)太宰制三十年為通九式，均節九賦，自祭祀賓客之大，以至芻秣匪頒之細，俱有定數，以其所出，準之以其所入；雖欲於定式之外，多取於民，其道無由。此財賦所以貴簿正之法也。自唐變租庸調而為兩稅，明又變兩稅而為一條鞭法，勢趨簡便，令無苛擾，亦度時揆勢，可謂得所權宜者矣。然而存留供億諸費，土貢方物等目，僉差募運之資，總括畢輸，便於民間，使無紛擾可也。有司文牘，令史簿籍，自當具錄舊有款目，明著功令所以並省之由，然后折以時之法度；庶幾計司職守，與編戶齊民，皆曉然於制有變更，數無增損也。文移日趨簡省，而案牘久遠無徵，但存當時總括之數，不為條列諸科，則遇禁網稍弛，官吏不飭於法，或至增飾名目，抑配均輸，以為合於古者惟正之貢，孰從而議其非制耶？
夫變法所以便民，而吏或緣法以為奸，文案之功，或不能備，圖史所以為經國之典也。然而一代浩繁，史官之籍，有所不勝；獨州縣志書，方隅有限，可以條別諸目，瑣屑無遺，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。自有明以來，外志紀載，率皆猥陋無法；至於田賦之事，以謂吏胥簿籍，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，遂據見行案牘，一例通編，不復考究古今，深求原委；譬彼玉卮無當，誰能賞其華美者乎？明代條鞭之法，定於嘉靖之年，而和州舊志，今可考者，亦自嘉靖中易鸞《州志》而止。當時正值初更章程，而州志即用新法，盡削舊條，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，惜哉！又私門論議，官府文移，有關田賦利病，自當採入本書；如班書敘次晁錯《貴粟》之奏入《食貨志》，賈讓《治河》之策入《溝洫志》，庶使事顯文明，學歸有用。否則裁入本人列傳，便人參互考求，亦趙充國《屯田》諸議之成法也。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，別編為藝文志；而本門事實，及本人行業，轉使擴落無材。豈志目大書專門，特標義例，積成卷軸，乃等於匏瓜之懸，仰而不食者耶？康誥舊志，略窺此風。后來秉筆諸家，毅然刪去，一而至再，無復挽回，可為太息者也！今自易《志》以前，其有遺者，不可追已；自易《志》以后，具錄顛末，編次為書。其康誥《均田》之議，實有當於田賦利病；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，皆採錄之，次於諸條之后；兼或採入列傳，互相發明，疑者闕之。后之覽者，或有取於斯焉。
○和州志藝文書序例
《易》曰："上古結繩而治，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。"夫文字之原，古人所以為治法也。三代之盛，法具於書，書守之官。天下之術業，皆出於官師之掌故，道藝於此焉齊，德行於此焉通，天下所以以同文為治。而《周官》六篇，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師法者也。不為官師職業所存，是為非法，雖孔子言禮，必訪柱下之藏是也。三代而后，文字不隸於職司，於是官府章程，師儒習業，分而為二，以致人自為書，家自為說；蓋泛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，遂紛然矣。(六經皆屬掌故，如《易》藏太卜，《詩》在太師之類。)書既散在天下，無所統宗，於是著錄部次之法，出而治之，亦勢之所不容已。然自有著錄以來，學者視為紀數簿籍，求能推究同文為治，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，惟劉向、劉歆所為《七略》、《別錄》之書而已。故其分別九流，論次諸子，必雲出於古者某官之掌，其流而為某家之學，失而為某事之敝，條宣究極，隱括無遺。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，雖曲藝小數，诐辭邪說，皆可返而通乎大道；而治其說者，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。有其守之，莫或流也；有其趨之，莫或歧也。言語文章，胥歸識職，則師法可復，而古學可興，豈不盛哉？韓氏愈曰："辨古書之正偽，昭昭然若黑白分。"孟子曰："诐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"孔子曰："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"夫欲辨古書正偽，以幾於知言，幾於多聞擇善，則必深明官師之掌，而后悉流別之故，竟末流之失；是劉氏著錄，所以為學術絕續之幾也。不能究官師之掌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，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；則天下學術，無所宗師。"生心發政，作政害事"，孟子言之，斷斷如也。然而涉獵之士，方且炫博綜之才；索隱之功，方且矜隅墟之見；以為區區著錄之文，校讎之業，可以有裨於文事，噫！其惑也。
六典亡而為《七略》，是官失其守也。《七略》亡而為四部，是師失其傳也。《周官》之籍富矣；保章天文，職方地理，虞衡理物，巫祝交神，各守成書以布治法，即各精其業以傳學術，不特師氏、保氏所謂六藝《詩》、《書》之文也。司空篇亡，劉歆取《考工記》補之。非補之也，考工當為司空官屬，其所謂記，即冬官之典籍；猶《儀禮》十七篇，為春官之典籍；《司馬法》百五十篇，為夏官之典籍，皆幸而獲傳后世者也。當日典籍具存，而三百六十之篇，即以官秩為之部次，文章安得散也？衰周而后，官制不行，而書籍散亡，千百之中，存十一矣。就十一之僅存，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，非鑿則漏，勢有難行，故不得已而裁為《七略》爾。其雲蓋出古者某官之掌，蓋之為言，猶疑辭也。欲人深思，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。故曰六典亡而為《七略》，官失其守也。雖然，官師失業，處士著書，雖曰法無統紀，要其本旨，皆欲推其所學，可以見於當世施行。其文雖連綴，而指趨可約也；其說雖譎詭，而駁雜不出也。故老莊、申韓、名墨、縱橫，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，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。師傳未亡，則文字必有所本。凡有所本，無不出於古人官守，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。魏晉之間，專門之學漸亡，文章之士，以著作為榮華；詩賦、章表、銘箴、頌誄，因事結構，命意各殊；其旨非儒非墨，其言時離時合，裒而次之，謂之文集。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。文章無本，斯求助於詞採；纂組經傳，摘抉子史，譬醫師之聚毒，以待應時取給；選青妃紫，不主一家，謂之類書。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。學術既無專門，斯讀書不能精一，刪略諸家，取便省覽；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，未嘗有意留青，繼乃積漸相沿，后學傳為津逮；分之則其本書具在，合之則非一家之言，紛然雜出，謂之書鈔。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。會心不足，求之文貌，指摘句調工拙，品節宮商抑揚；俗師小儒，奉為模楷，裁節經傳，摘比詞章，一例丹鉛，謂之評選。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。凡此四者，並由師法不立，學無專門，末俗支離，不知古人大體，下流所趨，實繁且熾；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，惟有強編甲乙。而欲執《七略》之舊法，部末世之文章，比於枘鑿方圓，豈能有合？故曰《七略》流而為四部，是師失其傳也。若謂史籍浩繁，《春秋》附庸，蔚成大國；(《七略》以太史公列春秋家，至二十一史，不得不別立史部。)名墨寥落，小宗支別，再世失傳；(名家者流，墨家者流，寥寥數家者，后代不復有其書矣。)以謂《七略》之勢，不得不變而為四部，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。
聞以部次治書籍，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。漢初諸子百家，浩無統攝，官《禮》之意亡矣。劉氏承西京之敝，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，著為條貫，以溯其源，則治之未嘗不精也。魏、晉之間，文集類書，無所統系，(魏文帝撰徐、陳、應、劉之文，都為一集，摯虞作《文章流別集》，集之始也，魏文帝作《皇覽》，類書之始也。)專門傳授之業微矣。而荀、李諸家，(荀勗、李充。)不能推究《七略》源流；至於王、阮諸家，(王儉、阮孝緒。)相去逾遠。其后方技兵書，合於子部，而文集自為專門，類書列於諸子，唐人四部之書，(四部創於荀勗，體例與后代四部不同，故雲始於唐人也。)乃為后代著錄不祧之成法，而天下學術，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。蓋《七略》承六典之敝，而知存六典之遺法；四部承《七略》之敝，而不知存《七略》之遺法；是《七略》能以部次治書籍，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。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《七略》者：一曰史籍之繁，不能附《春秋》家學也。夫二十一史，部勒非難；至於職官故事之書，譜牒紀傳之體，或本官禮制作，或涉儒雜家言，不必皆史裁也。今欲括囊諸體，斷史為部，於是儀注不入禮經，職官不通六典，謨誥離絕《尚書》，史評分途諸子；(史評皆諸子之遺，入史部，非也。)變亂古人立言本旨、部次成法以就簡易，如之何其可也？二曰文集日繁，不列專部，無所統攝也。夫諸子百家，非出官守，而劉氏推為官守之流別；則文集非諸子百家，而著錄之書，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？夫集體雖曰繁賾，要當先定作集之人。人之性情必有所近；得其性情本趣，則詩賦之所寄托，論辨之所引喻，紀敘之所宗尚，攝其大旨，略其枝葉，古人所謂一家之言，如儒、墨、名、法之中，必有得其流別者矣。(如韓愈之儒家，柳宗元之名家，蘇軾之縱橫家，王安石之禮家。)存錄其文集本名，論次其源流所自，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后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，以為后學辨途之津逮；則卮言無所附麗，文集之弊，可以稍歇。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恆，將由《七略》專家，而窺六典遺則乎？家法既專，其無根駁雜，類鈔評選之屬，可以不煩而自治。是著錄之道，通於教法，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，輕言編次哉？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，識古人之大體，而遽欲部次群言，辨章流別，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；是以著錄之家，好言四部，而憚聞《七略》也。
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，備於班固，而實仿於司馬遷。司馬遷未著成法，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。則言著錄之精微，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。究劉氏之業，將由班固之書，人知之；究劉氏之業，當參以司馬遷之法，人不知也。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，條辨學術同異，推究利病，本其家學，(司馬談論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以為六家。)尚已。紀首推本《尚書》，(《五帝本紀贊》。)表首推本《春秋》，(《三代世表序》。)傳首推本《詩》《書》所闕，至於虞夏之文，(《伯夷列傳》。)皆著錄淵源所自啟也。其於六藝而后，周秦諸子，若孟荀三鄒、老莊申韓、官晏、屈原、虞卿、呂不韋諸傳，論次著述，約其歸趣，詳略其辭，頡頏其品；抑揚詠嘆，義不拘墟，在人即為列傳，在書即為敘錄；古人命意標篇，俗學何可繩尺限也？劉氏之業，其部次之法，本乎官《禮》；至若敘錄之文，則於太史列傳，微得其裁。蓋條別源流，治百家之紛紛，欲通之於大道，此本旨也。至於卷次部目，篇第甲乙，雖按部就班，秩然不亂，實通官聯事，交濟為功。如《管子》列於道家，而敘小學流別，取其《弟子職》篇，附諸《爾雅》之后；則知一家之書，其言可採，例得別出也。《伊尹》、《太公》，道家之祖。(次其書在道家。)《蘇子》、《蒯通》，縱橫家言，以其兵法所宗，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，冠冕孫吳諸家，則知道德兵謀，凡宗旨有所統會，例得互見也。夫篇次可以別出，則學術源流，無闕間不全之患也。部目可以互見，則分綱別紀，無兩歧牽掣之患也。學術之源流，無闕間不全；分綱別紀，無兩歧牽掣；則《周官》六卿聯事之意存，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見。(如《貨殖》敘子貢，不涉《弟子列傳》。《儒林》敘董仲舒、王吉，別有專傳。)治書之法，古人自有授受，何可忽也？自班固刪《輯略》，而劉氏之緒論不傳；(《輯略》乃總論群書大旨。)省部目，而劉氏之要法不著；(班省劉氏之重見者而歸於一。)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，所以辨章百家，通於大道，(《莊子·天下》篇亦此意也。)而徒視為甲乙紀數之所需；無惑乎學無專門，書無世守，轉不若巫祝符箓、醫士祕方，猶有師傳不失之道也。鄭樵《校讎》之略，力糾《崇方》部次之失，自班固以下，皆有譏焉。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，當追官《禮》，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誤乙，某書宜丙而訛丁。夫部次錯亂，雖由家法失傳，然儒雜二家之易混，職官故事之多歧，其書本在兩可之間，初非著錄之誤。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，不明於后世，雖使太史復生，揚雄再見，其於部次之法，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。鄭氏能譏班《志》附類之失當，而不能糾其並省之不當，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。且吾觀后人之著錄，有別出《小爾雅》以歸《論語》者，(本《孔叢子》中篇名。《隋·經籍志》別出歸《論語》。)有別出《夏小正》以入時令者。(本《大戴禮》篇名。《文獻通考》別出歸時令。)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？特忘其所本之書，附類而失其依據者爾。《嘉瑞記》既入五行，又互見於雜傳；(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。)《西京雜記》既入故事，又互見於地理；(《唐書·藝文志》)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。特忘其已登著錄，重復而至於訛錯者爾。夫末學支離，至附類失據，重復錯訛，可謂極矣。究其所以歧誤之由，則理本有以致疑，勢有所以必至。徒拘甲乙之成法，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、所以互見者，析其精微，其中茫無定識，弊固至乎此也。然校讎之家，苟未能深於學術源流，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，斷部而互見，將破碎紛擾，無復規矩章程，斯救弊益以滋弊矣。是以校讎師法，不可不傳，而著錄專家，不可不立也。
州縣志乘藝文之篇，不可不熟議也。古者行人採書，太史掌典，文章載籍，皆於於上；故官司所守之外，無墳籍也。后世人自為書，家別其說，縱遇右文之代，購典之期，其能入於祕府，領在史官者，十無七八，其勢然也。文章散在天下，史官又無專守，則同文之治，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，州縣志乘得而部次，著為成法，守於方州，所以備輶軒之採風，待祕書之論定；其有奇訝不衷之說，亦得就其聞見，校讎是正；庶幾文章典籍，有其統宗，而學術人心，得所規範也。昔蔡邕正定石經，以謂四方之士，至有賄改蘭台漆書，以合私家文字者，是當時郡國傳習，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。文字點畫，小學之功，猶有四方傳習之異，況紀載傳聞，私書別錄，學校不傳其講習，志乘不治其部次，則文章散著，疑似兩淆，后世何所依據而為之考定耶？鄭樵論求書之法，以謂因地而求，因人而求，是則方州部錄藝文，固將為因地因人之要刪也。前代搜訪圖書，不懸重賞，則奇書祕策，不能會萃；苟懸重賞，則偽造古逸，妄希詭合；三墳之《易》，古文之《書》，其明徵也。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，下正家藏之目，上借中祕之徵，則天下文字，皆著籍錄；雖欲私錮而不得，雖欲偽造而不能，有固然也。夫人口孳生，猶稽版籍；水土所產，猶列職方。況乎典籍文章，為學術源流之所自出，治功事緒之所流傳，不於州縣志書，為之部次條別，治其要刪，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？
○和州志政略序例
夫州縣志乘，比於古者列國史書，尚矣。列國諸侯開國家承，體崇勢異；史策編列世家，抗於臣民之上，固其道也。州縣長吏，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，地非久居，官不世祿，其有甘棠留蔭，循跡可風，編次列傳，班於文學政事之間，亦其宜也。往牒所載，今不可知。若梁元帝所為《丹陽尹傳》，(見《隋志》，凡十卷。)孫仲所為《賢牧傳》，(見《唐志》，十五卷。)則專門編錄，率由舊章。馬、班《循吏》之篇，要為不易者矣。至於州縣全志，區分品地，乃用名宦為綱，與鄉賢、列女、仙釋、流寓諸條，均分門類；是乃摘比之類書，詞人之雜纂，雖略仿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中所附名目，實兔園捃摭詞藻之先資。欲擬《春秋》家學，外史掌故，人編列傳，事具首尾；苟使官民同錄，體例無殊，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，一室難分賓主者矣。
竊意蜀郡之慕文翁，南陽之思邵父，取其有以作此一方，為能興利革弊；其人雖去，遺愛在民，職是故也。正使伯夷之清，柳下之惠，不嫌同科。其或未仕之先，鄉評未協；去官之后，晚節不終；苟為一時循良，何害一方善政？夫以治績為重，其餘行業為輕，較之州中人物，要其始末，品其瑕瑜，草木區分，條編類次者，其例本不相侔。於斯分別標題，名為"政略"，不亦宜乎？夫略者，綱紀之鴻裁，編摩之偉號，黃石、淮南之屬抗其題，(《黃石三略》、《淮南子要略》。)張溫、魚豢之徒分其紀，(張溫《三史略》，魚豢《典略》。)蓋有取乎謨略之遺，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。(鄭樵《通志》二十略。)以之次比政事，編著功猷，足以臨蒞邦人，冠冕列傳，揆諸記載，體例允符，非謂如裴子野之刪《宋略》，但取節文為義者也。
○和州志列傳總論
志曰：傳志之文，古無定體。《左氏》所引《軍志》、《周志》諸文，即傳也。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問，皆曰"於傳有之"，即志也。六藝為經，則《論語》、《禮記》之文謂之傳。卦爻為經，則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謂之傳。自《左氏春秋》依經起義，兼史為裁。而司馬遷七十列傳，略參其例；固以十二本紀，竊比《春秋》者矣。夫其人別為篇，類從相次，按諸《左氏》，稍覺方嚴，而別識心裁，略規諸子。揆其命名之初，諸傳之依《春秋》，不過如諸記之因經禮，因名定體，非有深文。即楚之屈原，將漢之賈生合傳；談天鄒衍，綴大儒孟荀之篇；因人徵類，品藻無方，詠嘆激昂，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。(呂氏十二紀似本紀所宗，八覽似八書所宗，六論似列傳所宗。)班史一卷之中，人分首尾，傳名既定，規制綦密。然逸民四皓之屬，王貢之附庸也。王吉、韋賢諸人，《儒林》之別族也。附庸如顓臾之寄魯，署目無聞；別族如田陳之居齊，重開標額；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，辨俗則東方不諱諧言；蓋卓識鴻裁，猶未可量以一轍矣。範氏東漢之作，則題目繁碎，有類米鹽；傳中所列姓名，篇首必標子注。於是列傳之體，如注告身，首徵祖系，末綴孫曾，循次編年，惟恐失墜。求如陳壽之述《蜀志》，旁採《季漢輔臣》，沈約之傳靈運，通論六朝文史者，不為繩墨拘牽，微存作者之意，跫然如空谷之足音矣。然師般不作，規矩猶存。比緝成編，以待能者；和而不倡，宜若可為；第以著述多門，通材達識，不當坐是為詹詹爾。至於正史之外，雜記之書，若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，論述策詔，皆稱為傳。(《漢·藝文志》有《高祖傳》十三篇，《孝文傳》十一篇。)則故事之祖也。《穆天子傳》、《漢武內傳》，小說之屬也。劉向《列女傳》，嵇康《高士傳》，專門之紀也。王肅《家傳》，王裒《世傳》，一家之書也。《東方朔傳》、《陸先生傳》，一人之行也。至於郡邑之志，則自東京以往，訖於六朝而還，若《陳留耆舊傳》，《會稽先賢傳》之類；其不為傳名者，若《襄陽耆舊記》、《豫章志后撰》之類；載筆繁委，不可勝數。網羅放失，綴輯前聞，譬彼叢流趨壑，細大不捐；五金在冶，利鈍並鑄者矣。司馬遷曰："百家言不雅馴，搢紳先生難言之。"又曰："不離古文者近是。"又曰："擇其言尤雅者。"載籍極博，折衷六藝。《詩》、《書》雖闕，虞夏可知。"然則旁推曲證，聞見相參，顯微闡幽，折衷至當，要使文成法立，安可拘拘為划地之趨哉？
夫合甘辛而致味，通纂組以成文，低昂時代，衡鑒士風，論世之學也。同時比德，附出均編，類次之法也。情有激而如平，旨似諷而實惜，予奪之權也。或反證若比，或遙引如興；一事互為詳略，異撰忽爾同編，品節之理也。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聚公私之記載，參百家之短長，不能自具心裁，而斤斤焉徒為文案之孔目，何以使觀者興起，而遽欲刊垂不朽耶。且國史徵於外志，外志徵於家牒，所徵者博，然后可以備約取也。今之外志，紀傳無分，名實多爽，既以人物列女標為專門，又以文苑鄉賢區為定品；裁節史傳，刪略事實，逐條附注，有似類書摘比之規，非復古人傳記之學；擬於國別為書，丘分作志，不亦難乎？又其甲科仕宦，或詳選舉之條；志狀碑銘，列入藝文之內。一人之事，復見疊出，或注傳詳某卷，或注事見某條；此殆有類本草注葯，根實異部分收；韻書通音，平仄互標為用者矣。文非雅馴，學者難言。今以正史通裁，特標列傳，旁推互證，勒為專家，上裨古史遺文，下備后人採錄；庶有作者，得以考求。如謂不然，請俟來哲。
○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
孔子曰："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"又曰："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。"夫網羅散失，繹簡編，所見所聞，時得疑似，非貴闕然不講也。夫郭公夏五，原無深文；耒耜網罟，亦存論說。而《春秋》仍列故題，《尚書》斷自《堯典》；疑者闕而弗竟，闕者存而弗刪，斯其慎也。司馬遷曰："書闕有間，其軼時時見於他說。"夫疑似之跡，未必無他說可參，而舊簡以古文為宗，百家以雅馴是擇，心知其意，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。班固《東方朔傳》，以謂奇言怪語，附著者多，遂詳錄其諧隱射覆瑣屑之談，以見朔實止此，是史氏釋疑之家法也。陳壽《蜀志》，以諸葛不立史官，蜀事窮於搜訪，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贊，略存姓氏，以致其意，是史牒闕文之舊章也。(壽別撰《益部耆舊傳》十卷，是壽未嘗略蜀也。《益部耆舊傳》不入《蜀志》，體例各有當也。或以譏壽，非也。)自史學失傳，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，喜繁辭者，或雜奇訝之說；好簡潔者，或刪經要之言；(《晉書》喜採小說，《唐書》每刪章奏。)多聞之旨不遵，慎言之訓誤解。若以形涉傳疑，事通附會，含毫莫斷，故牒難徵，謂當削去篇章，方合闕文之說；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，更復何闕之有？鄭樵著《校讎略》，以謂館閣徵書，舊有闕書之目；凡考文者，必當錄其部次，購訪天下。其論可謂精矣。
竊謂典籍如此，人文亦然。凡作史者，宜取論次之餘，或有人著而事不詳，若傳歧而論不一者，與夫顯列名品，未徵事實，清標夷齊，而失載西山之薇；學著顏曾，而不傳東國之業，一隅三反，其類實繁。或由載筆誤刪，或是虛聲泛採，難憑臆斷，當付傳疑；列傳將竟，別裁闕訪之篇，以副慎言之訓；后之觀者，得以考求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，(見上。)常璩之華陽士女，(《華陽國志》有序錄士女志，止列姓名，雲其事未詳。)不亦善乎？至於州縣之志，體宜比史加詳；而向來撰志，條規人物，限於尺幅，摘比事實，附注略節，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，約略相同。至其所注事實，率似計荐考語，案牘讞文，駢偶其詞，斷而不敘。士曰孝友端方，慈祥愷悌；吏稱廉能清慎，忠信仁良；學盡昜儒，貞皆姜女；千篇一律，葭葦茫然，又何觀焉？今用史氏通裁，特標列傳。務取有文可誦，據實堪書；前志所遺，搜訪略盡。他若標名略注，事實難徵，世遠年湮，不可尋訪，存之則無賴可歸，削之則潛德弗曜；凡若此者，悉編為《闕訪列傳》，以俟后來者之別擇雲爾。
○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
《記》曰："疏通知遠，《書》教也。比事屬辭，《春秋》教也。"言述作殊方，而風教有異也。孟子曰："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"言墳籍具存，而作者之旨，不可不辨也。古者史官各有成法，辭文旨遠，存乎其人。孟子所謂其文則史，孔子以謂義則竊取，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，而義意為聖人所獨裁。然則良史善書，亦必有道矣。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，《春秋》列國之良史，若董狐、南史之直筆，左史倚相之博雅，其大較也。竊意南、董、左史之流，當時必有師法授受。第以專門之業，事遠失傳，今不得而悉究之也。司馬遷網羅散失，採獲舊聞，撰為百三十篇，以紹《春秋》之業。其於衰周戰國所為《春秋》家言，如晏嬰、虞卿、呂不韋之徒，(《晏子春秋》、《虞氏春秋》、《呂氏春秋》，皆有比事屬辭之體。即當時《春秋》家言，各有派別，不盡春王正月一體也。)皆敘錄其著述之大凡，緝比論次；所以明己之博採諸家，折衷六藝，淵源流別，不得不詳所自也。(司馬遷《自序》紹《春秋》之業，蓋溯其派別有自，非僣妄之言。)司馬氏歿，班固氏作，論次西京史事，全錄《太史自序》，推其義例，殆與相如、揚雄列傳同科。範蔚宗《后漢》之述班固，踵成故事，墨守舊法，繩度不逾；雖無獨斷之才，猶有餼羊告朔，禮廢文存者也。及《宋書》之傳範蔚宗，《晉書》之傳陳壽，或雜次文人之列，或猥編同時之人，而於史學淵源，作述家法，不復致意，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。至於唐修《晉》、《隋》二書，惟資眾力。人才既散，共事之人，不可盡知，或附著他人傳末，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，不復別有記載，乃使《春秋》家學，塞絕梯航，史氏師傳，茫如河漢。譬彼收族無人，家牒自亂；淄流驅散，梵剎坐荒；勢有必至，理有固然者也。
夫馬、班著史，等於伏、孔傳經。大義微言，心傳口授；或欲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；或使大儒伏閣，受業於其女弟。豈若后代紀傳，義盡於簡篇，文同於胥史，拘牽凡例，一覽無遺者耶？然馬、班《儒林》之篇，能以六藝為綱，師儒傳授。繩貫珠聯，自成經緯；所以明師法之相承，溯淵源於不替者也。(《儒林傳》體，以經為綱，以人為緯，非若尋常列傳，詳一人之生平者也。自《后漢書》以下，失其傳矣。)后代史官之傳，苟能熟究古人師法，略仿經師傳例，標史為綱，因以作述流別，互相經緯。試以馬、班而論，其先藉之資，《世本》、《國策》之於遷《史》，揚雄、劉歆之於《漢書》是也。后衍其傳，如楊惲之布遷《史》，馬融之受《漢書》是也。別治疏注，如遷《史》之徐廣、裴骃，《漢書》之服虔、應劭是也。凡若此者，並中依類為編，申明家學，以書為主，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，則《春秋》經世，雖謂至今存焉可也。至於后漢之史，劉珍、袁宏之作，華嶠、謝承、司馬彪之書，皆與範氏並列賅存。晉氏之史，自王隱、虞預、何法盛、干寶、陸機、謝靈運之流，作者凡一十八家，亦雲盛矣。而后人修史，不能條別諸家體裁，論次群書得失，萃合一篇之中。比如郢人善斫，質喪何求？夏禮能言，無徵不信者也。他若聚眾修書，立監置紀，尤當考定篇章，覆審文字，其紀某書，編之誰氏，某表某傳，撰自何人。乃使讀者察其臧慝，定其是非；庶幾涇渭雖淆，淄澠可辨；末流之弊，猶恃堤防。而唐、宋諸家，訖無專錄，遂使經生帖括，詞賦雕蟲，並得啁啾班、馬之堂，攘臂汗青之業者矣。
○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
晉摯虞創為《文章志》，敘文士之生平，論辭章之端委；範史《文苑列傳》所由仿也。自是文士記傳，代有綴筆，而文苑入史，亦遂奉為成規。至於史學流別，討論無聞，而史官得失，亦遂置之度量之外。甚矣，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。夫遷、固之書，不立文苑，非無文也；老莊申韓、管晏、孟荀、相如、揚雄、枚乘鄒陽，所為列傳，皆於著述之業，未嘗不三致意焉。不標文苑，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。文苑而有傳，蓋由學無專家，是文章之衰也。然而史臣載筆，侈言文苑，而於《春秋》家學，派別源流，未嘗稍容心焉，不知將自命其史為何如也？《文章志》傳，摯虞而后，沈約、傅亮、張騭諸人，紛紛撰錄，(傅亮《續文章志》，沈約《宋世文章志》，張騭《文士傳》。)指亦不勝屈矣。然而史臣採摭，存其大凡，著錄諸書，今皆亡失。則史氏原委，編摩故跡，當其撰輯成書之際，公縢私楮，未必全無徵考也。乃前史不列專題，后學不知宗要，則雖有蹤跡，要亦亡失無存。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，而家世其業者，乃轉不如文採辭章，猶得與於常寶鼎《文選著作人名》之列也。(常書凡三卷。)唐李肇著《經史釋題》，宗諫注《十三代史目》。其書編於目錄部類，則未通乎記傳之宏裁也。趙宋孔平仲，嘗著《良史事跡》，其書今亦不傳，而著錄僅有一卷，則亦猥陋不足觀採也。
夫史臣創例，各有所因；列女本於劉向，孝義本於蕭廣濟，(晉人，作《孝子傳》。)忠義本於梁元帝，(《忠臣傳》三十卷。)隱逸本於皇甫謚，(《逸士傳》、《高士傳》。)皆前史通裁，因時制義者也。馬、班《儒林》之傳，本於博士所業；惜未取史官之掌，勒為專書。后人學識，不逮前人，故使未得所承，無能為役也。漢儒傳經，師法亡矣。后史儒林之篇，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，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，就其所業，以志一代之學。則馬、班作史，家法既失，后代史官之事，縱或不能協其義例，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，人文上下，論次為傳，以集一史之成乎？夫儒林治經，而文苑談藝，史官之業，介乎其間，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。或以藝文部次，登其卷帙，敘錄后語，略標作者之旨，以謂史部要旨，已見大凡。則不知經師傳注，文士辭章，藝文未嘗不著其部次；而儒林文苑之篇，詳考生平，別為品藻，參觀互證，胡可忽諸？其或事跡繁多，別標特傳，不能合為一篇，則於史官篇內，亦當存錄姓名，更注別自有傳。董仲舒、王吉、韋賢之例，自有舊章，(仲舒治《春秋》，王吉治《毛詩》，韋賢治《魯詩》，並見《儒林》而別有專傳。)兩無妨害者也。夫荀卿著《禮》、《樂》之論，乃非十二子書，莊周恣荒唐之言，猶敘禽、墨諸子，欲成一家之作，而不於前人論著，條析分明，祖述淵源，折衷至當；雖欲有功前人，嘉惠來學，譬則卻步求前，未有得其至焉者也。
○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
州縣志書，論次前人撰述，特編列傳，蓋創例也。舉此而推之四方，使《春秋》經世，史氏家法，燦然大明於天下，則外志既治，書有統會，而國史要刪，可以抵掌言也。雖然，有難敘者三，有不可不敘者三，載筆之士，不可不熟察此論也。
何謂難敘者三？一曰書無家法，文不足觀，易於散落也。唐宋以后，史法失傳，特言乎馬、班專門之業，不能復耳。若其紀表成規，志傳舊例，曆久不渝，等於科舉程式，功令條例，雖中庸史官，皆可勉副繩墨，粗就隱括；故書雖優劣不齊，短長互見，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。外志規矩蕩然，體裁無準，摘比似類書，注記如簿冊，質言似胥吏，文語若尺牘；觀者茫然，莫能知其宗旨。文學之士，鄙棄不觀；新編告成，舊志遽沒。比如寒暑之易冠衣，傳舍之留過客，欲求存錄，不亦難乎？二曰纂修諸家，行業不詳，難於立傳也。史館徵儒，類皆文學之士，通籍朝紳，其中且有名公卿焉。著述或見藝文，行業或詳列傳，參伍考求，猶易集也。州縣志書，不過一時游宦之士，偶爾過從；啟局殺青，不逾歲月，討論商榷，不出州閭。其人或有潛德莫徵，懿修未顯；所游不知其常，所習不知其業，等於萍蹤之聚，鴻爪之留；即欲效文苑之聯編，仿儒林之列傳，何可得耶？三曰題序蕪濫，體要久亡，難徵錄例也。馬、班之傳，皆錄自序。蓋其生平行業，與夫筆削大凡，自序已明；據本直書，編入列傳；讀者苟能自得，則於其書思過半矣。原敘錄之所作，雖本《易·系》、《詩》篇，而史氏要刪，實自校讎諸家，特重其體。劉向所謂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上之文，類皆明白峻潔，於其書與人，確然並有發明。簡首題辭，有裨后學，職是故也。后代文無體要，職非校勘，皆能率爾操觚；凡有簡編，輒題弁語，言出公家，理皆泛指。掩其部次，驟讀序言，不知所指何人，所稱何事。而文人積習相沿，莫能自反，抑亦惑矣。州縣修志，尤以多序為榮，隸草夸書，風雲競體。棠陰花滿，先為循吏頌辭；水激山峨，又作人文通贊。千書一律，觀者索然；移之甲乙可也，畀之丙丁可也。尚得採其舊志序言，錄其前書凡例，作列傳之取材，為一書之條貫耶？凡此三者，所為難敘者也。
何謂不可不敘者三？一曰前志不當，后志改之，宜存互證也。天下耳目無窮，一人聰明有限，《禹貢》岷山之文尚矣，得《緬志》，而江源詳於金沙。鄭玄娑尊之說古矣，得王肅，而鑄金鑿其犧背。窮經之業，后或勝前；豈作志之才，一成不易耶？然后人裁定新編，未必遽存故錄；苟前志失敘，何由知更定之苦心，識辨裁之至當？是則論次前錄，非特為舊志存其姓氏，亦可為新志明其別裁耳。二曰前志有徵，后志誤改，當備採擇也。人心不同，如其面也，為文亦復稱是。史家積習，喜改舊文，取其易就凡例，本非有意苛求。然淮陰帶劍，不辨何人；(太史公《韓信傳》雲：淮陰少年辱信雲"若雖長大，中情怯耳"。班固刪去"若"字，文義便晦。)太尉攜頭，誰當假借？(前人議《新唐書·段秀實傳》雲；柳宗元狀稱太尉曰："吾帶吾頭來矣。"文自明。《新唐書》改雲："吾帶頭來矣。"是誰之頭耶？)不存當日原文，則三更其手，非特亥豕傳訛，將恐蟲魚易體矣。三曰志當遞續，不當迭改，宜衷凡例也。遷書採《世本》、《國策》，集《尚書》世紀，《南·北史》集沈、蕭、姚、李八家之書，未聞新編告成，遽將舊書復瓿也。區區州縣志乘，既無別識心裁，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，務欲炫長，未窺龍門之藩，先習狙公之術，移三易四，輾轉相因，所謂自擾也。夫三十年為一世，可以補輯遺文，蒐羅掌故。更三十年而往，遺待后賢，使甲編乙錄，新新相承，略如班之續馬，範之繼班，不亦善乎？藉使前書義例未全，凡目有闕，后人創起，欲補逸文，亦當如馬無地理，班《志》直溯《夏書》；梁、陳無志，《隋書》上通五代；(梁、陳、北齊、后周、隋五代。)例由義制，何在不然？乃竟粗更凡目，全錄舊文；得魚忘筌，有同剽竊，如之何其可也．然琴瑟不調，改而更張。今玆創定一書，不能拘於遞續之例；或且以矛陷盾，我則不辭；后有來者，或當鑒其衷曲耳。曆敘前志，存其規模，亦見創例新編，初非得已。凡此三者，所謂不得不敘者也。
○和州文徵序例
乾隆三十九年，撰《和州志》四十二篇。編摩既讬，因採州中著述有裨文獻，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，輯為奏議二卷，徵述三卷，論著一卷，詩賦二卷，合為《文徵》八卷，凡若干篇。既條其別，因述所以採輯之故，為之敘錄。
敘曰：古人著述，各自名家，未有採輯諸人，裒合為集者也。自專門之學散，而別集之風日繁，其文既非一律，而其言時有所長，則選輯之事興焉。至於史部所徵，漢代猶為近古。雖相如、揚雄、枚乘、鄒陽，但取辭賦華言，編為列傳；原史臣之意，雖以存錄當時風雅，亦以人類不齊，文章之重，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；不盡如后世拘牽文義，列傳止徵行跡也。但西京風氣簡質，而遷、固亦自為一家之書，故得用其義例。后世文字，如濫觴之流為江河，不與分部別收，則紀載充棟，將不可紀極矣。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，欲取朝廷詔令，臣下章奏，仿表志專門之例，別為一體。類次紀傳之中，其意可為善矣。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，而文辭特編入史，亦恐浩博難罄，此后世所以存其說，而訖不能行也。
夫史氏之書，義例甚廣；《詩》、《書》之體，有異《春秋》。若《國語》十二，《國風》十五，所謂典訓風謠，各有攸當。是以太師陳詩，外史又掌四方之志；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。自孔逭《文苑》、蕭統《文選》而后，唐有《文粹》，宋有《文鑒》，皆括代選文，廣搜眾體。然其命意發凡，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，經生帖括之風，其於史事，未甚親切也。至於元人《文類》，則習久而漸覺其非；故其撰輯文辭，每存史意，序例亦既明言之矣。然條別未分，其於文學源流，鮮所論次。又古人雲："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"作者生平大節，及其所著書名，似宜存李善《文選》注例，稍為疏證。至於建言發論，往往有文採斐然，讀者興起，而終篇扼腕，不知本事始末何如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，聆妙曲而不終，未免使人難為懷矣。凡若此者，並是論文有餘，證史不足，后來考史諸家，不可不熟議者也。至若方州選文，《國語》、《國風》之說遠矣。若近代《中州》、《河汾》諸集，《梁園》、《金陵》諸篇，皆能畫界論文，略寓徵獻之意，是亦可矣。奈何志家編次藝文，不明諸史體裁，乃以詩辭歌賦、記傳雜文，全仿選文之例，列於書志之中，可謂不知倫類者也。是用修志餘暇，採摭諸體，草創規制，約略以類相從，為敘錄其流別，庶幾踵斯事者，得以增華雲爾。
奏議第一
文徵首奏議，猶志首編紀也。自蕭統選文，以賦為一書冠冕，論時則班固后於屈原，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，此其義例，豈復可為典要？而后代選文之家，奉為百世不祧之祖。亦可怪已。今取奏議冠首，而官府文移附之。奏議擬之於紀，而文移擬之政略，皆掌故之藏也。
徵述第二
徵述者，記傳序述志狀碑銘諸體也。其文與列傳圖書，互為詳略。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，文人別集之中，應酬存錄之作，亦往往有記傳諸體，可裨史事者。蕭統選文之時，尚未有此也。后代文集中兼史體，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，則徵述之文，要為不易者矣。
論著第三
論著者，諸子遺風，所以讬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，其端於是焉在。劉勰謂論之命名，始於《論語》，其言當矣。晁氏《讀書志》，授"論道經邦"，出於《尚書》，因詆劉氏之疏略。夫《周官》篇出偽古文，晁氏曾不之察，亦其惑也。諸子風衰，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，若書牘題跋之類，則又因事立言，亦論著之派別也。
詩賦第四
詩賦者，六義之遺。《國風》一體，實於州縣文徵為近。《甘泉》《上林》，班固錄於列傳，行之當世可也。后代文繁，固當別為專書。惟詩賦家流，至於近世，溺於辭採，不得古者國史序《詩》之意；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，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。玆取前人賦詠，依次編列，以存風雅之遺；同時之人，概從附錄，以俟后來者之別擇焉。
《文史通義》 清·章學誠
○方志立三書議
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，必立三家之學，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。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，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，仿《文選》、《文苑》之體而作文徵。三書相輔而行，闕一不可；合而為一，尤不可也。懼人以謂有意創奇，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。
或曰：方志之由來久矣，未有析而為三書者。今忽析而為三，何也？曰：明史學也。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，至縴至析。余考之於《周官》，而知古人之於史事，未嘗不至縴析也。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謂："若晉《乘》、魯《春秋》、楚《梼杌》之類"，是一國之全史也。而行人又獻五書，太師又陳風詩。(詳見《志科議》，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，)是王朝之取於侯國，其文獻之徵，固不一而足也。苟可闕其一，則古人不當設是官，苟可合而為一，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。
或曰：封建罷為郡縣，今之方志，不得擬於古國史也。曰：今之天下，民彝物則，未嘗稍異於古也。方志不得擬於國史，以言乎守令之官，皆自吏部遷除，既已不世其家，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。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，豈有異乎？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，以謂諸侯各自為制度，略如后世割據之國史，不可推行於方志耳。不知《周官》之法，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，侯封之稟王章，不異后世之郡縣也。
古無私門之著述，六經皆史也。后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，惟《春秋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三家之流別耳。紀傳正史，《春秋》之流別也；掌故典要，官《禮》之流別也；文徵諸選，風《詩》之流別也。獲麟絕筆以還，后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，必積久而后漸推以著也。馬《史》班《書》以來，已演《春秋》之緒矣。劉氏《政典》，杜氏《通典》，始演官《禮》之緒焉。呂氏《文鑒》，蘇氏《文類》，始演風《詩》之緒焉。並取括代為書，互相資證，無空言也。
或曰：文中子曰："聖人述史有三，《書》、《詩》與《春秋》也。"今論三史，則去《書》而加《禮》，文中之說，豈異指歟？曰：《書》與《春秋》，本一家之學也。《竹書》雖不可盡信，編年蓋古有之矣。《書》篇乃史文之別具。古人簡質，未嘗合撰紀傳耳。左氏以傳翼經，則合為一矣。其中辭命，即訓誥之遺也；所徵典實，即貢範之類也。故《周書》訖平王，(《秦誓》乃附侯國之書。)而《春秋》讬始於平王，明乎其相繼也。左氏合而馬、班因之，遂為史家一定之科律，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，不知其然而然也。后人不解，而以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分別記言記事者，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。若夫官《禮》之不可闕，則前言已備矣。
或曰：樂亡而《書》合於《春秋》，六藝僅存其四矣。既曰六經皆史矣，后史何無演《易》之流別歟？曰：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，后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，時勢使然，聖人有所不能強也。上古雲鳥紀官，命以天時，唐、虞始命以人事；《堯典》詳命羲、和，《周官》保章，僅隸春官之中秩，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。《易》之為書也，開物成務，聖人神道設教，作為神物，以前民用。羲、農、黃帝不相襲，夏、商、周代不相沿，蓋與治曆明時，同為一朝之創制，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。后世惟以頒曆授時為政典，而占時卜日為司天之官守焉；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，時勢之不得不然。是以后代史家，惟司馬猶掌天官，而班氏以下，不言天事也。
或曰：六經演而為三史，亦一朝典制之鉅也。方州蕞爾之地，一志足以盡之，何必取於備物歟？曰：類例不容合一也。古者天子之服，十有二章，公侯卿大夫士差降，至於元裳一章，斯為極矣。然以為賤，而使與冠履並合為一物，必不可也。前人於六部卿監，蓋有志矣。然吏不知兵，而戶不侵禮，雖合天下之大，其實一官之偏，不必責以備物也。方州雖小，其所承奉而施布者，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，無所不備，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。國史於是取裁，方將如《春秋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，又何可忽歟？
或曰：自有方志以來，未聞國史取以為憑也。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？曰：方志久失其傳。今之所謂方志，非方志也。其古雅者，文人游戲，小記短書，清言叢說而已耳。其鄙俚者，文移案牘，江湖游乞，隨俗應酬而已耳。搢紳先生每難言之。國史不得已，而下取於家譜志狀，文集記述，所謂禮失求諸野也。然而私門撰著，恐有失實，無方志以為之持證，故不勝其考覈之勞，且誤信之弊，正恐不免也。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。方志既不為國史所憑，則虛設而不得其用，所謂觚不觚也，方志乎哉！
或曰：今三書並立，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？曰：有所分，亦有所增。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。史之為道也，文士雅言，與胥吏薄牘，皆不可用；然舍是二者，則無所以為史矣。孟子曰：其事，其文，其義，《春秋》之所取也。即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，而斷之以義，國史方志，皆《春秋》之流別也。譬之人身，事者其骨，文者其膚，義者其精神也。斷之以義，而書始成家。書必成家，而后有典有法，可誦可識，乃能傳世而行遠。故曰；志者志也，欲其經久而可記也。
或曰：志既取簿牘以為之骨矣，何又刪簿牘而為掌故乎？曰：說詳《亳州掌故》之例議矣，今復約略言之。馬遷八書，皆綜覈典章，發明大旨者也。其《禮書》例曰："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"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。馬遷所指為有司者，如叔孫朝儀，韓信軍法，蕭何律令，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，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。惜無劉秩、杜佑其人，別刪掌故而裁為典要。故求漢典者，僅有班書，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，其效易見也。則別刪掌故以輔志，猶《唐書》之有《唐會要》，《宋史》之有《宋會要》，《元史》之有《元典章》，《明史》之有《明會典》而已矣。
或曰：今之方志，所謂藝文，置書目而多選詩文，似取事言互證，得變通之道矣。今必別撰一書為文徵，意豈有異乎？曰：說詳《永清文徵》之序例矣，今復約略言之。志既仿史體而為之，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，當入紀傳之中，如班《書》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，可也。以選文之例而為藝文志，是《宋文鑒》可合《宋史》為一書，《元文類》可合《元史》為一書矣，與紀傳中所載之文，何以別乎？
或曰：選事仿於蕭梁，繼之《文苑英華》與《唐文粹》，其所由來久矣。今舉《文鑒》、《文類》，始演風詩之緒，何也？曰：《文選》、《文苑》諸家意在文藻，不徵實事也。《文鑒》始有意於政治，《文類》乃有意於故事，是后人相習久，而所見長於古人也。
或曰：方州文字無多，既取經要之篇入經傳矣，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，別為一書，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。曰：既已別為一書，義例自可稍寬。即《文鑒》《文類》，大旨在於證史，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。名筆佳章，人所同好，即不盡合於證史，未嘗不可兼收也。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，《詩》教自與《春秋》分轍也。近代方志之藝文，其猥濫者，毋庸議矣。其稍有識者，亦知擇取其有用，而慎選無多也。不知律以史志之義，即此已為濫收；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，雖倍增其藝文，猶嫌其隘矣。不為專輯一書，以明三家之學，進退皆失所據也。
或曰：《文選》諸體，無所不備，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，何謂也？曰：說詳《詩教》之篇矣，今復約略言之。《書》曰："詩言志。"古無私門之著述，經子諸史，皆本古人之官守；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。唐、宋以前，文集之中無著述。文之不為義解(經學、)傳記(史學、)論撰(子家)諸品者，古人始稱之為文。其有義解、傳記、論撰諸體者，古人稱書，不稱文也。蕭統《文選》，合詩文而皆稱為文者，見文集之與詩，同一流別也。今仿選例而為文徵，入選之文，雖不一例，要皆自以其意為言者，故附之於風詩也。
或曰：孔衍有《漢魏尚書》，王通亦有《續書》，皆取詔誥章疏，都為一集，亦《文選》之流也。然彼以衍書家，而不以入詩部，何也？曰：《書》學自左氏以后，並入《春秋》。孔衍、王通之徒，不達其義而強為之，故其道亦卒不能行。譬猶后世，濟水已入於河，而泥《禹貢》者，猶欲於滎澤、陶邱濬故道也。
或曰：三書之外，亦有相仍而不廢者，如《通鑒》之編年，本末之紀事，后此相承，當如俎豆之不祧矣。是於六藝，何所演其流別歟？曰：是皆《春秋》之支別也。蓋紀傳之史，本衍《春秋》家學，而《通鑒》即衍本紀之文，而合其志傳為一也。若夫紀事本末，其源出於《尚書》；而《尚書》中折而入於《春秋》，故亦為《春秋》之別也。馬、班以下，代演《春秋》於紀傳矣，《通鑒》取紀傳之分，而合之以編年，《紀事本末》又取《通鑒》之合，而分之以事類；而因事命篇，不為常例，轉得《尚書》之遺法。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，賁飾所為受以剝，剝窮所為受以復也。譬燒丹砂以為水銀，取水銀而燒之，復為丹砂，即其理矣。此說別有專篇討論，不具詳也。(此乃附論，非言方志。)
或曰：子修方志，更於三書之外，別有《叢談》一書何為邪？曰：此徵材之所餘也。古人書欲成家，非夸多而求盡也。然不博覽，無以為約取地。既約取矣，博覽所餘，攔入則不倫，棄之則可惜，故附稗野說部之流，而作叢談，猶經之別解，史之外傳，子之外篇也。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，何邪？三書皆經要，而《叢談》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。前人修志，則常以此類附志后，或稱餘編，或稱雜志。彼於書之例義，未見卓然成家，附於其后，故無傷也。既立三家之學，以著三部之書，則義無可惜，不如別著一編為得所矣。《漢志》所謂小說家流，出於稗官，街談巷議，亦採風所不廢雲爾。
○州縣請立志科議
鄙人少長貧困，筆墨干人，屢膺志乘之聘，閱曆志事多矣。其間評騭古人是非，斟酌后志凡例，蓋嘗詳哉其言之矣。要皆披文相質，因體立裁。至於立法開先，善規防后，既非職業所及，嫌為出位之謀，間或清燕談天，輒付泥牛入海。美志不效，中懷闕如。然定法既不為一時，則立說亦何妨俟后，是以願終言之，以待知者擇焉。
按《周官》宗伯之屬，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謂若晉《乘》、楚《梼杌》之類，是則諸侯之成書也。成書豈無所藉？蓋嘗考之周制，而知古人之於史事，未嘗不至縴悉也。司會既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；黨正"屬民讀法，書其德行道藝"；閭胥比眾，"書其敬敏任卹"；誦訓"掌道方志，以詔觀事，掌道方慝，以詔避忌，以知地俗"；小史"掌邦國之志，奠系世，辨昭穆"；訓方"掌導四方之政事，與其上下之志，誦四方之傳道"；形方"掌邦國之地域，而正其封疆"；山師川師"各掌山林川澤之名，辨物與其利害"；原師"掌四方之地名，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"；是於鄉遂都鄙之間，山川風俗，物產人倫，亦已鉅細無遺矣。至於行人之獻五書，職方之聚圖籍，大師之陳風詩，則其達之於上者也。蓋制度由上而下，採摭由下而上，惟採摭備，斯制度愈精，三代之良法也。后世史事，上詳於下。郡縣異於封建，方志不復視古國史，而入於地理家言，則其事已偏而不全。且其書無官守制度，而聽人之自為，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為典要，勢使然也。
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。三代以后之文章，可無三代之遺制；三代以后之政事，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。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，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？天下政事，始於州縣，而達乎朝廷，猶三代比閭族黨，以上於六卿；其在侯國，則由長帥正伯，以通於天子也。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，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。其自下而上，亦猶三代比閭族黨、長帥正伯之遺也。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，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。乃州縣掌故，因事為名，承行典吏，多添注於六科之外。而州縣紀載，並無專人典守，大義闕如。間有好事者流，修輯志乘，率憑一時採訪，人多庸猥，例罕完善；甚至挾私誣罔，賄賂行文。是以言及方志，荐紳先生每難言之。史官採風自下，州縣志乘如是，將憑何者為筆削資也？且有天下之史，有一國之史，有一家之史，有一人之史。傳狀志述，一人之史也；家乘譜牒，一家之史也；部府縣志，一國之史也；綜紀一朝，天下之史也。比人而后有家，比家而后有國，比國而后有天下。惟分者極其詳，然后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。譜牒散而難稽，傳志私而多諛；朝廷修史，必將於方志取其裁。而方志之中，則統部取於諸府，諸府取於州縣，亦自下而上之道也。然則州縣志書，下為譜牒傳志持平，上為部府徵信，實朝史之要刪也。期會工程，賦稅獄訟，州縣恃有吏典掌故，能供六部之徵求；至於考獻徵文，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，曾何足以當史官之採擇乎？州縣挈要之籍，既不足觀，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志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。夫期會工程，賦稅獄訟，六部不由州縣，而直問於民間，庸有當歟？則三代以后之史事，不亦難乎？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。無三代之官守典籍，即無三代之文章；苟無三代之文章，雖有三代之事功，不能昭揭如日月也。令史案牘，文學之儒，不屑道也。而經綸政教，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。后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，而官司掌故，不為史氏備其法制焉，斯則三代以后，離質言文，史事所以難言也。今天下大計，既始於州縣，則史事責成，亦當始於州縣之志。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，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。志有因人臧否、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，案牘無因人臧否、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；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，典守有一定之人，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。故州縣之志，不可取辦於一時，平日當於諸典吏中，特立志科，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，以充其選。而且立為成法，俾如法以紀載，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，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。積數十年之久，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，筆削以為成書，所謂待其人而后行也。如是又積而又修之，於事不勞，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，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。
然則立為成法將奈何？六科案牘，約取大略，而錄藏其副可也。官長師儒，去官之日，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，錄其始末可也。所屬之中，家修其譜，人撰其傳志狀述，必呈其副；學校師儒，採取公論，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。所屬人士，或有經史撰著，詩辭文筆，論定成編，必呈其副，藏於志科，兼錄部目可也。衙廨城池，學廟祠宇，堤堰橋梁，有所修建，必告於科，而呈其端委可也。銘金刻石，紀事摛辭，必摩其本，而藏之於科可也。賓興鄉飲，讀法講書，凡有舉行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，錄其所聞所見可也。置藏室焉，水火不可得而侵也。置鎖櫝焉，分科別類，歲月有時，封志以藏，無故不得而私啟也。仿鄉塾義學之意，四鄉各設採訪一人，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為之，俾搜遺文逸事，以時呈納可也。學校師儒，慎選老成，凡有呈納，相與持公覈實可也。夫禮樂與政事，相為表里者也。學士討論禮樂，必詢器數於宗祝，考音節於工師，乃為文章不讬於空言也。令史案牘，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，猶禮之有宗祝器數，樂之有工師音節也。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，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，與夫工師音節，則是無質之文，不可用也。獨於史氏之業，不為立法無弊，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？
或曰：州縣既立志科，不患文獻之散逸矣。由州縣而達乎史官，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，府與布政使司，可不過而問歟？曰：州縣奉行不實，司府必當以條察也。至於志科，既約六科案牘之要，以存其籍矣。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，以為府志取裁；司吏必約府科之要，以為通志取裁；不特司府之志，有所取裁，且兼收並蓄，參互考求，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。至於統部大僚，司科亦於去官之日，如州縣志科之於其官長師儒，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，詳其始末，存於科也。諸府官僚，府科亦於去官之日，錄如州縣可也。此則府志科吏，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，司志科吏，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，且有自為其司與府者，不容略也。
或曰：是於史事，誠有裨矣。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？曰：文章政事，未有不相表里者也。令史案牘，政事之憑藉也。有事出不虞，而失於水火者焉，有收藏不謹，而蝕於濕蠹者焉；有奸吏舞法，而竄竊更改者焉；如皆錄其要，而藏副於志科，則無數者之患矣。此補於政理者不鮮也。譜牒不掌於官，亦今古異宜，天下門族之繁，不能悉覈於京曹也。然祠襲爭奪，則有訟焉；產業繼嗣，則有訟焉；冒姓占籍，降服歸宗，則有訟焉；昏姻違律，則有訟焉；戶役隱漏，則有訟焉。或譜據遺失，或奸徒偽撰，臨時炫惑，叢弊滋焉。平日凡有譜牒，悉呈其副於志科，則無數者之患矣。此補於政理者，又不鮮也。古無私門之著述，蓋自戰國以還，未有可以古法拘也。然文字不隸於官守，則人不勝自用之私。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，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；晚近文集傳志之猥濫，說部是非之混淆，其瀆亂紀載，熒惑清議，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。苟於論定成編之業，必呈副於志科，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，則地近而易於質實，時近而不能讬於傳聞，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。此補於政理者，殆不可以勝計也。故曰文章政事，未有不相表里者也。
○地志統部
陽湖洪編修亮吉，嘗撰輯《乾隆府廳州縣志》，其分部乃用《一統志》例，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。余於十年前，訪洪君於其家，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，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。因曆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，以明例義。洪君意未然也。近見其所刻《卷施閣文集》，內有《與章進士書》，繁稱博引，痛駁分部之說。余終不敢謂然。又其所辨，多余向所已剖，不當復雲雲者。則余本旨，洪君殆亦不甚憶矣。因疏別其說，存示子弟，明其所見然耳，不敢謂己說之必是也。
統部之制，封建之世，則有方伯。郡縣之世，則自漢分十三部州；六朝州郡，制度迭改，其統部之官，雖有都督總管諸名，而建府無常，故唐人修五代地志，即《隋志》。不得統部之說，至以《禹貢》九州，畫分郡縣，其弊然也。唐人分道，宋人分路，雖官制統轄不常，而道路之名不改；故修地志者，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。元制雖亦分路，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為主，故又稱行省。而明改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，其守土之官，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。布政使司者，分部之名，而布政使者，統部之官，不可混也。然布政使司，連四字為言，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為省，人情樂趨簡便，故制度雖改，而當時流俗，止稱為省。沿習既久，往往見於章奏文移，積漸非一日矣。我朝布政使司，仍明舊制；而沿習稱省，亦仍明舊。此如漢制子弟封國，頒爵為王，而詔誥章奏，乃稱為諸侯王；當時本非諸侯，則亦徇古而沿其名也。但初制盡如明舊，故正名自當為布政使司。百餘年來，因時制宜，名稱雖沿明故，而體制與明漸殊。
今洪君書以乾隆為名，則循名責實，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。蓋初制巡撫無專地，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，而順天、應天間設巡撫；順天之外，又有正定，應天之外，又有鳳陽諸撫。不似今之統轄全部，自有專地。此當稱部院者一也。初制巡撫無專官。故康熙以前，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，其兼侍郎則二品，副都御史則三品，僉都御史則四品；今則皆兼兵部侍郎、右副都御史矣。其畫一制度，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。此當稱部院者二也。學差關部，皆有京職，去其京職，即無其官矣。今巡撫新除，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。雖故事相沿，未有不兼銜者；但既有應否之請，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。按《會典》、《品級考》諸書，已列巡撫為從二品，注雲："加侍郎銜正二。"則巡撫雖不兼京銜，已有一定階級，正如宋之京朝官，知州軍知縣事，雖有京銜，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。此當稱部院者三也。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。今戎政為總督專司，而巡撫亦有標兵，固無論矣。壇廟祭祀，向由布政使主祭者，而今用巡撫主祭。則當稱部院者四也。賓興大典，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，而今用巡撫關防。此當稱部院者五也。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，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。都司掌兵，按察使司提刑。是布政二使，內比六部；而按察一使，內比都察院也。今裁二使歸一，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，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，其職任與前異。故上自詔旨，下及章奏文移，皆指督撫為封疆，而不曰軺使；皆謂布政之司為錢谷總匯，按察之司為刑名總匯，而不以布政使為封疆。此尤準時立制，必當稱部院者六也。督撫雖同曰封疆，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；蓋兵部堂官，雖兼右都御史，而仍以戎政為主者也。巡撫頭銜則稱部院；蓋都察院堂官，雖兼兵部侍郎，而仍以察吏為主者也。故今制陪京以外，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，而斷無不隸巡撫之府州縣也。如河南、山東、山西，有巡撫而無總督。巡撫不必兼總督銜。直隸、四川、甘肅，有總督而無巡撫，則總督必兼巡撫銜。督撫事權相等，何以有督無撫，督必兼撫銜哉？正以巡撫部院，畫一職方制度，並非無端多此兼銜。此尤生今之時，宜達今之體制，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。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，而《會典》則例，六部文移，若吏部大計，戶部奏銷，禮部會試，刑部秋勘，皆止知有十八直省，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；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。(巡撫實止十五，總督兼缺有三。)故江蘇部院，相沿稱江蘇省久矣。蘇松布政使司，與江淮布政使司，分治八府三州，不聞公私文告，有蘇松直省、江淮直省之分。此尤見分部制度，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，必當稱部院者八也。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，不如布政使司正印，不得為地方正主，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為二五矣。如洪君說，則其所為府廳州縣之稱，亦不當也。府州縣固自有印，廳乃直隸同知，止有關防而無印也。同知發知府印，而關防可領職方；巡撫分都察院印，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，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。洪君又謂今制督撫，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，州雖領郡，而《漢志》仍以郡國為主，不以刺史列於其間。此比不甚親切。今制惟江蘇一部院，有兩布政使司；此外使司所治，即部院所治，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。然即洪君所言，則闞氏《十三州志》，自有專書，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。此當稱部院者十也。
夫制度更改，必有明文。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，賓主間耳。其稍尊者，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。自后台權漸重，三司奉行台旨。然制度未改，一切計典奏銷，賓興祭祀，皆布政使專主，故為統部長官，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。我朝百餘年來，職掌制度，逐漸更易。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，分治錢谷刑名，同為部院屬吏，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。一切大政大典，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，曆有明文，此朝野所共知也。而統部之當稱使司，與改稱部院，乃轉無明文，何哉？以官私文告，皆沿習便而稱直省，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，即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。律令典例，詔旨文移，皆有直省之稱；惟《一統志》尚沿舊例，稱布政使司，偶未改正。洪君既以乾隆名志，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？
或曰：《統志》乃館閣書，洪君遵制度而立例，何可非之？余謂統志初例已定，其后相沿未及改耳。(初例本當以司為主。)其制度之改使司而為部院者，以漸而更，非有一旦創新之舉，故館閣不及改也。私門自著，例以義起，正為制度雲然。且余所辨，不盡為洪君書也。今之為古文辭者，於統部稱謂，亦曰諸省，或曰某省。棄現行之制度，而借元人之名稱，於古蓋未之聞也。雍正、康熙以前，古文亦無使司之稱；(彼時理必當稱使司。)則明人便省文，而因仍元制，為古文之病也久矣。故余於古文辭，有當稱統部者，流俗或雲某省，余必曰某部院，或節文稱某部；流俗或雲諸省及某某等省，余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，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；庶幾名正為言順耳。使非今日制度，則必曰使司，或節文稱司，未為不可，其稱省則不可行也。或雲：詔旨章奏文移，何以皆仍用之？答曰：此用為辭語故無傷，非古文書事例也。且如詔旨章奏文移，稱布政為藩，按察為臬，府州縣長為守牧令，辭語故無害也，史文無此例矣。
○和州志皇言紀序例
《周官》，外史"掌四方之志"，又"以書使於四方，則書其令。"鄭氏注四方之志，"若魯之《春秋》，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"是也。書其令，謂"書王命以授使者"是也。鄉大夫於"正月之吉，受教法於司徒，退而頒之鄉吏。"孔氏疏"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"是也。夫畿內六鄉，天子自治，則受法於司徒，而畿外侯封，各治其國，以其國制自為《春秋》。(列國之史，總名《春秋》。)然而四方之書，必隸外史；書令所出，奉為典章。則古者國別為書，而簡策所昭，首重王命，信可徵也。是以《春秋》歲首必書王正，而韓宣子聘魯，得見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謂周禮在是。蓋書在四方，則入而正於外史；而命行王國，亦自外史頒而出之。故事有專官，而書有定制，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。
竊意《周官》之治，列國史記，必有成法，受於王朝，如鄉大夫之受教法，考察文字，罔有奇訝。至晉楚之史，自以《乘》與《梼杌》名書，乃周衰官失，列國自擅之制歟？司馬遷侯國世家，亦存國別為書之義，而孝武《三王》之篇，詳書詔策，冠於篇首。王言絲綸，史家所重，有由來矣。后代方州之書，編次失倫，體要無當，而朝廷詔誥，或入藝文，篇首標紀，或載沿革。又或以州縣偏隅，未有特布德音，遂使中朝掌故，散見四方之志者，闕然無所考見。是固編摩之業，世久失傳；然亦外史專官，秦漢以來，未有識職故也。夫封建之世，國別為史，然篇首尚重王正之書。郡縣受治，守令承奉詔條，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，而外史掌故，未嘗特立專條。宋、元、明州縣志書，今可見者，迄用一律，亦甚矣其不講於《春秋》之義也！今裒錄州中所有，恭編為《皇言紀》一，以時代相次，蔚光篇首，以志祇承所自雲爾。
○和州志官師表序例
《周官》，御史"掌贊書，數從政"。鄭氏注謂"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。"蓋贊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。夫官有先后，政有得失；太宰存其綱紀，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，則百工敘而庶績熙也。后代官儀之篇，考選之格，(《漢官儀》、《唐六典》、《梁選簿》、《隋官序錄》。)代有成書，而官職姓名，浩繁莫紀，則是有太宰之綱紀，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。班固《百官公卿表》，猶存古意，其篇首敘官，則太宰六典之遺也，其后表職官姓氏，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。範、陳而后，斯風渺矣。至於《唐書》、《宋史》，乃有《宰相年表》，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；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，抑史籍猥繁，其勢亦難概舉也。
至於嗜古之士，掇輯品令，聯綴姓名，職官故事之書，六朝以還，於斯為盛。然而中朝掌故，不及方州，猥瑣之編，難登史志；則記載無法，而編次失倫，前史不得不職其咎也。夫百職卿尹，中朝敘官；方州守令，外史紀載。《周官》御史數從政之士，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，不徒山川土俗，凡所謂分職受事，必有其書，以歸柱下之掌，可知也。唐人文集，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，蓋亦敘官之意也。然文存而名不可考，自非蒐羅金石，詳定碑碣，莫得而知，則未嘗勒為專書之故也。宋、元以來，至於近代方州之書，頗記任人名氏；然猥瑣無文，如閱縣令署役卯簿，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。或編次為表者，序錄不詳，品秩無次；或限於尺幅，其有官階稍多，沿革異制，即文武分編，或府州別記，以趨苟簡。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，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。又前人姓氏，不可周知，然遺編具存，他說互見，不為博採旁搜，徒讬闕文之義，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。
今折衷諸家，考次前后，上始漢代，迄於今玆，勒為一表，疑者闕之。后之覽者，得以詳焉。
○和州志選舉表序例
《周官》，鄉大夫"三年大比，興一鄉之賢能，獻書於王。王再拜受之，登於天府"，甚盛典也。漢制，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，蓋以古者鄉黨州閭之遺，當時賢書典籍，辟舉掌故，未有專書；則以科條為繁，興替人文，散見紀傳；潛心之士，自可考而知也。江左六朝，州郡僑遷，士不土著，學不專業，鄉舉里選，勢漸難行。至於隋氏，一以文學詞章，創為進士之舉，有唐以來，於斯為盛。選舉既專，資格愈重，科條繁委，故事相傳。於是文學之士，蒐羅典章，採摭聞見，識大識小，並有成書。傳記故事，雜以俳諧，而選舉之書，蓋裒然與柱下所藏等矣。
撰著既繁，條貫義例，未能一轍，就求其指，略有三門：若晁迥《進士編敕》，陸深《科場條貫》之屬，律例功令之書也；姚康、樂史《科第錄》，(姚康十六卷，樂史十卷。)李奕、洪適《登科記》，(李奕二卷亡。洪適十五卷。)題名記傳之類也；王定保《唐摭言》，錢明逸《宋衣冠盛事》，稗野雜記之屬也。史臣採輯掌故，編於書志，裁擇人事，次入列傳；一代浩繁，義例嚴謹，其筆削之餘，等於棄土之苴，吐果之核。而陳編猥瑣，雜錄無文，小牘短書，不能傳世行遠；遂使甲第人文，《周官》所以拜獻於王而登之天府者，闕焉不備。是以方州之書，不遵鄉大夫慎重賢書之制，記載無法，條貫未明之咎也。
近代頗有考定方州自為一書者，若樂史《江南登科記》，張朝瑞《南國賢書》，陳汝元《皇明浙士登科考》，皆類萃一方掌故，惜未見之天下通行。而州縣志書，編次科目，表列舉貢，前明以來，頗存其例，較之宋元州郡之書，可謂寸有所長者矣。特其體例未純，紀載無法，不熟年經事緯之例，(亦有用表例者，舉貢掾仕封蔭之條，多所牴牾。)猥雜成書；甚者附載事跡，表傳不分，此則相率成風，未可悉數其謬者也。(論辨詩列傳第一篇總論內。)今摭史志之文，先詳制度，后列題名，以世相次，起於唐代，讬於今玆，為《選舉表》。其封蔭辟舉，不可紀以年者，附其后雲。
○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
《周官》，小史"奠系世，辨昭穆。"譜牒之掌，古有專官。司馬遷以《五帝系》牒、《尚書》集世記，為《三代世表》，氏族淵源，有自來矣。班固以還，不載譜系。而王符《氏姓》之篇，(《潛夫論》第三十五篇。)杜預《世族》之譜，(《春秋釋例》第二篇。)則治經著論，別有專長，義盡而止，不復更求譜學也。自魏晉以降，迄乎六朝，族望漸崇。學士大夫，輒推太史世家遺意，自為家傳。其命名之別，若《王肅家傳》、虞覽《家記》、範汪《世傳》、明粲《世錄》、陸煦《家史》(陸史十五卷。)之屬，並於譜牒之外，勒為專書，以俟採錄者也。至於摯虞《昭穆記》、王儉《百家譜》、以及何氏《姓苑》、賈氏《要狀》(賈希鑒《氏族要狀》十五卷。)諸編，則總匯群倫，編分類次，上者可裨史乘，下或流入類書，其別甚廣，不可不辨也。族屬既嚴，郡望愈重。若沛國劉氏，隴西李氏，太原王氏，陳郡謝氏，雖子姓散處，或本非同居，然而推言族望，必本所始。后魏遷洛，則有八氏、十姓、三十六族、九十二姓，並居河南、洛陽。而中國人士，各第門閥，有四海大姓、州姓、郡姓、縣姓，撰為譜錄。齊梁之間，斯風益盛，郡譜州牒，並有專書。若王儉、王僧孺之所著錄，(王儉《諸州譜》十二卷。王僧孺《十八州譜》七百卷。)《冀州姓族》、《揚州譜鈔》之屬，不可勝紀，俱以州郡系其世望者也。唐劉知幾討論史志，以謂族譜之書，允宜入史。其后歐陽《唐書》，撰為宰相世系；顧清門鉅族，但不為宰相者，時有所遺。至鄭樵《通志》，首著《氏族》之略，其敘例之文，發明譜學所系，推原史學不得師承之故，蓋嘗慨切言之。而后人修史，不師其法，是亦史部之闕典也。
古者，瞽蒙誦詩，並誦世系，以戒勸人君。《國語》所謂"教之世，而為之昭明德"者，是也。然則奠系之屬，掌於小史，誦於瞽蒙，先王所重；蓋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。當時州閭族黨之長，屬民讀法；鄉大夫三年大比，考德藝而獻書於王；則其系世之屬，必有成數，以集上於小史，可知也。夫比人斯有家，比家斯有國，比國斯有天下。家牒不修，則國之掌故，何所資而為之徵信耶？《易》曰："天與火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"物之大者，莫過於人。人之重者，莫重於族。記傳之別，或及蟲魚；地理之書，必徵土產；而於先王錫土分姓，所以重人類而明倫敘者，闕焉無聞，非所以明大通之義也。且譜牒之書，藏之於家，易於散亂；盡入國史，又懼繁多；是則方州之志，考定成編，可以領諸家之總，而備國史之要刪，亦載筆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。
○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
奠系世之掌於小史，與民數之掌於司徒，其義一也。杜子春曰："奠系世為帝系、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。"然則比伍小民，其世系之牒，不隸小史可知也。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眾寡，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。夫夫家眾寡，即上大司徒之民數，其賢能為卿大夫之選，又可知也。民賤，故僅登戶口眾寡之數；卿大夫貴，則詳系世之牒，理勢之自然也。后代史志，詳書戶口，而譜系之作無聞，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。《書》曰："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"鄭氏注："百姓，為群臣之父子兄弟。"(見司馬遷《五帝本紀》注。)平章，乃辨別而章明之，是即《周官》小史奠系之權輿也。孟子曰："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"近代州縣之志，留連故跡，附會桑梓；至於世牒之書，闕而不議，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。且夫國史不錄，州志不載；譜系之法，不掌於官，則家自為書，人自為說，子孫或過譽其祖父，是非或頗謬於國史。其不肖者流，或謬讬賢哲，或私鬻宗譜，以偽亂真，悠謬恍惚，不可勝言。其清門華冑，則門閥相矜，私立名字。若江左王謝諸家，但有官勛，即標列傳，史臣含毫，莫能裁斷。以至李必隴西，劉必沛國，但求資望，不問從來，則有譜之弊，不如無譜。史志闕略，蓋亦前人之過也。
夫以司府領州縣，以州縣領世族，以世族率齊民，天下大計，可以指掌言也。唐三百年譜系，僅錄宰相，彼一代浩繁，出於計之無如何耳。方州之書，登其科甲仕宦，則固成周鄉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。今仿《周官》遺意，特表氏族，其便蓋有十焉。一則史權不散，私門之書，有所折衷，其便一也。一則譜法畫一；私譜凡例未純，可以參取，其便二也。一則清濁分涂，非其族類，不能依讬，流品攸分，其便三也。一則著籍已定，衡文取士，自有族屬可稽；非其籍者，無難句檢，其便四也。一則昭穆親疏，秩然有敘；或先賢奉祀之生，或絕嗣嗣續之議，爭為人后，其訟易平，其便五也。一則祖系分明；或自他邦遷至，或后遷他邦，世表編於州志，其他州縣，或有譜牒散亡，可以借此證彼，其便六也。一則改姓易氏，其時世前后及其所改之故，明著於書，庶幾婚姻有辨；且修明譜學者，得以考厥由來，其便七也。一則世系蟬聯，修門望族，或科甲仕宦，系譜有書，而德行道藝，列傳無錄，沒世不稱，志士所恥；是文無增損，義兼勸懲，其便八也。一則地望著重，坊表都里，不為虛設，其便九也。一則徵文考獻，館閣檄收，按志而求，易如指掌，其便十也。然則修而明之，可以推於諸府州縣，不特一州之志已也。
○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
《易》曰："物不可窮也，故受之以《未濟》。"夫網羅散失，是先有散失，而后有網羅者也。表章潛隱，是先有潛隱，而后有表章者也。陳壽《蜀志》列傳，殿以楊戲之贊；常璩《華陽》序志，概存士女之名。二子知掌故之有時而窮也，故以贊序名字，存其大略，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僅存之故，是亦史氏闕文之舊例也。和州在唐宋為望郡，而文獻之徵，不少概見。至於家譜世牒，寥寥無聞。詢之故老，則雲明季乙亥寇變，圖書毀於兵燹。今州境之人士，皆當日僅存幸免者之曾若玄也。所聞所傳，聞者不過五世七世而止，不復能遠溯也。傳世既未久遠，子姓亦無繁多，故譜法大率不修。就求其所有，則出私劄筆記之屬，體例未定，難為典則，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。余於是為之慨然嘆焉。
夫家譜簡帙，輕於州志；兵燹之后，家譜無存。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鸞、與萬曆中知州康誥所修之州志，為時更久，而其書今日具存；是在官易守，而私門難保之明徵也。及今而不急為之所，則並此區區者，后亦莫之徵矣。且吾觀《唐書·宰相世系》，列其先世，有及梁、陳者矣，有及元魏、后周者矣，不復更溯奕葉而上；則中牒闕文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然則錄其所可考，而略其所不可知，乃免不知而作之誚焉。每姓推所自出，備稽古之資也。詳入籍之世代，定州略也。科甲仕宦為目，而貢監生員與封君，及貲授空階皆與焉，從其類也。無科甲仕宦，而僅有生員及貲授空階，不為立表，定主賓輕重之衡也。科甲仕宦之族，旁支皆齊民，則及分支之人而止。不復列其子若孫者，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。若皆列之，是與版圖之籍無異也。雖有科甲仕宦，而無譜者闕之，嚴訛濫之防也。正貢亦為科甲，微秩亦為仕宦，不復分其資級，以文獻無徵，與其過而廢也，毋寧過而存之，是《未濟》之義也。
○和州志輿地圖序例
圖譜之學，古有專門，鄭氏樵論之詳矣。司馬遷為史，獨取旁行斜上之遺，列為十表；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，列為諸圖。於是后史相承，表志愈繁，圖經浸失。好古之士，載考陳編，口誦其辭，目迷其象，是亦載筆之通弊，斯文之闕典也。鄭樵生千載而后，慨然有志於三代遺文，而於《圖譜》一篇，既明其用；又推后代失所依據之故，本於班固收書遺圖，亦既感慨言之矣。然鄭氏之意，只為著錄諸家，不立圖譜專門，故欲別為一錄，以輔《七略》四部之不逮耳。其實未嘗深考；圖學失傳，由於司馬遷有表無圖，遂使后人修史，不知採錄；故其自為《通志》紀傳譜略，諸體具備，而形勢名家，亦未為圖。以此而議班氏，豈所謂楚則失之，而齊亦未為得者非耶？夫圖譜之用，相為表里。周譜之亡久矣，而三代世次，諸侯年月，今具可考，以司馬遷採摭為表故也。象魏之藏既失，而形名制度，方圓曲直，今不可知，以司馬遷未列為圖故也。然則書之存亡，系於史臣之筆削，明矣。圖之遠者，姑弗具論。自《三輔黃圖》、《洛陽宮殿圖》以來，都邑之簿，代有成書，后代蒐羅，百不存一。鄭氏獨具心裁，立為專錄，以謂有其舉之，莫或廢矣。然今按以鄭氏所收，其遺亡散失，與前代所著，未始逕庭；則書之存亡，系於史臣之筆削者尤重，而系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，又明矣。樽罍之微，或資博雅，鹵簿之屬，或著威儀，前人並有圖書，蓋亦繁富。史臣識其經要，未遑悉入編摩；鄭氏列為專錄，使有所考，但求本書可也。至於方州形勢，天下大計，不於表志之間，列為專部；使讀其書者，乃若冥行擿埴，如之何其可也？治《易》者必明乎象，治《春秋》者必通乎譜；圖象譜牒，《易》與《春秋》之大原也。《易》曰："系辭焉以盡其言。"《記》曰："比事屬辭，《春秋》教也。"夫謂之系辭屬辭者，明乎文辭從其后也。然則圖象為無言之史，譜牒為無文之書，相輔而行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。況州郡圖經，尤前人之所重耶？
或曰：學者亦知圖象之用大矣。第辭可傳習，而圖不可以誦讀，故書具存，而圖不可考也，其勢然也。雖然，非知言也。夫圖不可誦，則表亦非有文辭者也。表著於史，而圖不入編，此其所以亡失也。且圖之不可傳者有二：一則爭於繪事之工也。以古人專門藝事，自以名家，實無當於大經大法。若郭璞《山海經圖贊》，贊存圖亡。今觀贊文，自類雕龍之工，則知圖繪，殆亦畫虎之技也。一則同乎髦弁之微也。近代方州之志，繪為圖象，廁於序例之間，不立專門，但綴名勝，以為一書之檔識，而實無當於古人圖譜之學也。夫爭於繪事，則藝術無當於史裁；而廁於弁髦，則書肆苟為標幟，以為市易之道，皆不可語於史學之精微也。古人有專門之學，即有專門之書；有專門之書，即有專門之體例。旁行斜上，標分子注，譜牒之體例也。開方計里，推表山川，輿圖之體例也。圖不詳而系之以說，說不顯而實之以圖，互著之義也。文省而事無所晦，形著而言有所歸，述作之則也。亥豕不得淆其傳，筆削無能損其質，久遠之業也。要使不履其地，不深於文者，依檢其圖，洞如觀火，是又通方之道也。夫天官、河渠圖，而八書可以六；地理、溝洫圖，而十志可以八；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，稽西京之版輿，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。況夫方州之書，徵名辨物，尤宜詳贍無遺，庶幾一家之作；而乃流連景物，附會名勝，以為丹青末藝之觀耶？其亦不講於古人所以左圖右史之義也夫？
圖不能不系之說，而說之詳者，即同於書，圖之名不亦綴歟？曰：非綴也。體有所專，意亦有所重也。古人書有專名，篇有專義。辭之出入非所計，而名實賓主之際，作者所謂竊取其義焉耳。且吾見前史之文，有表似乎志者矣，(《漢書．百官公卿表》，篇首曆敘官制。)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。有志似乎表者矣，(《漢書·律曆志》，排列三統甲子。)不必皆比事屬辭之例也。《三輔黃圖》，今亡其書矣，其見於他說所稱引，則其辭也。遁甲通統之圖，今存其說，猶《華黍》、《由庚》之有其義耳。雖一尺之圖，系以尋丈之說可也。既曰圖矣，統謂之圖可也。圖又以類相次，不亦繁歟？曰：非繁也。圖之有類別，猶書之有篇名也。以圖附書，則義不顯，分圖而系之以說，義斯顯也。若皇朝《明史·律曆志》，於儀象推步皆繪為圖，蓋前人所未有矣。當時史臣，未嘗別立為圖，故不列專門，事各有所宜也。今州志分圖為四：一曰輿地，二曰建置，三曰營汛，四曰水利。皆取其有關經要，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，詳系之說，而次諸紀表之后，用備一家之學，而發其例於首簡雲爾。
○和州志田賦書序例
自畫土制貢，創於夏書，任土授職，(載師物地事及授地職。)詳於《周禮》；而田賦之書，專司之掌，有由來矣。班氏約取《洪範》八政，裁為《食貨》之篇，后史相仍，著為圭臬。然而司農圖籍，會稽簿錄，填委架閣，不可勝窮；於是酌取一代之中，以為定制。其有沿革大凡，盈縮總計，略存史氏要刪，計臣章奏；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，則亦其勢然也。若李吉甫、韋處厚所為《國計》之簿，(李吉甫《元和國計簿》十卷，韋處厚《太和國計》二十卷。)丁謂、田況所為《會計》之錄，(丁謂《景德會計錄》六卷，田況《皇祐會計錄》六卷。)則仿《周官》司會所貳，書契版圖之制也。杜佑、宋白之《通典》，王溥、章得象之《會要》，則掌故匯編；其中首重食貨，義取綜核，事該古今；至於麻縷之微，銖兩之細，不復委折求盡也。趙過均田之議，李翱《平賦》之書，則公牘私論，各抒所見；惟以一時利病，求所折衷，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。夫令史簿錄，猥瑣無文，不能傳世行遠；文學掌故，博綜大要，莫能深鑒隱微；此田賦之所以難明，而成書之所以難覯者也。古者財賦之事，征於司徒，(載師屬大司徒。)會於太宰。(司會屬太宰。)太宰制三十年為通九式，均節九賦，自祭祀賓客之大，以至芻秣匪頒之細，俱有定數，以其所出，準之以其所入；雖欲於定式之外，多取於民，其道無由。此財賦所以貴簿正之法也。自唐變租庸調而為兩稅，明又變兩稅而為一條鞭法，勢趨簡便，令無苛擾，亦度時揆勢，可謂得所權宜者矣。然而存留供億諸費，土貢方物等目，僉差募運之資，總括畢輸，便於民間，使無紛擾可也。有司文牘，令史簿籍，自當具錄舊有款目，明著功令所以並省之由，然后折以時之法度；庶幾計司職守，與編戶齊民，皆曉然於制有變更，數無增損也。文移日趨簡省，而案牘久遠無徵，但存當時總括之數，不為條列諸科，則遇禁網稍弛，官吏不飭於法，或至增飾名目，抑配均輸，以為合於古者惟正之貢，孰從而議其非制耶？
夫變法所以便民，而吏或緣法以為奸，文案之功，或不能備，圖史所以為經國之典也。然而一代浩繁，史官之籍，有所不勝；獨州縣志書，方隅有限，可以條別諸目，瑣屑無遺，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。自有明以來，外志紀載，率皆猥陋無法；至於田賦之事，以謂吏胥簿籍，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，遂據見行案牘，一例通編，不復考究古今，深求原委；譬彼玉卮無當，誰能賞其華美者乎？明代條鞭之法，定於嘉靖之年，而和州舊志，今可考者，亦自嘉靖中易鸞《州志》而止。當時正值初更章程，而州志即用新法，盡削舊條，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，惜哉！又私門論議，官府文移，有關田賦利病，自當採入本書；如班書敘次晁錯《貴粟》之奏入《食貨志》，賈讓《治河》之策入《溝洫志》，庶使事顯文明，學歸有用。否則裁入本人列傳，便人參互考求，亦趙充國《屯田》諸議之成法也。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，別編為藝文志；而本門事實，及本人行業，轉使擴落無材。豈志目大書專門，特標義例，積成卷軸，乃等於匏瓜之懸，仰而不食者耶？康誥舊志，略窺此風。后來秉筆諸家，毅然刪去，一而至再，無復挽回，可為太息者也！今自易《志》以前，其有遺者，不可追已；自易《志》以后，具錄顛末，編次為書。其康誥《均田》之議，實有當於田賦利病；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，皆採錄之，次於諸條之后；兼或採入列傳，互相發明，疑者闕之。后之覽者，或有取於斯焉。
○和州志藝文書序例
《易》曰："上古結繩而治，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。"夫文字之原，古人所以為治法也。三代之盛，法具於書，書守之官。天下之術業，皆出於官師之掌故，道藝於此焉齊，德行於此焉通，天下所以以同文為治。而《周官》六篇，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師法者也。不為官師職業所存，是為非法，雖孔子言禮，必訪柱下之藏是也。三代而后，文字不隸於職司，於是官府章程，師儒習業，分而為二，以致人自為書，家自為說；蓋泛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，遂紛然矣。(六經皆屬掌故，如《易》藏太卜，《詩》在太師之類。)書既散在天下，無所統宗，於是著錄部次之法，出而治之，亦勢之所不容已。然自有著錄以來，學者視為紀數簿籍，求能推究同文為治，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，惟劉向、劉歆所為《七略》、《別錄》之書而已。故其分別九流，論次諸子，必雲出於古者某官之掌，其流而為某家之學，失而為某事之敝，條宣究極，隱括無遺。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，雖曲藝小數，诐辭邪說，皆可返而通乎大道；而治其說者，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。有其守之，莫或流也；有其趨之，莫或歧也。言語文章，胥歸識職，則師法可復，而古學可興，豈不盛哉？韓氏愈曰："辨古書之正偽，昭昭然若黑白分。"孟子曰："诐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"孔子曰："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"夫欲辨古書正偽，以幾於知言，幾於多聞擇善，則必深明官師之掌，而后悉流別之故，竟末流之失；是劉氏著錄，所以為學術絕續之幾也。不能究官師之掌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，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；則天下學術，無所宗師。"生心發政，作政害事"，孟子言之，斷斷如也。然而涉獵之士，方且炫博綜之才；索隱之功，方且矜隅墟之見；以為區區著錄之文，校讎之業，可以有裨於文事，噫！其惑也。
六典亡而為《七略》，是官失其守也。《七略》亡而為四部，是師失其傳也。《周官》之籍富矣；保章天文，職方地理，虞衡理物，巫祝交神，各守成書以布治法，即各精其業以傳學術，不特師氏、保氏所謂六藝《詩》、《書》之文也。司空篇亡，劉歆取《考工記》補之。非補之也，考工當為司空官屬，其所謂記，即冬官之典籍；猶《儀禮》十七篇，為春官之典籍；《司馬法》百五十篇，為夏官之典籍，皆幸而獲傳后世者也。當日典籍具存，而三百六十之篇，即以官秩為之部次，文章安得散也？衰周而后，官制不行，而書籍散亡，千百之中，存十一矣。就十一之僅存，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，非鑿則漏，勢有難行，故不得已而裁為《七略》爾。其雲蓋出古者某官之掌，蓋之為言，猶疑辭也。欲人深思，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。故曰六典亡而為《七略》，官失其守也。雖然，官師失業，處士著書，雖曰法無統紀，要其本旨，皆欲推其所學，可以見於當世施行。其文雖連綴，而指趨可約也；其說雖譎詭，而駁雜不出也。故老莊、申韓、名墨、縱橫，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，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。師傳未亡，則文字必有所本。凡有所本，無不出於古人官守，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。魏晉之間，專門之學漸亡，文章之士，以著作為榮華；詩賦、章表、銘箴、頌誄，因事結構，命意各殊；其旨非儒非墨，其言時離時合，裒而次之，謂之文集。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。文章無本，斯求助於詞採；纂組經傳，摘抉子史，譬醫師之聚毒，以待應時取給；選青妃紫，不主一家，謂之類書。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。學術既無專門，斯讀書不能精一，刪略諸家，取便省覽；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，未嘗有意留青，繼乃積漸相沿，后學傳為津逮；分之則其本書具在，合之則非一家之言，紛然雜出，謂之書鈔。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。會心不足，求之文貌，指摘句調工拙，品節宮商抑揚；俗師小儒，奉為模楷，裁節經傳，摘比詞章，一例丹鉛，謂之評選。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。凡此四者，並由師法不立，學無專門，末俗支離，不知古人大體，下流所趨，實繁且熾；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，惟有強編甲乙。而欲執《七略》之舊法，部末世之文章，比於枘鑿方圓，豈能有合？故曰《七略》流而為四部，是師失其傳也。若謂史籍浩繁，《春秋》附庸，蔚成大國；(《七略》以太史公列春秋家，至二十一史，不得不別立史部。)名墨寥落，小宗支別，再世失傳；(名家者流，墨家者流，寥寥數家者，后代不復有其書矣。)以謂《七略》之勢，不得不變而為四部，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。
聞以部次治書籍，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。漢初諸子百家，浩無統攝，官《禮》之意亡矣。劉氏承西京之敝，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，著為條貫，以溯其源，則治之未嘗不精也。魏、晉之間，文集類書，無所統系，(魏文帝撰徐、陳、應、劉之文，都為一集，摯虞作《文章流別集》，集之始也，魏文帝作《皇覽》，類書之始也。)專門傳授之業微矣。而荀、李諸家，(荀勗、李充。)不能推究《七略》源流；至於王、阮諸家，(王儉、阮孝緒。)相去逾遠。其后方技兵書，合於子部，而文集自為專門，類書列於諸子，唐人四部之書，(四部創於荀勗，體例與后代四部不同，故雲始於唐人也。)乃為后代著錄不祧之成法，而天下學術，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。蓋《七略》承六典之敝，而知存六典之遺法；四部承《七略》之敝，而不知存《七略》之遺法；是《七略》能以部次治書籍，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。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《七略》者：一曰史籍之繁，不能附《春秋》家學也。夫二十一史，部勒非難；至於職官故事之書，譜牒紀傳之體，或本官禮制作，或涉儒雜家言，不必皆史裁也。今欲括囊諸體，斷史為部，於是儀注不入禮經，職官不通六典，謨誥離絕《尚書》，史評分途諸子；(史評皆諸子之遺，入史部，非也。)變亂古人立言本旨、部次成法以就簡易，如之何其可也？二曰文集日繁，不列專部，無所統攝也。夫諸子百家，非出官守，而劉氏推為官守之流別；則文集非諸子百家，而著錄之書，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？夫集體雖曰繁賾，要當先定作集之人。人之性情必有所近；得其性情本趣，則詩賦之所寄托，論辨之所引喻，紀敘之所宗尚，攝其大旨，略其枝葉，古人所謂一家之言，如儒、墨、名、法之中，必有得其流別者矣。(如韓愈之儒家，柳宗元之名家，蘇軾之縱橫家，王安石之禮家。)存錄其文集本名，論次其源流所自，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后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，以為后學辨途之津逮；則卮言無所附麗，文集之弊，可以稍歇。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恆，將由《七略》專家，而窺六典遺則乎？家法既專，其無根駁雜，類鈔評選之屬，可以不煩而自治。是著錄之道，通於教法，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，輕言編次哉？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，識古人之大體，而遽欲部次群言，辨章流別，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；是以著錄之家，好言四部，而憚聞《七略》也。
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，備於班固，而實仿於司馬遷。司馬遷未著成法，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。則言著錄之精微，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。究劉氏之業，將由班固之書，人知之；究劉氏之業，當參以司馬遷之法，人不知也。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，條辨學術同異，推究利病，本其家學，(司馬談論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以為六家。)尚已。紀首推本《尚書》，(《五帝本紀贊》。)表首推本《春秋》，(《三代世表序》。)傳首推本《詩》《書》所闕，至於虞夏之文，(《伯夷列傳》。)皆著錄淵源所自啟也。其於六藝而后，周秦諸子，若孟荀三鄒、老莊申韓、官晏、屈原、虞卿、呂不韋諸傳，論次著述，約其歸趣，詳略其辭，頡頏其品；抑揚詠嘆，義不拘墟，在人即為列傳，在書即為敘錄；古人命意標篇，俗學何可繩尺限也？劉氏之業，其部次之法，本乎官《禮》；至若敘錄之文，則於太史列傳，微得其裁。蓋條別源流，治百家之紛紛，欲通之於大道，此本旨也。至於卷次部目，篇第甲乙，雖按部就班，秩然不亂，實通官聯事，交濟為功。如《管子》列於道家，而敘小學流別，取其《弟子職》篇，附諸《爾雅》之后；則知一家之書，其言可採，例得別出也。《伊尹》、《太公》，道家之祖。(次其書在道家。)《蘇子》、《蒯通》，縱橫家言，以其兵法所宗，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，冠冕孫吳諸家，則知道德兵謀，凡宗旨有所統會，例得互見也。夫篇次可以別出，則學術源流，無闕間不全之患也。部目可以互見，則分綱別紀，無兩歧牽掣之患也。學術之源流，無闕間不全；分綱別紀，無兩歧牽掣；則《周官》六卿聯事之意存，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見。(如《貨殖》敘子貢，不涉《弟子列傳》。《儒林》敘董仲舒、王吉，別有專傳。)治書之法，古人自有授受，何可忽也？自班固刪《輯略》，而劉氏之緒論不傳；(《輯略》乃總論群書大旨。)省部目，而劉氏之要法不著；(班省劉氏之重見者而歸於一。)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，所以辨章百家，通於大道，(《莊子·天下》篇亦此意也。)而徒視為甲乙紀數之所需；無惑乎學無專門，書無世守，轉不若巫祝符箓、醫士祕方，猶有師傳不失之道也。鄭樵《校讎》之略，力糾《崇方》部次之失，自班固以下，皆有譏焉。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，當追官《禮》，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誤乙，某書宜丙而訛丁。夫部次錯亂，雖由家法失傳，然儒雜二家之易混，職官故事之多歧，其書本在兩可之間，初非著錄之誤。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，不明於后世，雖使太史復生，揚雄再見，其於部次之法，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。鄭氏能譏班《志》附類之失當，而不能糾其並省之不當，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。且吾觀后人之著錄，有別出《小爾雅》以歸《論語》者，(本《孔叢子》中篇名。《隋·經籍志》別出歸《論語》。)有別出《夏小正》以入時令者。(本《大戴禮》篇名。《文獻通考》別出歸時令。)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？特忘其所本之書，附類而失其依據者爾。《嘉瑞記》既入五行，又互見於雜傳；(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。)《西京雜記》既入故事，又互見於地理；(《唐書·藝文志》)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。特忘其已登著錄，重復而至於訛錯者爾。夫末學支離，至附類失據，重復錯訛，可謂極矣。究其所以歧誤之由，則理本有以致疑，勢有所以必至。徒拘甲乙之成法，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、所以互見者，析其精微，其中茫無定識，弊固至乎此也。然校讎之家，苟未能深於學術源流，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，斷部而互見，將破碎紛擾，無復規矩章程，斯救弊益以滋弊矣。是以校讎師法，不可不傳，而著錄專家，不可不立也。
州縣志乘藝文之篇，不可不熟議也。古者行人採書，太史掌典，文章載籍，皆於於上；故官司所守之外，無墳籍也。后世人自為書，家別其說，縱遇右文之代，購典之期，其能入於祕府，領在史官者，十無七八，其勢然也。文章散在天下，史官又無專守，則同文之治，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，州縣志乘得而部次，著為成法，守於方州，所以備輶軒之採風，待祕書之論定；其有奇訝不衷之說，亦得就其聞見，校讎是正；庶幾文章典籍，有其統宗，而學術人心，得所規範也。昔蔡邕正定石經，以謂四方之士，至有賄改蘭台漆書，以合私家文字者，是當時郡國傳習，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。文字點畫，小學之功，猶有四方傳習之異，況紀載傳聞，私書別錄，學校不傳其講習，志乘不治其部次，則文章散著，疑似兩淆，后世何所依據而為之考定耶？鄭樵論求書之法，以謂因地而求，因人而求，是則方州部錄藝文，固將為因地因人之要刪也。前代搜訪圖書，不懸重賞，則奇書祕策，不能會萃；苟懸重賞，則偽造古逸，妄希詭合；三墳之《易》，古文之《書》，其明徵也。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，下正家藏之目，上借中祕之徵，則天下文字，皆著籍錄；雖欲私錮而不得，雖欲偽造而不能，有固然也。夫人口孳生，猶稽版籍；水土所產，猶列職方。況乎典籍文章，為學術源流之所自出，治功事緒之所流傳，不於州縣志書，為之部次條別，治其要刪，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？
○和州志政略序例
夫州縣志乘，比於古者列國史書，尚矣。列國諸侯開國家承，體崇勢異；史策編列世家，抗於臣民之上，固其道也。州縣長吏，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，地非久居，官不世祿，其有甘棠留蔭，循跡可風，編次列傳，班於文學政事之間，亦其宜也。往牒所載，今不可知。若梁元帝所為《丹陽尹傳》，(見《隋志》，凡十卷。)孫仲所為《賢牧傳》，(見《唐志》，十五卷。)則專門編錄，率由舊章。馬、班《循吏》之篇，要為不易者矣。至於州縣全志，區分品地，乃用名宦為綱，與鄉賢、列女、仙釋、流寓諸條，均分門類；是乃摘比之類書，詞人之雜纂，雖略仿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中所附名目，實兔園捃摭詞藻之先資。欲擬《春秋》家學，外史掌故，人編列傳，事具首尾；苟使官民同錄，體例無殊，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，一室難分賓主者矣。
竊意蜀郡之慕文翁，南陽之思邵父，取其有以作此一方，為能興利革弊；其人雖去，遺愛在民，職是故也。正使伯夷之清，柳下之惠，不嫌同科。其或未仕之先，鄉評未協；去官之后，晚節不終；苟為一時循良，何害一方善政？夫以治績為重，其餘行業為輕，較之州中人物，要其始末，品其瑕瑜，草木區分，條編類次者，其例本不相侔。於斯分別標題，名為"政略"，不亦宜乎？夫略者，綱紀之鴻裁，編摩之偉號，黃石、淮南之屬抗其題，(《黃石三略》、《淮南子要略》。)張溫、魚豢之徒分其紀，(張溫《三史略》，魚豢《典略》。)蓋有取乎謨略之遺，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。(鄭樵《通志》二十略。)以之次比政事，編著功猷，足以臨蒞邦人，冠冕列傳，揆諸記載，體例允符，非謂如裴子野之刪《宋略》，但取節文為義者也。
○和州志列傳總論
志曰：傳志之文，古無定體。《左氏》所引《軍志》、《周志》諸文，即傳也。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問，皆曰"於傳有之"，即志也。六藝為經，則《論語》、《禮記》之文謂之傳。卦爻為經，則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謂之傳。自《左氏春秋》依經起義，兼史為裁。而司馬遷七十列傳，略參其例；固以十二本紀，竊比《春秋》者矣。夫其人別為篇，類從相次，按諸《左氏》，稍覺方嚴，而別識心裁，略規諸子。揆其命名之初，諸傳之依《春秋》，不過如諸記之因經禮，因名定體，非有深文。即楚之屈原，將漢之賈生合傳；談天鄒衍，綴大儒孟荀之篇；因人徵類，品藻無方，詠嘆激昂，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。(呂氏十二紀似本紀所宗，八覽似八書所宗，六論似列傳所宗。)班史一卷之中，人分首尾，傳名既定，規制綦密。然逸民四皓之屬，王貢之附庸也。王吉、韋賢諸人，《儒林》之別族也。附庸如顓臾之寄魯，署目無聞；別族如田陳之居齊，重開標額；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，辨俗則東方不諱諧言；蓋卓識鴻裁，猶未可量以一轍矣。範氏東漢之作，則題目繁碎，有類米鹽；傳中所列姓名，篇首必標子注。於是列傳之體，如注告身，首徵祖系，末綴孫曾，循次編年，惟恐失墜。求如陳壽之述《蜀志》，旁採《季漢輔臣》，沈約之傳靈運，通論六朝文史者，不為繩墨拘牽，微存作者之意，跫然如空谷之足音矣。然師般不作，規矩猶存。比緝成編，以待能者；和而不倡，宜若可為；第以著述多門，通材達識，不當坐是為詹詹爾。至於正史之外，雜記之書，若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，論述策詔，皆稱為傳。(《漢·藝文志》有《高祖傳》十三篇，《孝文傳》十一篇。)則故事之祖也。《穆天子傳》、《漢武內傳》，小說之屬也。劉向《列女傳》，嵇康《高士傳》，專門之紀也。王肅《家傳》，王裒《世傳》，一家之書也。《東方朔傳》、《陸先生傳》，一人之行也。至於郡邑之志，則自東京以往，訖於六朝而還，若《陳留耆舊傳》，《會稽先賢傳》之類；其不為傳名者，若《襄陽耆舊記》、《豫章志后撰》之類；載筆繁委，不可勝數。網羅放失，綴輯前聞，譬彼叢流趨壑，細大不捐；五金在冶，利鈍並鑄者矣。司馬遷曰："百家言不雅馴，搢紳先生難言之。"又曰："不離古文者近是。"又曰："擇其言尤雅者。"載籍極博，折衷六藝。《詩》、《書》雖闕，虞夏可知。"然則旁推曲證，聞見相參，顯微闡幽，折衷至當，要使文成法立，安可拘拘為划地之趨哉？
夫合甘辛而致味，通纂組以成文，低昂時代，衡鑒士風，論世之學也。同時比德，附出均編，類次之法也。情有激而如平，旨似諷而實惜，予奪之權也。或反證若比，或遙引如興；一事互為詳略，異撰忽爾同編，品節之理也。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聚公私之記載，參百家之短長，不能自具心裁，而斤斤焉徒為文案之孔目，何以使觀者興起，而遽欲刊垂不朽耶。且國史徵於外志，外志徵於家牒，所徵者博，然后可以備約取也。今之外志，紀傳無分，名實多爽，既以人物列女標為專門，又以文苑鄉賢區為定品；裁節史傳，刪略事實，逐條附注，有似類書摘比之規，非復古人傳記之學；擬於國別為書，丘分作志，不亦難乎？又其甲科仕宦，或詳選舉之條；志狀碑銘，列入藝文之內。一人之事，復見疊出，或注傳詳某卷，或注事見某條；此殆有類本草注葯，根實異部分收；韻書通音，平仄互標為用者矣。文非雅馴，學者難言。今以正史通裁，特標列傳，旁推互證，勒為專家，上裨古史遺文，下備后人採錄；庶有作者，得以考求。如謂不然，請俟來哲。
○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
孔子曰："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"又曰："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。"夫網羅散失，繹簡編，所見所聞，時得疑似，非貴闕然不講也。夫郭公夏五，原無深文；耒耜網罟，亦存論說。而《春秋》仍列故題，《尚書》斷自《堯典》；疑者闕而弗竟，闕者存而弗刪，斯其慎也。司馬遷曰："書闕有間，其軼時時見於他說。"夫疑似之跡，未必無他說可參，而舊簡以古文為宗，百家以雅馴是擇，心知其意，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。班固《東方朔傳》，以謂奇言怪語，附著者多，遂詳錄其諧隱射覆瑣屑之談，以見朔實止此，是史氏釋疑之家法也。陳壽《蜀志》，以諸葛不立史官，蜀事窮於搜訪，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贊，略存姓氏，以致其意，是史牒闕文之舊章也。(壽別撰《益部耆舊傳》十卷，是壽未嘗略蜀也。《益部耆舊傳》不入《蜀志》，體例各有當也。或以譏壽，非也。)自史學失傳，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，喜繁辭者，或雜奇訝之說；好簡潔者，或刪經要之言；(《晉書》喜採小說，《唐書》每刪章奏。)多聞之旨不遵，慎言之訓誤解。若以形涉傳疑，事通附會，含毫莫斷，故牒難徵，謂當削去篇章，方合闕文之說；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，更復何闕之有？鄭樵著《校讎略》，以謂館閣徵書，舊有闕書之目；凡考文者，必當錄其部次，購訪天下。其論可謂精矣。
竊謂典籍如此，人文亦然。凡作史者，宜取論次之餘，或有人著而事不詳，若傳歧而論不一者，與夫顯列名品，未徵事實，清標夷齊，而失載西山之薇；學著顏曾，而不傳東國之業，一隅三反，其類實繁。或由載筆誤刪，或是虛聲泛採，難憑臆斷，當付傳疑；列傳將竟，別裁闕訪之篇，以副慎言之訓；后之觀者，得以考求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，(見上。)常璩之華陽士女，(《華陽國志》有序錄士女志，止列姓名，雲其事未詳。)不亦善乎？至於州縣之志，體宜比史加詳；而向來撰志，條規人物，限於尺幅，摘比事實，附注略節，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，約略相同。至其所注事實，率似計荐考語，案牘讞文，駢偶其詞，斷而不敘。士曰孝友端方，慈祥愷悌；吏稱廉能清慎，忠信仁良；學盡昜儒，貞皆姜女；千篇一律，葭葦茫然，又何觀焉？今用史氏通裁，特標列傳。務取有文可誦，據實堪書；前志所遺，搜訪略盡。他若標名略注，事實難徵，世遠年湮，不可尋訪，存之則無賴可歸，削之則潛德弗曜；凡若此者，悉編為《闕訪列傳》，以俟后來者之別擇雲爾。
○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
《記》曰："疏通知遠，《書》教也。比事屬辭，《春秋》教也。"言述作殊方，而風教有異也。孟子曰："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"言墳籍具存，而作者之旨，不可不辨也。古者史官各有成法，辭文旨遠，存乎其人。孟子所謂其文則史，孔子以謂義則竊取，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，而義意為聖人所獨裁。然則良史善書，亦必有道矣。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，《春秋》列國之良史，若董狐、南史之直筆，左史倚相之博雅，其大較也。竊意南、董、左史之流，當時必有師法授受。第以專門之業，事遠失傳，今不得而悉究之也。司馬遷網羅散失，採獲舊聞，撰為百三十篇，以紹《春秋》之業。其於衰周戰國所為《春秋》家言，如晏嬰、虞卿、呂不韋之徒，(《晏子春秋》、《虞氏春秋》、《呂氏春秋》，皆有比事屬辭之體。即當時《春秋》家言，各有派別，不盡春王正月一體也。)皆敘錄其著述之大凡，緝比論次；所以明己之博採諸家，折衷六藝，淵源流別，不得不詳所自也。(司馬遷《自序》紹《春秋》之業，蓋溯其派別有自，非僣妄之言。)司馬氏歿，班固氏作，論次西京史事，全錄《太史自序》，推其義例，殆與相如、揚雄列傳同科。範蔚宗《后漢》之述班固，踵成故事，墨守舊法，繩度不逾；雖無獨斷之才，猶有餼羊告朔，禮廢文存者也。及《宋書》之傳範蔚宗，《晉書》之傳陳壽，或雜次文人之列，或猥編同時之人，而於史學淵源，作述家法，不復致意，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。至於唐修《晉》、《隋》二書，惟資眾力。人才既散，共事之人，不可盡知，或附著他人傳末，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，不復別有記載，乃使《春秋》家學，塞絕梯航，史氏師傳，茫如河漢。譬彼收族無人，家牒自亂；淄流驅散，梵剎坐荒；勢有必至，理有固然者也。
夫馬、班著史，等於伏、孔傳經。大義微言，心傳口授；或欲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；或使大儒伏閣，受業於其女弟。豈若后代紀傳，義盡於簡篇，文同於胥史，拘牽凡例，一覽無遺者耶？然馬、班《儒林》之篇，能以六藝為綱，師儒傳授。繩貫珠聯，自成經緯；所以明師法之相承，溯淵源於不替者也。(《儒林傳》體，以經為綱，以人為緯，非若尋常列傳，詳一人之生平者也。自《后漢書》以下，失其傳矣。)后代史官之傳，苟能熟究古人師法，略仿經師傳例，標史為綱，因以作述流別，互相經緯。試以馬、班而論，其先藉之資，《世本》、《國策》之於遷《史》，揚雄、劉歆之於《漢書》是也。后衍其傳，如楊惲之布遷《史》，馬融之受《漢書》是也。別治疏注，如遷《史》之徐廣、裴骃，《漢書》之服虔、應劭是也。凡若此者，並中依類為編，申明家學，以書為主，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，則《春秋》經世，雖謂至今存焉可也。至於后漢之史，劉珍、袁宏之作，華嶠、謝承、司馬彪之書，皆與範氏並列賅存。晉氏之史，自王隱、虞預、何法盛、干寶、陸機、謝靈運之流，作者凡一十八家，亦雲盛矣。而后人修史，不能條別諸家體裁，論次群書得失，萃合一篇之中。比如郢人善斫，質喪何求？夏禮能言，無徵不信者也。他若聚眾修書，立監置紀，尤當考定篇章，覆審文字，其紀某書，編之誰氏，某表某傳，撰自何人。乃使讀者察其臧慝，定其是非；庶幾涇渭雖淆，淄澠可辨；末流之弊，猶恃堤防。而唐、宋諸家，訖無專錄，遂使經生帖括，詞賦雕蟲，並得啁啾班、馬之堂，攘臂汗青之業者矣。
○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
晉摯虞創為《文章志》，敘文士之生平，論辭章之端委；範史《文苑列傳》所由仿也。自是文士記傳，代有綴筆，而文苑入史，亦遂奉為成規。至於史學流別，討論無聞，而史官得失，亦遂置之度量之外。甚矣，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。夫遷、固之書，不立文苑，非無文也；老莊申韓、管晏、孟荀、相如、揚雄、枚乘鄒陽，所為列傳，皆於著述之業，未嘗不三致意焉。不標文苑，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。文苑而有傳，蓋由學無專家，是文章之衰也。然而史臣載筆，侈言文苑，而於《春秋》家學，派別源流，未嘗稍容心焉，不知將自命其史為何如也？《文章志》傳，摯虞而后，沈約、傅亮、張騭諸人，紛紛撰錄，(傅亮《續文章志》，沈約《宋世文章志》，張騭《文士傳》。)指亦不勝屈矣。然而史臣採摭，存其大凡，著錄諸書，今皆亡失。則史氏原委，編摩故跡，當其撰輯成書之際，公縢私楮，未必全無徵考也。乃前史不列專題，后學不知宗要，則雖有蹤跡，要亦亡失無存。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，而家世其業者，乃轉不如文採辭章，猶得與於常寶鼎《文選著作人名》之列也。(常書凡三卷。)唐李肇著《經史釋題》，宗諫注《十三代史目》。其書編於目錄部類，則未通乎記傳之宏裁也。趙宋孔平仲，嘗著《良史事跡》，其書今亦不傳，而著錄僅有一卷，則亦猥陋不足觀採也。
夫史臣創例，各有所因；列女本於劉向，孝義本於蕭廣濟，(晉人，作《孝子傳》。)忠義本於梁元帝，(《忠臣傳》三十卷。)隱逸本於皇甫謚，(《逸士傳》、《高士傳》。)皆前史通裁，因時制義者也。馬、班《儒林》之傳，本於博士所業；惜未取史官之掌，勒為專書。后人學識，不逮前人，故使未得所承，無能為役也。漢儒傳經，師法亡矣。后史儒林之篇，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，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，就其所業，以志一代之學。則馬、班作史，家法既失，后代史官之事，縱或不能協其義例，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，人文上下，論次為傳，以集一史之成乎？夫儒林治經，而文苑談藝，史官之業，介乎其間，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。或以藝文部次，登其卷帙，敘錄后語，略標作者之旨，以謂史部要旨，已見大凡。則不知經師傳注，文士辭章，藝文未嘗不著其部次；而儒林文苑之篇，詳考生平，別為品藻，參觀互證，胡可忽諸？其或事跡繁多，別標特傳，不能合為一篇，則於史官篇內，亦當存錄姓名，更注別自有傳。董仲舒、王吉、韋賢之例，自有舊章，(仲舒治《春秋》，王吉治《毛詩》，韋賢治《魯詩》，並見《儒林》而別有專傳。)兩無妨害者也。夫荀卿著《禮》、《樂》之論，乃非十二子書，莊周恣荒唐之言，猶敘禽、墨諸子，欲成一家之作，而不於前人論著，條析分明，祖述淵源，折衷至當；雖欲有功前人，嘉惠來學，譬則卻步求前，未有得其至焉者也。
○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
州縣志書，論次前人撰述，特編列傳，蓋創例也。舉此而推之四方，使《春秋》經世，史氏家法，燦然大明於天下，則外志既治，書有統會，而國史要刪，可以抵掌言也。雖然，有難敘者三，有不可不敘者三，載筆之士，不可不熟察此論也。
何謂難敘者三？一曰書無家法，文不足觀，易於散落也。唐宋以后，史法失傳，特言乎馬、班專門之業，不能復耳。若其紀表成規，志傳舊例，曆久不渝，等於科舉程式，功令條例，雖中庸史官，皆可勉副繩墨，粗就隱括；故書雖優劣不齊，短長互見，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。外志規矩蕩然，體裁無準，摘比似類書，注記如簿冊，質言似胥吏，文語若尺牘；觀者茫然，莫能知其宗旨。文學之士，鄙棄不觀；新編告成，舊志遽沒。比如寒暑之易冠衣，傳舍之留過客，欲求存錄，不亦難乎？二曰纂修諸家，行業不詳，難於立傳也。史館徵儒，類皆文學之士，通籍朝紳，其中且有名公卿焉。著述或見藝文，行業或詳列傳，參伍考求，猶易集也。州縣志書，不過一時游宦之士，偶爾過從；啟局殺青，不逾歲月，討論商榷，不出州閭。其人或有潛德莫徵，懿修未顯；所游不知其常，所習不知其業，等於萍蹤之聚，鴻爪之留；即欲效文苑之聯編，仿儒林之列傳，何可得耶？三曰題序蕪濫，體要久亡，難徵錄例也。馬、班之傳，皆錄自序。蓋其生平行業，與夫筆削大凡，自序已明；據本直書，編入列傳；讀者苟能自得，則於其書思過半矣。原敘錄之所作，雖本《易·系》、《詩》篇，而史氏要刪，實自校讎諸家，特重其體。劉向所謂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上之文，類皆明白峻潔，於其書與人，確然並有發明。簡首題辭，有裨后學，職是故也。后代文無體要，職非校勘，皆能率爾操觚；凡有簡編，輒題弁語，言出公家，理皆泛指。掩其部次，驟讀序言，不知所指何人，所稱何事。而文人積習相沿，莫能自反，抑亦惑矣。州縣修志，尤以多序為榮，隸草夸書，風雲競體。棠陰花滿，先為循吏頌辭；水激山峨，又作人文通贊。千書一律，觀者索然；移之甲乙可也，畀之丙丁可也。尚得採其舊志序言，錄其前書凡例，作列傳之取材，為一書之條貫耶？凡此三者，所為難敘者也。
何謂不可不敘者三？一曰前志不當，后志改之，宜存互證也。天下耳目無窮，一人聰明有限，《禹貢》岷山之文尚矣，得《緬志》，而江源詳於金沙。鄭玄娑尊之說古矣，得王肅，而鑄金鑿其犧背。窮經之業，后或勝前；豈作志之才，一成不易耶？然后人裁定新編，未必遽存故錄；苟前志失敘，何由知更定之苦心，識辨裁之至當？是則論次前錄，非特為舊志存其姓氏，亦可為新志明其別裁耳。二曰前志有徵，后志誤改，當備採擇也。人心不同，如其面也，為文亦復稱是。史家積習，喜改舊文，取其易就凡例，本非有意苛求。然淮陰帶劍，不辨何人；(太史公《韓信傳》雲：淮陰少年辱信雲"若雖長大，中情怯耳"。班固刪去"若"字，文義便晦。)太尉攜頭，誰當假借？(前人議《新唐書·段秀實傳》雲；柳宗元狀稱太尉曰："吾帶吾頭來矣。"文自明。《新唐書》改雲："吾帶頭來矣。"是誰之頭耶？)不存當日原文，則三更其手，非特亥豕傳訛，將恐蟲魚易體矣。三曰志當遞續，不當迭改，宜衷凡例也。遷書採《世本》、《國策》，集《尚書》世紀，《南·北史》集沈、蕭、姚、李八家之書，未聞新編告成，遽將舊書復瓿也。區區州縣志乘，既無別識心裁，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，務欲炫長，未窺龍門之藩，先習狙公之術，移三易四，輾轉相因，所謂自擾也。夫三十年為一世，可以補輯遺文，蒐羅掌故。更三十年而往，遺待后賢，使甲編乙錄，新新相承，略如班之續馬，範之繼班，不亦善乎？藉使前書義例未全，凡目有闕，后人創起，欲補逸文，亦當如馬無地理，班《志》直溯《夏書》；梁、陳無志，《隋書》上通五代；(梁、陳、北齊、后周、隋五代。)例由義制，何在不然？乃竟粗更凡目，全錄舊文；得魚忘筌，有同剽竊，如之何其可也．然琴瑟不調，改而更張。今玆創定一書，不能拘於遞續之例；或且以矛陷盾，我則不辭；后有來者，或當鑒其衷曲耳。曆敘前志，存其規模，亦見創例新編，初非得已。凡此三者，所謂不得不敘者也。
○和州文徵序例
乾隆三十九年，撰《和州志》四十二篇。編摩既讬，因採州中著述有裨文獻，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，輯為奏議二卷，徵述三卷，論著一卷，詩賦二卷，合為《文徵》八卷，凡若干篇。既條其別，因述所以採輯之故，為之敘錄。
敘曰：古人著述，各自名家，未有採輯諸人，裒合為集者也。自專門之學散，而別集之風日繁，其文既非一律，而其言時有所長，則選輯之事興焉。至於史部所徵，漢代猶為近古。雖相如、揚雄、枚乘、鄒陽，但取辭賦華言，編為列傳；原史臣之意，雖以存錄當時風雅，亦以人類不齊，文章之重，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；不盡如后世拘牽文義，列傳止徵行跡也。但西京風氣簡質，而遷、固亦自為一家之書，故得用其義例。后世文字，如濫觴之流為江河，不與分部別收，則紀載充棟，將不可紀極矣。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，欲取朝廷詔令，臣下章奏，仿表志專門之例，別為一體。類次紀傳之中，其意可為善矣。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，而文辭特編入史，亦恐浩博難罄，此后世所以存其說，而訖不能行也。
夫史氏之書，義例甚廣；《詩》、《書》之體，有異《春秋》。若《國語》十二，《國風》十五，所謂典訓風謠，各有攸當。是以太師陳詩，外史又掌四方之志；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。自孔逭《文苑》、蕭統《文選》而后，唐有《文粹》，宋有《文鑒》，皆括代選文，廣搜眾體。然其命意發凡，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，經生帖括之風，其於史事，未甚親切也。至於元人《文類》，則習久而漸覺其非；故其撰輯文辭，每存史意，序例亦既明言之矣。然條別未分，其於文學源流，鮮所論次。又古人雲："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"作者生平大節，及其所著書名，似宜存李善《文選》注例，稍為疏證。至於建言發論，往往有文採斐然，讀者興起，而終篇扼腕，不知本事始末何如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，聆妙曲而不終，未免使人難為懷矣。凡若此者，並是論文有餘，證史不足，后來考史諸家，不可不熟議者也。至若方州選文，《國語》、《國風》之說遠矣。若近代《中州》、《河汾》諸集，《梁園》、《金陵》諸篇，皆能畫界論文，略寓徵獻之意，是亦可矣。奈何志家編次藝文，不明諸史體裁，乃以詩辭歌賦、記傳雜文，全仿選文之例，列於書志之中，可謂不知倫類者也。是用修志餘暇，採摭諸體，草創規制，約略以類相從，為敘錄其流別，庶幾踵斯事者，得以增華雲爾。
奏議第一
文徵首奏議，猶志首編紀也。自蕭統選文，以賦為一書冠冕，論時則班固后於屈原，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，此其義例，豈復可為典要？而后代選文之家，奉為百世不祧之祖。亦可怪已。今取奏議冠首，而官府文移附之。奏議擬之於紀，而文移擬之政略，皆掌故之藏也。
徵述第二
徵述者，記傳序述志狀碑銘諸體也。其文與列傳圖書，互為詳略。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，文人別集之中，應酬存錄之作，亦往往有記傳諸體，可裨史事者。蕭統選文之時，尚未有此也。后代文集中兼史體，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，則徵述之文，要為不易者矣。
論著第三
論著者，諸子遺風，所以讬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，其端於是焉在。劉勰謂論之命名，始於《論語》，其言當矣。晁氏《讀書志》，授"論道經邦"，出於《尚書》，因詆劉氏之疏略。夫《周官》篇出偽古文，晁氏曾不之察，亦其惑也。諸子風衰，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，若書牘題跋之類，則又因事立言，亦論著之派別也。
詩賦第四
詩賦者，六義之遺。《國風》一體，實於州縣文徵為近。《甘泉》《上林》，班固錄於列傳，行之當世可也。后代文繁，固當別為專書。惟詩賦家流，至於近世，溺於辭採，不得古者國史序《詩》之意；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，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。玆取前人賦詠，依次編列，以存風雅之遺；同時之人，概從附錄，以俟后來者之別擇焉。
《文史通義》 清·章學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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